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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哈拉 著
吴万伟 译
天安门事件20年后，这个国家既又变化又有坚持。
20年前，天鹅绒革命把东欧的共产主义横扫出局。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政府镇压了任何敢于反抗政权的人，报复行动的高潮就是六四天安门广场风波。马丁·哈拉(Martin Hala)写到，天安门事件20年后，中国通过在经济上和西方交往，通过生产国内的“爱国主义”共识，已经从废墟中崛起。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这些成就可能无法让它逃脱历史规律的惩罚。
1989年夏天,我应一组年轻的波兰知识分子的邀请从布拉格到华沙旅行，他们请共产主义国家受压迫的非官方“公民”观察家前往见证前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半）自由选举。受到严格控制的“正常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让人感到窒息，我抓住了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那次旅行的一个持久记忆是人们对地球那边血腥镇压的愤怒和普遍谴责。到处都贴着从西方报刊上复印下来的海报，谴责邓小平和李鹏是“北京刽子手”。还有静坐、演讲、辩论、传单、宣传品、体恤衫、徽章等。因为波兰人从1981年军队对团结工会的镇压中幸存下来，他们自然对受害者充满同情，在庆幸自己的民主胜利时，肯定把北京的行为看作一种大倒退。
同情不仅针对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屠杀者显然也有自己的同情者。回国后，我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柯美纽斯大学（Comenius）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担任中国教育部代表团的翻译。斯洛伐克教育官员一次次地表达他们的同情，纷纷表示对北京那些不听话的学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有些人主动表达个人观点，“你知道，最终我们可能也会这么做。”说这话时，他们会探询似地看我一眼，“希望你能准确地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年轻人。”所有人似乎都明白的是，不管你站在这个历史年份的什么立场上，天安门是在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共产主义终结的同一个潮流中的黑暗面。
正如我们看到的，当变化的潮流最终冲击到本国后，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并没有做“同样的事”，虽然我敢肯定有很多同志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调动军队。自从俄国人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他们决不会再派红军出动后，这个游戏就已经结束了。和中国人不同，脆弱的东欧政权根本无法单靠自己行动。
与此同时，在东欧和平示威的快乐中，世人难以置信地观看中国政府发动对那些在这个短命的春天胆敢发表观点的人采取报复行动。政府黑名单上的成功出逃者在香港和西方被当作英雄一般接待。在外国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或者学者通过传真反政府的信息谴责本国政府的行为。预先看到即将政权更迭的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流亡者成立了一些政治组织。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以巴黎为基地的民主中国联盟[1] 的代表如赵紫阳的前顾问陈一谘或者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刘宾雁都得到会见西方首都政治领袖的公开邀请。
和达赖喇嘛的待遇一样。或许可以回顾，在当年早些时候拉萨爆发反对中国统治的群众抗议活动后，他被授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些抗议活动的镇压就是在当时西藏党的书记胡锦涛同志领导下，他在这个时期被调去做更好更大的事：人们普遍相信正是他在拉萨的铁碗手段让他在天安门事件后赢得党内元老的青睐。
20年后，国际上对中国的认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天安门事件的阴影还在，但世界同时被中国的另一个形象所俘虏了：“崛起的龙”的 形象，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超级大国，一个以飞快地速度变革自己和周围一切的的大国。关于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大而快的：它的GDP增长、它的贸易顺差、它的外汇储备、它的摩天大楼和奥运会上的金牌数等。
20年前的贱民地位一去不复返了。北京受到各方经济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的追捧。西方政客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幸存下来的异议分子，但争先恐后地会见曾经被谴责为“刽子手”的同志们。有些人宣称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让人伤心的是它很可能比你说的“抵制家乐福”更容易瓦解。达赖喇嘛发现任何级别的官员都避而不见自己，而在1989年宣布拉萨戒严的胡锦涛与世界政治精英打得火热。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许多平民，所谓的好老百姓的态度在过去20年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在表面平静下面存在着很多不满，甚至公开出现不满，中国每年都记录了针对地方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数万起群众性自发的抗争活动。但是，看来普通公民中数量惊人的人愿意支持“中央政府”，尤其是当中华民族的尊严被认为受到侵害的时候。海外中国学生不再向国内传真颠覆性的信息，而是很可能在网上搜查“反华分子”和“叛徒”。
