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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改革开放30年动因分析
日期:5/23/2009 来源:三味书屋 作者:卢跃刚


此后廖伯康被秘密安排到了中南海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杨尚昆接待了他。杨尚昆问他,四川到底什么问题?廖伯康说“一个指头”的问题。这有个典故,毛曾说过,问题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廖说到死了1000多万人,杨尚昆“正色”。杨尚昆问数字是怎么来的,廖伯康就给他算,算完后,杨尚昆就让秘书到身后的大铁皮柜里取出一个本,翻了翻后说,这就是你说的数。而在杨尚昆日记里,只记载了那天接见廖伯康等人,但没有下文。

这个细节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也就是说,有些情况不是中央不知道,但是如果中央知道,为什么大饥荒还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有那么大规模?这就成问题了。后来,我又去找当年的四川粮食处处长,现在级别很高的一位领导。我问他,当年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他说800多万人。我说廖伯康讲1000多万,你认为准不准?他说,800多万是对外的说法。

当时的情景,是不是仅仅停留在数字上?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是一个数字。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一个南方重大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领导者,他当时是广东一个重大事件的调查者,他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他说进城以后,想起1943年河南闹饥荒的情景,整个县城的人都像影子一样飘,然后一下子就没气了。

我采访的都是离退休的高级干部,都是80好几的人了,但讲往事的时候都栩栩如生。我问另外一个人,你当时看到什么了?1959年他被贬去广东,当一个县委书记,刚上任就看到人吃人。他说,他最难过的是父母把孩子吃了,父母还被枪毙了。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人吃人的现象,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着的,无论是吃死的还是活的。这些不是猜测推论,当事人对此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

那些事情看起来很久远,但又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出来。那些老人说,他们回家土改,把地主抓起来当场大卸八块。当事者作为一个垂垂老人,行将就木,但这些描述会给人的内心造成强烈冲击。你要看到,他叙述时的眼神,跟他后来参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不是文件里的简单的描述,不是的。这是内在的、非常强有力的、与人性相关的、经验和心理的发酵的过程。

当我们让社会变革进入到每一个体,对他的心理和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追踪的时候,就会发现特有意思的情节。很多在80年代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个时候都有态度表达,包括最高决策者,比如赵紫阳。这点我认为被严重忽略了。无论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都是人构成的社会;无论发生怎样的社会变化,都是人参与的变化,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人,还是多么次要的人。

研究30年变革,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变。根据原来的经验,我对改革动因“文革说”不太满意,我认为太简单化了,跟实际情况有距离。改革有“文革”的动因,但是不是决定性、主导性?还值得研究。接受我访问的这些老人,作为改革的参与者,讲起改革却特别乏味,很奇怪。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他们讲起来却非常轻描淡写,但讲到自己故事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能读到非常深刻的触动。

这些故事包括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陈云。我觉得陈云没有那么简单,不能用简单的“左”或保守来概括。在我看来,从延安被中组部贬为贺龙的副手开始,他就是党内罕见的、具有经济领袖才华的精英,在革命党内,他拥有经济理性;他处理问题时,持有一种比较冷静的眼光,采取措施也相对比较冷静。实际上,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得志、被边缘化的,他真正的作用都是在晨光一闪间。

例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所有政治局常委都讲了话,唯独陈云一个人不发言,咬住了不发言。连林彪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发言了,把毛泽东捧了又捧。现在从他的年谱传记来看,河南信阳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在河南。那时候,信阳一个地区就死了上百万人,甚至可以当做全国大饥荒的爆发点。我相信此事对他内心有极大的冲击。

七千人大会召开过后,中央马上要进行整顿,他在西楼会议上,非常完整地作了一整套关于经济体系整顿的讲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如果按照他那套来搞的话,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这场灾难的修补恢复。但西楼会议后,毛很快就返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重提阶级斗争,说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很快地进入1963年、1964年,“四清运动”的爆发,当然都跟前后事件的逻辑有关。

陈云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要求经济不能过热,稍慢一点儿,低指标,在我看来,这都具有极强的正当性。这点被人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从此认为他是“左”的、保守的。杨继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对保守派进行斗争的过程,这点我跟他讨论过,我不太同意他的某些观点。

“大跃进”以来,甚至更早的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以及这些运动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都深深地嵌在中共党内当时经济决策的主要人物的心中。“跃进”是什么?就是追求速度。毛原来说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听完当时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两个报告,一天就把速度“加倍”了,最后更改成三、两年要赶上美国呀。

195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被毛视为“反冒进”的社论,后来在广西南宁会议上挨批,但是问题的核心是,陈、周、刘和薄一波都是同意发表的。这件事一直追到成都会议,当事人检讨得屁滚尿流,毛是反对“反冒进”的。所以,象陈云这样有经济理性的人,对高速度的冒进是有警惕性的。

所以后来中共高层提出“洋跃进”后,陈云主张放慢速度是有道理的,他有非常沉痛的历史记忆,而这很难用改革和不改革来简单概括。在我看来,邓、陈的政治选择高度一致,没有明显的分歧。陈云对邓的复出和变革也算是一员主将。陈云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初期的政治选择,带有非常鲜明的经济理性特征,不能简单否定,起码值得研究。

有人认为,他们对变革有很强的救赎和自我救赎意识,这是改革开放的“救赎说”。这种理论,假设别人可能会忘记,假设别人会理解、不理解或智商有问题,假设在这个过程中,弱势方永远会弱下去,假设这社会将在自身设定的轨迹中,永远确定行走下去,这假设未能得到历史的任何实例证实。无论变革参与者在世时拥有多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我没有见过在后来的历史评判面前,因为他生前的巨大权力而影响历史对他评判的走向。

当社会变革跟变革参与者、包括邓本人的经历有关时,我们就能比较清晰地触摸到这些人灵魂的某些脆弱部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党的领袖和精英在社会变革之时,他的政治选择与他的经历有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有关。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记者问赵紫阳,你可以像叶利钦那样嘛,他当时回答得挺有意思:我们欠账欠得特别多,如果动起来,老百姓就遭殃了。党内不只他一个人,在改革初期,万里、李瑞环等人都说过类似的话。

我发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另外一种逻辑。无论是对变革的动因,出现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可能性,都可能有一种有意思的逻辑。中国有句话,父债子还。刚建国时候,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大救星”,后来我们说的是“恩赐”,现在我看只剩“救赎”了,但这不是救赎别人,而是救赎自己,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干净。

这一个逻辑有没有可能超越各种利害逻辑,把一种社会问题,反映为一个个的个体问题;把一种外在的问题,反映为一个内在的问题?以此,我们来应对中国未来的可能性,来评价一段历史,这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在我看来这就是宪政转型。是不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我们才能比较健康地完成社会的变革?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文字整理:陈源 梁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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