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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便将“历史”当作一种“次宗教”。从古代的皇帝到共产党的领袖，无不视“青史留名”和“永垂不朽”为最高理想。他们并不畏惧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其奴仆。自古以来，秉笔直书的史官少，唯唯诺诺的史官多。皇帝们将史官“倡优蓄之”，除了盘踞在史书的头版头条之外，还让史官将自己的尸体、内裤、毛发和笔迹统统保存起来，以供子子孙孙和亿兆“屁民”瞻仰。于是，神州大地成了“萎人”们专享的博物馆：古代的帝王生前就挑选风水宝地，劳民伤财地修建宏大的陵墓；而“中共国”的开国之君毛太祖的尸体，则被后继者别出心裁地放在纪念堂的水晶棺内展览。
当年负责处理毛尸的著名医生吴阶平，在回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写道：“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而且又必须及时采取保护遗体的措施，不能丧失时机，以免出现不能弥补的损失。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在那个普通民众吃不饱饭的时代里，中共当局不惜血本，研制出“气态、液态相结合”的方法，终于使得毛尸跻身于全球“四大木乃伊”（其他为列宁、胡志明、金日成）之列，且显得最为“栩栩如生”。
虽然今天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中国成功地让宇宙飞船升上了太空，但要让毛泽东的木乃伊死而复生，仍然力不能及。毛不能起死回生，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却薪火相传，胡温不仅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阅兵大典上让“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方阵重新出现，而且让毛时代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再度兴盛。
文革结束之后，个人崇拜的风气一度淡化：邓小平比较看重实际的权力，满足于垂帘听政的地位，并未主动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江泽民爱出风头和耍小聪明，有扬州人特有的戏子人格，却没有自塑金身的“雄才大略”；李鹏自知千夫所指，遂不再致力于改善自身的形象，而是纵容其家族闷声发财；朱镕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经济专家，对意识形态领域兴趣不大……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人总算可以挺挺腰、伸伸腿了，不必向神坛上的偶像顶礼膜拜了。然而，到了胡温执政期间，胡温两人珠联璧合，一个扮演严父，一个扮演慈母，宛如当年的毛周之绝配，其施政特色跨越了邓、江，而直接与毛太祖时代对接。胡温让个人崇拜的恶习死灰复燃，其证据之一便是胡温的“御笔”亦像毛泽东的尸体那样，享受到了“永久保存”的待遇。
胡温的黑板题字花了多少钱保存？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温家宝在视察劫后余生的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时，在一间临时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后来，这个临时板房不复存在，可这块黑板被精心保护下来，继续在新建的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使用。温家宝随手写下的四个粉笔字，被有关部门用特制的有机玻璃覆盖起来，“有幸”在这间教室中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时刻瞩目这四个“伟大”的字迹。
过去帝王将相、骚人墨客的题词，一般是用毛笔写于宣纸之上，故而可以长期保存。而胡温视察灾区学校的时候，随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以显示对学生的关爱。粉笔字是所有字迹中最具“不稳定性”的一种。老师写的粉笔字随时会擦去，再写上新的内容；但作为最高领袖的胡温的题字，却不能被擦去，那么，如何让这些题字得以“永久保存”呢？
《南方周末》就此一课题作了深入的采访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李玉虎的专家。《南方周末》指出：“即使在全球档案保护界，他也是顶级专家。”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护专家唐纳?德赛伯尔博士曾对李玉虎说：“在这一领域你们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落后了。”在这个领域，中国当然会走在美国前面：美国政府受国会和舆论的严密监督，一块美金都不敢拿出来交给有关专家，让他们用在保护布什或奥巴马视察学校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的字迹上面。所有美国人都深知“总统是靠不住的”，如履薄冰的总统哪敢搞这种个人崇拜的糗事？可是，中国政府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胡温的粉笔字当作“国宝”，命令字迹保护专家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李玉虎早已处理过一块与胡锦涛有关的黑板。胡锦涛曾经在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金山寺村金山寺小学的简易帐篷里，在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六个字，并和孩子们一起朗读。这个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后，宁强县档案局的主要领导马上意识到，小黑板是重要的历史档案。一个星期后，档案局向县委报送《关于收藏胡锦涛题字小黑板的请示》。县委副书记李芳当即批示：“经县档案局汇报邀请，省档案局已来我县查看取样试验，并提出了科学的保护保存措施。县档案局已基本具备了保存条件，故可由其收藏。”县委书记张雁毅亦批示“同意”。