显然，中国在过去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产党政权不仅拒绝跟随苏联阵营兄弟党把历史扔进垃圾堆的做法，而且强有力地杀回来了。在1989年看起来类似东欧的那个中国蛰伏了一段时间，然后孵化出奇怪的新杂交品种，有时候被称为“中国模式”。它不再是个贱民，它的“软实力”还飘扬在海内外呢。但是，这种转变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更重要的是，它能持久吗？
中美国
回顾起来，挽救中国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政权，并把它带进当今世界舞台中央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全球化。中国作为整体是胜利者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胜利者，在过去20年包罗万象的改革过程里，虽然存在千百万个人失败者，他们用辛劳养活了这个野兽，但很少得到什么回报。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从全球化中收益巨大，通过使用自己的结构优势，严格控制在专制体制下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不允许独立的工会或者任何类似干涉。中国的劳动力类似于中东的石油，这对能控制它的人来说是巨额财富的源泉。石油和劳动力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提供了燃料，但是和跟在发动机后面走的石油不同，劳动力实际上吸引发动机跟它走。因此，世界制造业中心很多慢慢被转移到中国的东部沿海，这里它满足了最渴望拥有的东西，即来自内地不发达地方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大步赶上全球化列车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实际上，它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和他的战友更正统马克思主义信念持久斗争的结果。中国向西方开放的破坏性影响对革命家一代似乎不算什么。邓是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一代人，他们更关心的是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不管他是不是刽子手，人们不得不钦佩邓的远见以及强迫80多岁的老战友接受这个决定的坚定意志。
对那些确实关心经济的老“革命”（长征的幸存者）来说，存在一个“剥削”的巧妙议题。在以出口为定位的制造业使用廉价劳动力正是马克思定义的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经典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主席（相当于总统）刘少奇，邓的恩师和毛眼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为说过“剥削有理”，曾经在文革期间（1966-1976）遭到广泛批评。刘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清楚，但邓显然赞同这个观点，试图让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此过程中颠覆了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的一个重要论点。
虽然，他在斗争中占上风还是花了一定时间的。天安门事件后，主张镇压的最黑暗势力的统治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1980年代的经济实验基本上都被放弃，正如偶尔热烈讨论的政治改革一样。在三年的时间里，老革命一直在忙着清除剩余的自由派分子，搜寻1989年抗议运动的参加者。可以预料的是，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的国际地位处于最低点，国内对共产党的信心陷入崩溃。这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文革结束时的情形，中国进入了死胡同。需要采取新行动打破这个僵局。
突破出现在邓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这个事件更多地归功于皇权传统而不是正常的党内渠道。就像毛在1966年挥舞几下手臂就发动了文革一样，邓在1992年所需要做的只是用俏皮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称赞广东省幸存的经济实验。对私有和外资的行政壁垒开始迅速瓦解，中国很快重新返回到自由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天安门惨痛事件后，新政比1980年代的更清晰和明确：你想怎么搞经济就怎么搞，但不要碰政治。有本事，就发财去，但不要再到天安门来。
让中国一头扎进全球化大潮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了，它在冷战结束时就一直在门外汹涌奔腾了。但要获得进入的资格，中国需要和世界交往，而这时1989年后的激动情绪还没有冷却。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仍然被看作屠杀自己同胞的下贱政权，虽然很容易说服国际商界新机会大于老“问题”，但中国要完全融入世界还存在可怕的政治障碍。
在所有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包含一切的重要性，它决定了国家在世界上的总体地位。这在经济上尤其是真实的。要全面享受全球化的优势，中国需要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获得美国的技术和投资。1990年代中期，两个经济体似乎是高度互补的：中国有廉价的、听话的劳动力，美国拥有其余的一切。商界明白这一点，但许多政客仍然停留在1989年的惊愕中，坚持要把人权和民主等非经济因素联系起来看待。中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完全融合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妥协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妥协逐渐出现从一再拖延的“最惠国待遇”辩论到最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整个90年代，中国以年度为单位获得“最惠国待遇”地位，在美国引起激烈辩论的常常是中国的人权记录。实际上，最惠国待遇辩论是美国商界和政界精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差异的象征。这是政客注定不能胜利的战争，经济利益过于昂贵，商界可能屈服。美国企业利益和中国纠缠在一起，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不可思议的。这就像经济原子弹，经济和政治的放射性尘埃过于危险，这实际上预先阻止了它的爆炸。
