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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三十一岁英年早逝的陈文成博士
余杰
二零零九年六月底七月初，我应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台湾。在临行前夕，一直在与允晨文化的廖志峰兄商讨新书《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的事宜。廖兄传来他的一篇文章《青春是一个短暂的梦》，原来这是他为陈文成基金会举行的“我的三十一岁”接力串写活动所写的征文。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接着我便点开后面基金会的网址，读到了各色人等写的文章，有的是不到三十一岁的人展望自己的三十一岁，有的是过了三十一岁的人回忆自己的三十一岁，而二十八年前生命定格在三十一岁的陈文成博士，始终是大家的一个凸显或潜在的参照系。那时，我就想，我也来写一篇吧，也许我是惟一的一名中国大陆的作者。
一波三折的赴台访问终于成行，在与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见面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当年台湾岛内和海外的党外运动，杨黄美幸女士本人当年也是旅美台湾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她告诉我，在海外的台湾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便是陈文成博士，他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以生命殉自由，开启了台湾新一轮的民主浪潮，以成为台湾人权运动中的一块奠基石。杨黄美幸女士是陈文成基金会的董事之一，她强烈建议我有时间一定要去陈文成基金会访问，还可以观看陈文成生平事迹展览。
凑巧的是，访台的第二日，廖志峰兄便与陈文成基金会取得联系，下午带我去基金会，做一个介绍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以及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状况的小型座谈会。林世煜和胡慧玲夫妇热情地接待我，并赠送我一些关于陈文成基金会和当年党外运动的书籍资料。参加会议的还有当年在美国参与刺杀蒋经国的黄文雄老先生，如今他是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部的负责人。他温和地微笑着，走在街头，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人就是当年“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勇士。我首先向大家播放了一段刘晓波先生在被捕之前的一段录像，这段录像专门是为国际笔会的大会录制的，刘晓波十多年都不能出国，虽然他身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却无法参加国际笔会的大会，故而只能以一段录影向大会致意。当我介绍到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当局疯狂打压异议人士的情形时，在场的台湾朋友个个有时空交错之感，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八年前陈文成博士遇难的时刻。
陈文成在台湾长大，后赴美留学，为美国永久居民，任教于卡内基美仑大学，长期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一九八一年，在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相继发生的白色恐怖之中，他回到台湾做研究，并为人权而大声呼吁。随即遭到警总拘留审问，隔日发现陈尸于台大校园的草坪上。年仅三十一岁的陈文陈博士，就这样为理想而信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国民党当局试图以自杀或意外事件来结案，引发民间的抗议和声讨。此案与林宅血案一样，长期未告破，成为台湾社会转型正义的过程中的重大缺憾。二零零零年，陈文成事件调查工作小组指出，当时警备总司令汪敬煦等人涉案，但事件具体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一个谜。次日，我在去宜兰拜访林义雄先生归来的路上，在汽车站内的电视上看到关于陈文成当年在警总受审讯的笔录被发现的新闻，还有其姐姐陈宝月的一段访谈。愿真相早日揭示，愿陈博士早日瞑目。
三十一岁的生命，如广陵散一般戛然而止；三十一岁的生命，如彗星般一闪而过。然而，陈文成的生命却在我们的生命中延续，就像二二八的受难者，就像自焚的郑南榕，就像天安门的遇难者，他们向死而生，他们虽死犹生。那么，我的三十一岁呢？那是五年前，“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我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的黄玉峰老师与我相约一起去拜访上海文化界的元老王元化先生。前日晚上我们通了电话，次日早晨，几名便衣警察就闯入黄先生的办公室，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带余杰去见王老？这是不可以的。”黄先生在文革中便已经坐过黑牢了，哪里会害怕他们呢，便义正词严地反驳说：“我跟余杰去见谁，是我们的公民权利，我是懂法律的，这跟你们无关。”对方悻悻然地离去了，临走还抛下充满威胁的话：“你们实在要去的话，路上的安全问题你们自己负责。”黄老师仍然带我一起去拜访王老，在出租车上，他不断地四处张望，我还不明就里，因为他是事后才将这段经历告诉我的。黄老师说，他当时还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留给妻子，告诉妻子万一我们出了事，必定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想想也有些后怕。次年十二月，我与刘晓波、张祖桦因为计划起草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而被警察传讯，在持续十四个小时的审讯中，有一名满脸横肉的便衣凶神恶煞地恐吓我说：“我们这个部门的力量比KGB还要大，我们可以制造一起车祸让你从人间蒸发，没有任何人可以查得出原因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共产党有什么坏事不敢干的呢，如同它在彼岸的难兄难弟的国民党？一年前的上海，特务们早已发出过同样的威胁。如果特务们真的那样干了，我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陈文成呢？
