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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支持发展民营企业，把个体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发展誉为当代中国的“光彩事业”，这些，林京耀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做了宝贵的回忆。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乡的个体买卖活动出现并且发展迅速，“有人把从事贩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人称为‘二道贩子’，对此，耀邦同志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农民手里只有点粮食，不贩卖粮食还有什么好卖！应当允许长途贩运，应当帮助农民出卖余粮！’这样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和个体商贩贩卖农副产品的活动，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事实上，耀邦还系统地提出了有助于改善民生的“富民政策”。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富民”最后变成了“富官”，这是后话，也是今天中国宪政改革必须解决的难题。
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制定，是普通读者通常不熟悉的领域；耀邦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恐怕就更少为人知晓。宋以敏女士的长文“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为我们展示了这个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堪称是一篇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有分量的作品。以敏教授的文章上来就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可能重视不够。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是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极为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或被抹杀，或被歪曲，人们很难看到历史真相。”以敏教授用大量史料证明，正是胡耀邦，较早得出关于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那就是应该用“和平”代替“战争”，用“发展”代替“革命”，并以此作为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正是胡耀邦，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一改过去外交政策中的“一边倒”或“一条线”。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耀邦也有很大功劳。而“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以敏女士是何方先生的夫人，夫妇二人同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所以这篇文章自然也倾注了何老的心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这对老夫妇、也是两位诚挚的老共产党人联袂向读者做出的奉献。
在讨论了内政、外交诸领域耀邦的杰出贡献和它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后，我想换个角度，提请读者关注一个更具思想意味的话题。一般而言，关于耀邦与这个体制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所具有的矛盾的、乃至相互错位的性质，迄今为止还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的研究和反思。张显扬和杜光两位先生为本书提供的重文，则对此做了有意义的探索性开掘。
显扬先生在本书作者群中，是很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既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却又因“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于1987年被开除党籍。不过，这倒也成就了显扬先生作为叛逆者和独立思想者的英名。显扬先生这次提供的文章标题是“胡耀邦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这篇三万字的长文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胡耀邦是一个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那些批评耀邦的人则是“党国主体”论者，或“权力主体”论者，一切以党国的权力、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为转移。而耀邦在和这些人抗争时“只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正派，却没有把这些恶行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联系起来。其实，这正是他们所服膺的以‘党性’为标榜的党文化使然。见利忘义，出尔反尔，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是这个党文化在党内斗争中很正常的表现。几十年来，党内斗争无数，有哪一次不是这样对待不幸沦为斗争对象的人？何况，他不是别人，而是被认定为离经叛道之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去反思，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还深藏着一个与党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类似于一种潜意识，看似默默无闻，实际上一直在引领着他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无意识支配着耀邦行动的个人人格与现存体制的明显错位。显扬先生还指出：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他所关注的，是革命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体系，甚至连“人”这个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于“人民”、“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些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但它绝对符合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自我标榜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群体。所谓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人民主体”思想，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是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独特表现。显扬先生特别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这份人本思想遗产，显得格外珍贵。它对于我们沿着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即‘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和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遗毒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正是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它们既是‘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强大的消毒剂。”
杜光先生也是我很熟识的著名学者，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党内老前辈。杜老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分析了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胡耀邦。这篇文章首先指出：胡耀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或美化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的政治家，“满身透明，满身阳光”。但是，如何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观察胡耀邦的杰出贡献的性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曲折复杂的、至今远没有完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史。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从洋务运动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岁月里，充满着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都不能不在这个矛盾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评价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都应该把他们放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揭开各种各样的粉饰和伪装，从他们对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取舍抉择里，记录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褒贬臧否的结论。”杜老指出：“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华大地还笼罩着专制主义的迷雾的历史时期里，任何一个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不能不屈从这个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所有真诚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大概都处于这样的历史错位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给人以启迪、又可能引发争议的观点。杜老接着探讨了“民主主义的实践怎么会以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为旗帜”这个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话题，讨论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这位老共产党人、如今的自由派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这种19世纪的理想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再度出现，而且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和不幸。“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共产主义，由于缺乏应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流于空想乌托邦的话，那么，在更加落后的东方，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来引导革命，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也许，历史的讽刺就在于，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与民族，企图改变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就越发强烈。因而，在理念的选择上，很容易趋向于虽然高不可攀、却被认为是有可能迅速达到的目标。于是，通过暴力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就成为革命家的最佳选择。但是，由于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个理念的客观条件，结果不能不跌落在更加落后的泥坑里。共产主义并没有把俄罗斯和中国带进天堂，却引出了专制主义的魔王。在这个历史事实里，渗透着多少血和泪的教训啊！”