比尔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1993-97）的立场大转变清晰地总结了整个辩论的轮廓。克林顿上台时曾猛烈轰击对手---在任总统老布什，说他“对北京独裁者过于溺爱”。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他试图采用他认为的美国贸易杠杆来改变北京的行为，甚至在1993年的行政命令中明确地把未来最惠国待遇和人权进步挂钩。实际上，中国在后来一年的人权记录更糟糕，他的虚张声势吓唬不了人，克林顿在1994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次给予最惠国待遇。为了让屈服变得更彻底，他把最惠国待遇和人权进步问题“脱钩”，实际上等于是前一年立场的大反转。对中国领导层来说，象征性的教训非常清楚：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足够长的时间，让美国人心里发慌。他们从来无需等待太长时间。中美关系未来的隐含意义是巨大的，不祥的。
1994年“脱钩”后，克林顿第二任期进入更深刻的政治友好时期。江泽民1997年访问美国，克林顿第二年回访中国。2000年最惠国待遇成为永久性的，在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当然，中美政治分歧依然存在，实际上加深了。但即使偶尔潜在的紧张关系因小危机爆发，它也不再对经济关系产生影响了。由于不受政治的阻碍，经济融合加深的过程进一步加快，直到最终达到共生的水平，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和内尔·弗格森（Neil Fergusson）已经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
理解在过去20年里世界经济的最重要事情一直是中美关系。你或许会认为它是被称为中美国的经济，这种关系占世界土地面积的13%左右，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在过去六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以半以上。[2]
这个关系是共生的，不平衡的。中国（东方中美国）从事制造业，常常从西方整体移植整个生产厂。美国人表现出难以满足的胃口，要中国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产品，形成巨额贸易赤字。考虑到制造业向东方转移，美国除了诸如技术和娱乐等“知识产权”外，能够回报的东西实在很少。但为什么中国要购买能轻易复制的东西呢？ 中国借给美国钱让他们购买其产品并不是出于慷慨，而是美国能消费更多中国制造的东西，让这个循环运转下去（债务也就越积越多）。
作为过去十年左右世界新经济秩序的中美国现象解释了全球空前的繁荣。制造业产品---从电子产品到纺织品的每一种东西都便宜，通货膨胀率低，信贷容易。双方都得到相当多的好处。美国通过延伸扩展到世界很多地方成为消费者天堂，而中国积累了资本，劳动力大军也有了工作可做，因此找到了对内证明其合法性，对外证明其一党统治的新来源。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帮助它摆脱了1989年的政治耻辱标记。
但是债务金融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用弗格森的话说:
中国人越愿意借钱给美国，美国人就越愿意借钱。换句话说，中美国是全球金融在2000年后见证的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和新的衍生合同泛滥的重要原因。这是从事风险基金的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也是私募基金合伙人能够借左中右的钱维持举债经营收购的主要原因。中美国或者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所说的亚洲“储蓄过剩”是背后的原因，为什么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在2006年充斥着现金，你可以在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情况下得到100%的抵押贷款。[3]
实际上，世界其他地方的储蓄帮助导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正如资产泡沫经常的情况一样，轻易得到的钱肯定伴随着借贷标准的放松甚至明目张胆的欺骗。兴奋最终让位于焦虑，最后造成恐慌，这是熟悉的顺序。它开始于次贷市场，因为在那里无法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很快清楚的是整个美国资产市场都受到影响。[4]
中美国慢慢看起来像虚构的怪兽。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现在会做什么？双方都被锁定在曾经很好地服务于双方的关系中，但现在它已经成为负担。任何一方想出来都不容易。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但仍然需要美国持续购买其产品以便让经济机器运转起来，让焦躁不安的劳动力有事可做。这将意味着借更多的钱给已经无力偿还债务的伙伴。显然，需要采取一些修改调整。中国领袖已经表达了对于持有的大量美国政府债券安全性的担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甚至呼吁成立新的储蓄货币替代陷入困境中的美元。[5]
因为估计达到两万亿美元价值的储备，中国似乎有资格尝试和改变游戏规则。它可以用意外之财刺激国内需求，排斥美国消费者。在此过程中试图让社会更加平等，消除国内民怨的主要来源。问题是中国的一党专政或许证明在管理这容易的钱时比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贪婪仍然受到严格的监督制衡机制约束的美国更缺乏适应性。在一个腐败猖獗和不透明的体制下，你怎么能把两万亿美元扔在桌子上呢？在2009年3月，据说党的高级干部警告腐败可能扭曲最近宣布的四万亿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6]
爱国共识（及其不满）
