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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战略能否真的奏效？既可能，又不可能。说它可能，是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没有被否定。尽管远谈不上健全，市场经济还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下踉跄地发展着，并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和财富。更何况，中国还有足够多的低价劳动力，可以在国际贸易领域尽显某种“优势”。在上述意义内，GDP的连年大幅增长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只是到了最近，这种增长模式内含的危机才逐渐暴露出来，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则给国内公开的或潜在的经济疮疤添了一把盐。说它不可能，又因为体制内反贪腐绝无成功希望，否则人性就该改写，人类的历史也早该是另外一幅模样。30年来，体制内反贪不可谓不努力，但贪官越整越多，贪术越整越高，反“反贪”的手段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无耻。中国的官僚权贵集团、产业权贵集团和文化权贵集团已经在六四后短短的20年间分别坐大，以至有人说，中国的几百个权贵家族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脉！
究竟谁在“革”共产党的“命”？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也不是什么“敌对势力”，而恰恰是这些凭借专制体制飞黄腾达的权贵资本和各个领域的官僚权势集团！――这一点，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因为正是他们的为所欲为，造成增长中的GDP的不良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官民冲突，造成让党的最高领导人寝食不安的“稳定”危局。不过30年啊！当年那么昏庸无道的大明帝国，还维持了276年之久；大清帝国也延续了12帝，如果不是外力压迫、内部变化，也许还会多维持个一代、两代。中共建政不过60年，改革开放仅仅30年，领导人更替也不过三、四代，虽然外表还摆出一付“盛世”模样，骨子里却已经腐朽。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历史一幕？！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形势。
当然，对同一个现象，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面对“盛世”外表下的深刻危机，仅就中国共产党党内言，已经出现三种不同的声音，每种声音代表着一个特定的立场，一种回应危机的方案。
第一种声音，党内民主派的声音。他们认为，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路线最终是难免要失败的。体制内反腐解决不了体制性贪腐的顽症；只有宪政民主，中国才有希望，而宪政民主意味着不能再继续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老路。
第二种声音是党内“毛派”的声音。“毛派”指责30年改革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制造了大批“新生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只有回到毛的“继续革命”立场，回到“公有制”，回到文革式的“大民主”，中国才有希望。这个中共党内“左翼”派别的出现和近几年来的“当红”，一方面证明了毛的遗产的复杂性、多面性，另方面也证明，中共压根儿也没有对这笔遗产做过真正认真的、够水准的历史清理，以至在许多最基本的问题上竟然还歧见迭出，一团混乱。
第三种声音则是通过“主流传媒”传达的党的“主旋律”声音。这种声音过于熟悉，在此就不必赘言了。总的说，只要党的最高领导集团还没有从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中找到出路，或者即便内心明白但一时半会儿还不便说出，也没有真的下定决心走出历史决定性的一步时，他们就只能继续维持那套自欺欺人的“特色”神话，既忽悠全国的老百姓，也忽悠当权者自己。所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要用“核心价值观”对抗普世价值，用“特色社会主义”对抗宪政民主，不过是此类装腔作势立场的最新表现而已。今年“两会”期间围绕吴邦国的人大工作报告在官办媒体上展开的铺天盖地般的反“西化”、反“三权分立”、反“两院制”的宣传，则再一次暴露了官方意识形态色厉内荏的虚伪性质。
以上三种不同声音的并存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党内认知上的分化已经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这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出现的一个新特点，也是中共作为老牌专制主义政党正在走向衰落的明显标志。
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责任：引领中共实现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
那么历史如何继续往前走？去年12月，民间发表了呼吁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代表了自由知识界和广大公民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建设一个宪政中国的心声。就体制内改革言，人们则希望，党内民主派能逐渐发展壮大，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引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现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的历史责任。这种“希望”并非虚妄，它是对中共党内三种立场各自会引出何种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首先，“毛派”主张的无出路性是明摆着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回到文革，除非中国人都是弱智，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不可救药的民族。我并不赞成对毛泽东年代的全盘否定，对毛本人和毛时代的遗产确实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历史清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用“继续革命”的办法解决不了“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过去如是，今天仍然如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它曾反映了一代共产党强人领袖的冲天豪情。更何况，毛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什么“人民民主”或“大民主”。独裁者半是出于乌托邦想象、半是出于党内斗争需要恩赐给他的臣民的“上海一月革命”式的“民主”，与真正的公民自由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次，“主旋律”主张的无出路性也是明摆着的。面对深刻的社会矛盾，采用鸵鸟政策，坚持“特色”神话，无助于化解执政者的危机，却在客观上保护了权贵势力，等于共产党的慢性自杀。君不见建国60年，如此“乾坤扭转”的“历史纪念”年头，我们的中央政府却是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全年工作的总纲，还先后把全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招来北京，接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培训，执政者危机感之深刻、之切肤由此可见一斑。但为什么不敢在政治改革方面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呢？须知，将错就错，抱守残缺，犹抱琵琶，硬充好汉，既不敢在国际场合公开与世界民主大趋势叫板，又在内部死守专制政治的底线，这是最无能的选择，也是最糟糕的选择。