这样，问题仍然被归结到当代中国的主题，那就是结束专制主义，建设一个符合人类普世原则的宪政民主国家。本书最后给读者奉献的两篇重文――王家典先生的“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和周成启先生的“缅怀耀邦，把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就分别从理论研讨以及制度设计和转型战略两个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王老原是江苏省社科院的民国史专家，这些年专攻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历史贡献。在“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这篇大作中，王老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野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以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为基础，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宗。列宁和第三国际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强调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旧社会内自发地、自然地生长出来。事实上，第三国际共产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体制的产生和形成，最突出的历史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是以这套东西作为意识形态和模式而自觉地、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构建起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则标志着这套东西的彻底破产。“有些共产党的政治家、忠诚信仰者和理论家认为：苏东事变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失败，只不过是一种局部性失败、暂时性挫折而走向了它的低潮时期。是这样吗？不，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苏东事变，是一种全局性的、不可逆转的、永劫不复的失败，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彻底崩溃。”而晚年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自我修正、成熟发展的新阶段。王老认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直接继承了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继续领导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是他们最杰出的思想家代表。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选择和判决，无疑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已经出局，民主社会主义却正在并继续显示它的生命力。”就中国而言，文革后胡耀邦给亿万“政治贱民”摘帽平反，事实上抽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专政对象。“没有了专政对象，专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专政对象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基础瓦解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周老原是经济理论专家，也是基于时代的召唤，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退下后，开始倾全力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于近年推出《中国民主建设研究报告》，这是一个由中共党内人士提出的、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和实践操作价值的重要文献。当我向周老建议把这个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纳入这次为纪念耀邦而作的文章中时，周老欣然同意。周老认为，“我们今天缅怀胡耀邦，最好的办法，是继承他的遗志，把他一直关心和倡导的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把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政治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我认为，实施宪政，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周老的文章列举了民主政治的若干基本通则，着重分析了中国民主化应该争取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长期目标当然指按民主政治的共同游戏规则，全部达到民主政治的各项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达到或者没有达到，这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而是按照共同的游戏规则进行衡量。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是实行民主政治，就必须做到：1，少数服从多数，又保护少数；2，人民代表和政府负责人要通过选举，包括差额选举、竞选执政，有时是一人一票的直选；3，多党制或一党多派制；4，三权分立，权力制衡；5，实行自由平等原则，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自由；6，实行严格的法制和法治；7，人民议政参政；8，军队国家化；9，实行自治，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和群众自治。做到以上各点就算实行了民主政治，达到了民主政治的长期目标。”近期目标则是指近期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那些东西，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我意可以先易后难，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地来。先实行邓小平已经提出过的，后实行邓小平还没有提出过的；先实行已取得共识的，后实行意见分歧大的。譬如：先允许言论自由，让人民群众有‘话语权’，能自由地发表意见，能使每人说真话，做到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再进而允许结社自由，成立新的党派，和共产党展开竞争。应该说，做到第一步是容易的，它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权，影响一党专政。它不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让大家说说话而已。大多数人是好心的，可以建言献策，为国家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化解矛盾。这有利于国家加强执政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周老强调：“一个明智的政治家不会不搞政治改革，也不会忽视党内思想派别的客观存在，更不会动用国家机器、采取‘专政’办法消灭政治异见者。在台湾，统治者尚知吸取教训，面对历史上的惨败与大陆和平统一祖国的呼声，励精图治，并适应人民的民主要求，解严开禁，允许多党竞争，而不敢重蹈历史覆辙，不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中国内地已今非昔比，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已日益增强，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更臻成熟。只要今日执政党的当权领导人，能抛弃个人的权位观念和私心杂念，顺应历史潮流，做到民意至上，那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行民主政治，是大有希望的。”
以上是对12篇大作的一个基本介绍。我们已经大致领略了这些老共产党人、老前辈的宽阔胸襟。当然，更仔细的阅读后读者会发现，在总的立场、价值判断大致接近的前提下，各篇文章的观点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在一种开放的讨论中，这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它们如实记录了一代老共产党人的反思，关于耀邦，也关于这个时代。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民族总是要向前走、向前迈进的。如果说《零八宪章》是民间自由力量为中国转型做出的努力，那么党内民主派的努力，本书就是证明。它们都代表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担当精神。
我愿意把这些可敬的老共产党人的真诚反思推荐给读者，并相信，在纪念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对本书的阅读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次重要的心灵之旅。
（本文完稿于200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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