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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要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构成的冲击和伤害就会变得前所未有得高。
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的能力，并在这一背景之下，看待民主和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看看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名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讲，就业、子女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和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里缩减了一半。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其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了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所实施的改革的确在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名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名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名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如果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应该加强税收，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去国外考察，将国外征收的而中国没有的各种税种介绍回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政府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负不高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所以，老百姓的税赋至少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而不是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在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他们的说法就是误导人。
上文谈到了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来做一个大略的计算。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上文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具有可比性。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制度能否给政府征税和预算分配带来制约。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
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效率高还是低上面，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它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这又给消费带来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服务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现在回过头看，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技术，特别是与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的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这说明他们的发展距离民生太远，与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我不是说政府官员在做投资和开支决策的时候，会不负责任，而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投资于那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更容易得到上司的赞赏，更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前途。
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开支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和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和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消费品和生活服务，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岗位，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丧失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该年创造了500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地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不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运场馆，其总投资约为4000亿元，奥运会之后，这4000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只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2亿元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00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根据它的投资额算下来，每2万元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要比奥运场馆的效率高得多。所以说，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很不一样。
民有化改革
综上所述，为了长 久 持 续 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 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当然是国家 治 理 制 度 方面的改革，这是直接约束征 税 权、约 束 政 府管制 权 的无限 扩 张 并对财 政 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 有资 产包括国 有 企业股 权注入到32个国民 权 益基金。一个是全国 性的国民 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 企产权以及中央 部 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 权益 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 民身上，这样才真正 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 所 有 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 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 权 益 基金，把各省 国 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 权益 基 金 基本上按照本 地公 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的比例，将各省国民 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 权益基金股份自 由 交 易。
这一方案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 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 国证 券市场和 基金 行业已经走得 很远了，到现在已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 权益 基 金账户，应该也不会太难。
另外，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像俄 罗 斯、其他东 欧 国家那样在私 有 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民有化改革和俄 罗 斯当初的私 有 化不一样，民 有 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这并不 是说把 国有 企业 都 拆分了，国有企 业可以继续运 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 同政府部 门的管制，但国有 企业和国有 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 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就能具体落实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不但没有违 背最 初的 全民所有的概 念，还能帮助实现十 七 大 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 性 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 罗 斯和东 欧国家私 有 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 克 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 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再去考察今天东 欧国家的情况。在很多东 欧国家，改 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 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距西欧国家不远。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 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所以，“东欧国家的改 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 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之中，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希望我们能在更详细的数据与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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