只有党内民主派的主张切中时弊，他们的见解与民间自由力量关于中国前途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了良心尚存的体制内人士对形势的清醒判断。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宪政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在中共党内民主派。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演变，我在我的那篇《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结尾处，曾分析了这样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中共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民间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主导中国的改革，通过较平稳的制度转型，达致宪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崩溃；
第三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死而不僵。
显然，只有第一种可能，才是我们要尽力争取的，因为它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这条路既是中国的出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出路。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必然死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却有可能获得新生。这种新生的前提和途径则是成功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那么，何为理念转型？何为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党内民主派显然肩负着引领中国共产党完成这样两个转型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当然，今天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还很弱小，阻碍中共实现两个转型的党内对抗力量（特别是权贵资本的力量）又十分强大，这容易让人感到悲观。中共党内民主派要能够左右中共的发展方向，引领中共的未来，就必须在中共组织内的各个层级上产生自己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特别是在中央决策层产生这样的人物。由于这个体制的腐朽和它所特有的逆淘汰人才选拔机制，产生这样的人物和这样一种力量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这些都是事实，不可视而不见。但我还是相信一点：历史总是要向前走的。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执政党或是自己主动改，或是被历史推着改，或是被历史所淘汰。无非是这几种可能。如果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拥有数千万党员的、诺大的中国共产党里边竟然产生不了几个像样的改革者，产生不了一群真正以中华民族未来为己任的、敢于向旧体制宣战的大智大勇之人，产生不了能够引领这个党走向新生的一支健康力量，那只能证明这个党真的气数已尽，无可救药了。果若如此，则不独是这个党的悲哀，也实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相信，众多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本书作者们的努力，就是在向相反方向，也就是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的方向，所作的努力。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本书各篇鸿文的大致介绍
本书共辑入12位老共产党人的大作。
李锐先生和胡绩伟先生是读者十分熟悉的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李老以一部《庐山会议实录》名扬天下；胡老上个世纪80年代执掌《人民日报》，为“人民性”振臂呐喊。二人都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改革先锋。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90多岁，但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这个党的前途。记得在两位老人家中，晚辈与他们切磋书稿的主题、结构时，两位老前辈都极其认真。稿子也都经过反复推敲、修改。李老的文章题目是“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这是对耀邦先生人格的赞美，反过来也是对这个体制培养了大批“奴才”的尖锐批判。李老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专制王朝，老百姓当惯奴隶，少数官员效忠当奴才。过去共产党是必须当驯服工具，群众学雷锋当螺丝钉，少数奴才们助纣为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是胡耀邦开始打破这个传统。“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李老还在文章中引用了88岁寿辰时自己写的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并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老这些年来在老伴狄沙女士的协助下著述颇丰，不断有新作问世。这次胡老给本书提供的文章是“要自由民主，还是专制垄断？”胡老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自由民主的路线，一条是专制垄断的路线。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实行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路线，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他搞的是一个专制垄断的社会。”据胡老看，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12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12年；这个“胡赵新政”，是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路线的继续，可惜后来被党内的保守势力腰斩。对于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胡老认为，2007年谢韬提出中国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点引起很大反响，但“我左右寻思，感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一词更为合适，虽然多少有些不得已”。事实上，胡老近年来一直主张用“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来概括今天的改革，认为这种提法执政者更有可能接受。值此耀邦去世20周年，也是“六四”20周年纪念之际，胡老呼吁，应该从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开始，走向平反六四，为中国的改革开出新局。
谢韬先生也是我所尊敬的共产党人老前辈。我和谢老还有一段师生缘分。那是20多年前，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谢老是研究生院的第一副院长。1987年，我们曾同乘一列火车到襄樊游览古隆中诸葛亮故居，后到湖南张家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有机会向谢老当面讨教，包括那个把谢老牵连进去的胡风案件。时隔多年后师生再次见面，谢老已因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名噪海内外。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去谢老家拜访谢老，讨论谢老为本书提供文章的主题。谢老当时精神非常好，与晚辈围坐沙发，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我们商定谢老这篇文章的主题将围绕执政党的组织转型话题展开。谢老已经就这个话题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第20期《领导者》杂志上，但言犹未尽，很想就此机会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谢老还索要了一些有关耀邦的资料，表示在访谈、写作前再做些研究准备。遗憾的是，这件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谢老就突发脑血管病住进了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谢老的病情已有很大好转，但继续原来的访谈、写作计划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本书收录了谢老在《领导者》刊发过的那篇文章“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供读者分享。