但是，粉笔末在黑板上停留的时间有限，如何让“御笔”永不变色？在此领域有权威地位的专家李玉虎遂受邀奔赴宁强。此时灾区百废待兴，民众的日常生活尚未恢复正常，但在地方官员眼中，老百姓的生命远不如总书记的几个粉笔字重要。李玉虎从千里之外抵达灾区，并受到当地官员的隆重接待，他刚一抵达，便与省档案局副局长刘卫实地察看小黑板的材质、漆面等情况。当天，他们将小黑板漆粉取样带回西安化验。经过夜以继日的实验，李玉虎终于拿出了一套让总书记的题字“永不磨灭”的保护方案来。
两年后的玉树地震中，胡锦涛在第一所复课的孤儿院中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十二个粉笔字。像以往一样，这块黑板在总书记放下手头粉笔的一刻，便成了“重要档案”。这块黑板很快穿越海拔五千米的青藏高原，被送到八百公里外的青海省档案局。小黑板还在高原上时，青海方面便拨通了李玉虎的电话，邀请他赴青海，为保护小黑板提供技术支持。李玉虎再次出马，果然不负众望，经过四十多天的“技术攻关”，拿出针对这块铁质黑板的技术方案来，使得这块小黑板成为青海省档案局的“镇局之宝”。
然而，这篇报道最大的缺憾就是：保存胡温的黑板题字究竟花了多少民脂民膏，这些花费是否会在财政预算公开的项目中出现呢？
技术专家可以保持“学术中立”吗？
《南方周末》将曾经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李玉虎当作一名“行业英雄”来报道。不过，这篇文章中有一处留下了弦外之音：“和保护敦煌壁画、保护陕甘宁历史文档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在保护黑板上的粉笔字迹的研究之余，还饱受来自社会及网络的过度关注干扰。”对待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李玉虎不以为然：“保护黑板，是我的工作；别人的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他强调说：“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我的学问。怎样保护粉笔字档案，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应该把学术问题社会化。……我一辈子做过那么多的文物保护，并不只是保护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档案。”
这篇报道当然不敢将那些“别人的评价”一一列出来。在公民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胡温继续搞毛时代个人崇拜的那套把戏，已经无法诱使大众全身心地参与和赞同了。究竟是抢救灾民的生命更重要，还是保存歪瓜裂爪的“御笔”更重要，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李玉虎所标榜的“学术中立”因此备受质疑：你的“工作”、“研究”和“学问”不是你个人的兴趣爱好，耗费的是民脂民膏，所以它究竟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还是有害于国计民生？
技术本身可能是中立的，但技术为谁服务却并非中立的。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门格尔，分别获得过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在医学上有相当之造诣。门格尔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他最为著名的试验是关于眼球的试验：他将颜料注入孩子们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说。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说：“一九四三年九月，当我来到吉普赛营地时，看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显然，门格尔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专家，而是一个邪恶的纳粹分子，是人类的公敌。
我不是说李玉虎真有门格尔那么坏。跟纳粹相比，中共似乎要温文尔雅许多；跟门格尔相比，李玉虎似乎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取消或泯灭了对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从李玉虎到门格尔就是一步之遥。今天的中国社会，是非善恶的判断日渐模糊，那些帮助中共当局打造金盾工程的网络技术员们，那些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五毛党”（如“什锦饭”、“八宝饭”）们，那些为毛、邓、江、胡绘制高大全的肖像的画家们，那些为“中国站起来”声嘶力竭地鼓吹的文人学士们……他们并未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件邪恶的工作，他们的良心不会有愧疚之感。我们的社会亦变得越来越“宽容”，包括对罪恶的“宽容”，人们会体谅以上这些人士的选择：大家都是为了谋生嘛，不可责人过苛。而这种缺乏是非善恶判断的社会背景，正是一切专制独裁制度得以延续下去的“群众基础”。