中国的经济在1992年后融入世界，不管你称为全球化还是中美国，这也对国内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帮助共产党在1989年溃败后找到新的合法性，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在产生新阶级和阶层的同时创造了潜在冲突的新断层线。首先，它给予中国社会新的目的，最好地表现在流行的口号“致富光荣”（在1980年代就已经创造出来）上。另一个流行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该模式黑暗面的总结，经过几十年的生存平等斗争，中国人乐意接受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以换取发展的机会。
1992年后新政的一部分是个人自由的空前提高。几十年来，中国的个人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一直被政权延伸的手臂“工作单位”控制着，包括婚姻和家庭等私生活问题。随着国营企业的衰落，工作单位失去了大部分控制，党国的许多其他触须，如曾经无所不在的街道委员会甚至党支部本身都是如此。普通人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生活，只要他们不愚蠢地碰政治。这仍然是党的专有领地。这些新的个人自由连同通过私人企业发财的机会开辟了可能性的新世界，在许多人看来这比政治有趣多了。
经济自由化的成果是被选择性地分配的。在一党制情况下，入口点仍然是被官僚机构控制着，你在商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你的政治关系（臭名昭著的关系网）。这可以预告腐败的泛滥，也是引起民愤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整个怪兽模式是建立在从内地省份吸收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到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的基础上，这些地方作为出口制造业集中地。直到最近，打工者经常受到所谓户口制度的约束，无法获得在城市的正式身份，只能是半合法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合法的话。结果，中国打工者常常受到类似于国际蛇头那样的剥削。他们的地位可以和美国南部的非法墨西哥移民相比,主要的差别是在规模上，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每天在大城市工作的打工者有一亿三千万人。或者在中美国危机爆发使得两千万左右打工者返回家乡前曾经有这么多。
如果民工是这个体制的失败者，那么胜利者就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有资格享受社会服务（大部分）如免费的教育和医疗，这些在农村基本上是没有的。市民还可以享受让少数城市成为世界级大都市的基础设施投资。他们一般都是在中上层进入新的全球化经济体,把在生产线上的机械劳动留给没有受到教育没有合法身份的民工来做。早在1978年后期，中国首次开始市场改革的时候，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比农村人纯收入高2.6倍，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3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称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收入差距。[7] 按照标准的基尼系数测量，中国的贫富差距从1993年的40.7上升到了2004年的47.3，这是“拉丁美洲的典型数据”（这个数值越高，社会不平等就越高）。林认为这个高昂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直接后果。[8]
在绝对数上，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认为大概在二千五百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这取决于你使用的方法和标准。弱势群体的规模是争议比较小的：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在2005年，中国有二亿四百万人生活在每天只有不足1.25美元的生活标准下。[9] 如果我们把一亿三千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远远低于中产阶级水平的民工计算在内的话，它就代表了社会不稳定的大根源。这些“失败者”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者来往于农村和城市之间。新兴中产阶级的“胜利者”基本上都是城市居民。
在传统的社会学中，都市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变革的社会中要求民主化的最重要力量。但是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包括中国社会学家在内的很多社会学家都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似乎表现出很多奇怪特征的事实，其中一个就是对一党专政的相对认同。研究民主转型的学者如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现在同意明显的经济不平等让统治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抗拒民主化，因为这将威胁到自身在非民主制度下享受的社会和经济特权。[10]
实际上，城市中产阶级的许多人表现出和体制合作的姿态，并从中获取大量好处。他们成为政府的主要盟友，制造为一党制辩护的新爱国共识，这成为赞同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按照这个取代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叙述，中国需要共产党不受挑战和抗拒的领导来保护国家，粉碎西方敌对势力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遏制中国的阴谋。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就是扭曲中国前进道路的阴谋。同样的，鼓吹民主将威胁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使其成为西方“霸权”的美味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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