这篇文章指出，共产党强调自己的“先锋队”性质，组织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权制”，在政党组织形态上其实是极其落后的。“先锋队”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建设一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开放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这样一个政党应该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强调“分权”而不是“集权”。谢老还以国民党为例，指出“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已经经历了从革命党到专政党再到宪政党的转变。1948年‘行宪’后，本来国民党就应当向宪政党转化了，由于在内战中失败，国民党先是在大陆后来在台湾实行了四十年‘戒严状态’，延误了组织转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觉悟越早，转型越及时，对于党的未来发展就越有利。”――这真是一位老共产党人拳拳爱国、爱党、又企图去“救党”的肺腑之言。我们衷心希望，谢老能早日康复，继续为我们这个民族展现他的良知，贡献他的智慧。
何方先生1950年代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重大建树。这次何老为本书提供的重文是讨论耀邦对民族政策问题的贡献。众所周知，民族问题历来是十分敏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话题，最近由于西藏问题的凸显，这个话题尤其具有格外的尖锐性。何老并没有做任何回避，而是严肃批评了执政党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实行中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党历来在所管辖的地区，都强调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国后不但没有放松，而且还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得到不断加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的人治，也就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在内地如此，对少数民族地区更不放心。既然党管一切，哪里还谈得上‘民族自治’？”“我们不只是要‘党管一切’，而且还要‘汉人当权’。例如以前苏联也是实行一党专政和以党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把手大体上都是该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出身，党委和政府成员也多由本地人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来。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担任实职，而不是虚位。有的全党和全国领袖就出身于少数民族，如斯大林、铁托。这在中国，既没有发生过，也不能想象。”就西藏而言，何老并没有否定共产党本意在“解放百万农奴”的初衷，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还以救世主自居，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从外面输入的这种制度变革，大大超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认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加。”“我们长期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看待民族问题，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看宗教，所以对宗教总是不信任，总有一种近乎自发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还要按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造。这当然只能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又习惯于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强制教育和进行镇压。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想想近年来西藏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金玉良言真值得我们的当政者驻足沉思！何老在文章中回顾了耀邦对民族问题的主张，认为应该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实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何老特别强调，“所有这些旨在使各民族团结友好、爱国家爱民族，使自治区和平稳定、繁荣开放的政策与措施，能够实现的先决条件，还是整个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经过政治改革，变成一个宪政法治的国家，否则没有可能。”这篇材料翔实、说理充分的两万字的长文，很难想象出自一位87岁高龄的老人之手。何老写此文时，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导致失眠，曾一度住院。即便是在病床上，何老的思考与写作也没有停止。其情其景，实在令人感佩。
钟沛璋、辛子陵、林京耀三位先生的文章则从耀邦与知识、知识分子，耀邦反对文化专制，耀邦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等不同角度，对耀邦先生做了深情回忆，强调要继续耀邦未竟的事业，把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
钟老上个世纪50年代就在《中国青年报》工作，80年代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与耀邦有不少工作上的接触。“当时中宣部也在中南海办公，有机会见到耀邦同志。我看到香港报刊登载许多以胡乔木为代表坚持极左观点的一些领导，对耀邦的攻击活动，感到很担憂。一次我带了几本香港刋物去见耀邦，想请他看一下。耀邦却坦然明确地对我说：‘我不看！’。有一次去看耀邦，他正在案前思考，他说：‘不要夸大文艺作品的作用，应该允许创作自由，不要把文艺创作看成洪水猛兽。’可以看出为了保护文艺创作自由，耀邦想了许多。”钟老是著名的“两头真”式的老共产党人，他的回忆让我们不由得生出几多思考，又几多感慨！
子陵先生的大作则在纪念耀邦的基础上，把论题直指当代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钳制舆论，万马齐喑，众口一词，党犯多大错误都是‘伟、光、正’，领袖犯多大错误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再遭受严重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建设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纪念耀邦同志，我们要继续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斗争。”事实上，这些年来，子陵先生自己就创作了大量独立研究基础上的严肃作品，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为本书提供的这篇文章中，子陵先生回顾了建国6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和被扭曲的坎坷历史，呼吁新闻改革不能再拖延，公民要有“臧否时政的自由，有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批评的自由”；还应该“设置对立面，扶持民营报刊”；再就是“制定新闻出版法，新闻出版彻底摆脱人治”。共产党真的要惩治腐败，新闻自由是最好的良方。“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的党内反腐机构管不住党内的官员，官员监督官员，等于用白猫监督花猫，是靠不住的，多年来‘越反越腐’就是证明。真想反腐败，就把对官员的监督交给群众，交给媒体。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败的诚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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