与之相反，我们应当营造一种新的、健康的社会论理和价值立场，一种真正的“荣辱观”。整个社会应当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李玉虎用公费来保护“御笔”，就是助纣为虐，尽管他只是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下游环节”，但他绝对不是“无辜者”。我们要有一种对尊严与自由以及罪恶和败坏的“敏感”。有了这样一种强大的舆论取向，李玉虎自己也会逐渐恢复正常的是非善恶的判断，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于良心有亏，从而自发地拒绝将技术应用在“保护御笔”之类的荒唐事情上面。如果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强烈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即便是掌握巨大权力的胡温，也不敢公然违背主流民意，而肆无忌惮地为个人崇拜的恶劣传统招魂。
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当然，比起李玉虎，以及那些用保护御笔来献媚于胡温的地方官僚，更应当谴责的是胡温本人。胡温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御笔”所获得的“崇高待遇”，他们默许和纵容这样的事情发生，乃是个人的虚荣心使然。他们身为最高领导者，放纵个人的虚荣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人品问题，而是带头败坏公共生活品质和社会风气。从此一事例即可发现，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了“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同样是专制制度，恶劣的程度亦有所差异。比如，在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统治集团当中，罗马尼亚的专制就比其他国家的专制更加恶劣。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指出：“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更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苏丹式”的、最恶劣的专制模式。“苏丹式”带有相当程度的“东方色彩”，这也许跟齐奥塞斯库曾经到北韩和中国“取经”有关。齐奥塞斯库败亡的时候，便计划到中国或北韩政治避难。如果成功的话，齐奥塞斯库也许就是北京城里的“西哈努克第二”了。
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规划和建设上便可看出“苏丹式”专制的残酷、伪劣与荒诞。《战后欧洲史》如此描述道：在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五公里长、一百五十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四万多栋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头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建筑师佩特莱斯库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怪诞、残酷而有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三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五十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的准确体现。
“苏丹式”的统治意味着统治者对奢靡的仪式的热衷，宫廷政治取代一切的“显规则”，腐败成为一颗不可能切除的毒瘤。统治者本人低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被克隆为全社会所有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齐奥塞斯库做梦也有想到，二十多年前他在罗马尼亚没有做到的一切，二十多年后却在中国被胡温一一实现了。今天的北京与昔日的布加勒斯特是何其相似！看看北京城里因摧毁了无数历史遗迹和街区而矗立起来的“鹅蛋”（国家歌剧院）、“鸟巢”（奥运会主场馆）、“裤衩”（央视主楼），无不是当年齐奥塞斯库“人民宫”的翻版。对国家权力的炫耀式的展示，对没有节制的暴力的迷恋，对领袖的个人魅力的歌颂，对征服历史的无穷的欲望，在建筑、音乐、美术、文学及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各个方面无不泛滥成灾。权力的仪式化、偶像化，正是提过类似于保护胡温“御笔”的行为征服了各阶层的民众。于是，即便是一个小小单位的看门人，也会将他拥有的一丁点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折磨比他更弱小的同胞为乐。
胡温的“御笔”并没有任何一点书法和美学意义上的价值（甚至还比不上希特勒的素描），仅仅因为书写者是胡温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胡温比江朱更接近齐奥塞斯库，他们的文化品位更为低下，他们的危机感更为强烈，才不惜使用“永久保护御笔”这样的“下下策”来营造自我麻醉的安全感。但是，胡温刻意回避的一个真相便是：他们的政权的寿命，不会比被李玉虎运用尖端科技保留下来的他们的“御笔”的寿命更长。当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和民主的生活的时候，当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修建一座“共产暴政纪念馆”的时候，胡温的“御笔”一定会被转移到这个纪念馆之中。不是被瞻仰，乃是被唾弃。这算不算是胡温和李玉虎为真实的中国历史所作出的一点点贡献呢？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至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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