没有人热爱死亡，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命在三十一岁那年中断。陈文成是一位多么优秀的青年学者啊，他的美国梦早已实现，有稳定的教职，有前途无量的学术道路，有妻子与孩子，有房子与车子，为什么他不安享这一切呢？
因为人活着，不单单靠粮食，不单单追求物质。人还需要自由与尊严——不仅仅是自己的自由与尊严。
后来，黄玉峰这位复旦大学附中最受学生爱戴的语文老师，平平淡淡地告诉我说：“我们不能被恐惧压倒，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计划去见王老。”我想，这也是陈文成博士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到台湾的原因吧。他在美国确实可以安享自由，但在台湾，还有那么多不自由的同胞，那么多被恐惧所奴役的同胞，能够将他们遗忘吗，能够说他们与自己没有关联吗？
是的，我们中国人很羡慕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的台湾。台湾社会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堪称华人世界的灯塔。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什么仍然深陷于专制的泥沼之中？除了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凶残之外，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啊——我们的怯懦，我们的冷漠，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虚伪，我们没有我们的陈文成，我们没有我们的郑南榕，我们没有我们的殉道者。
仅以我对海外台湾人和大陆人的观察而论，两者便有天壤之别。在海外的台湾人当中，有陈文成，有黄文雄，有怒发冲冠者，有易水高歌者，有抚尸哭叛者，有“虽千万人，吾往矣”者。他们为台湾的尊严和自由而战，他们爱的是台湾的土地与同胞，而非窃取神器、口含天宪的独裁政权。而在海外的中国人当中，有见利忘义的海归，有爱国爱到丧心病狂的愤青，他们从来不会去关心四川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学生和食用三鹿毒奶粉死去的婴孩，他们只会举着血淋淋的旗帜去欢迎胡锦涛和温家宝。
六四屠杀之后，差不多有十万中国人在美国领取了绿卡。但这些拿着“六四血卡”的中国人当中，有几个人对六四念兹在兹呢？其实，他们不必像陈文成那样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需要去做的，仅仅要给天安门母亲写张安慰的卡片、每年出席一次六四烛光晚会而已，但有几个人这样做过呢？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还主动将六四变成一个言论的禁区，谁谈及六四便给谁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虽然是在言论自由的北美和欧洲。这样一个族群，配享有自由吗？
中国人当中应当出现自己的陈文成。我并不是希望陈文成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我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具有陈文成的心志。否则，我们就只配接受奴隶的命运。正如我三十一岁的那一年，在上海，车祸并没有发生，特务们的恐吓没有实施，而在此后的五年里，我继续写作，在特务们围绕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更加思如泉涌地写作。当我去殷海光故居参观时，发现先生当年也是如此写作，门外有一群特务在逡巡不已。那么，今天，我的笔能在帝国的铁幕上撕开一道小小的口子吗？
那一年，我在上海的旅途中，特务们像乌鸦一样跟着我，但我就当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体验到的上海与别人体验到的上海完全不一样——别人的上海是灯红酒绿的，纸醉金迷的，是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许多台湾人甚至将上海当作他们的后花园，在上海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上海毕竟不是台北，中国毕竟不是台湾。
如今，在二二八纪念馆中，我读到了诗人李敏勇为二二八写的一首诗《这一天，让我们种一棵树》，我最喜欢这样的句子：“让我们种下一棵树/不是为了记忆死/而是为了拥抱生……让我们种下一棵树/做为亡灵的安魂/做为复活的愿望/做为宽恕的见证/做为慈爱的象征/做为公义的指标/做为和平的祈祷。”我为我的三十一岁与陈文成的三十一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的重合而荣幸。也祈愿陈文成短暂的人生，能够成为这样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给我们以遮蔽与鼓励。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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