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质疑，质疑主流的，传统的，习惯的学说、文化、道德、真理、甚至于概念。质疑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否定式思维，假定思维的对象全不是“理”而需重新接受全面的拷问。这种思维方式的好处在于：不盲从，不盲信，并在拷问的过程中准确的把握对象观点的精髓，漏洞，不足，从而突出拷问者的主体地位。我同样是人，我没有理由盲目的把别人的“理”设置为我思考问题的前提。没有前提的思维是开放性思维，开放性思维意味着“真理”是相对的。
 
激进作为一个概念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地点，事件。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相对于皇权统治下的顽固派、温和派、既得利益集团是激进的，而相对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却是温和的。
 
有人喜欢贴标签，标签有褒有贬。被贴上“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异见人士”，“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教授”在一个特定圈子内是褒，贴上“激进” 是贬。激进似乎总是意味着急功近利，没学问、没智慧、非理性、民粹、愤青、暴力。激进的确可能有许多问题，但是，温和（或保守）同样也有一些问题，并且激进与温和的所有问题都不能就此掩盖他们的另一面：相对意义的积极作用。比如：激进经济学派与主流经济学派（辅之保守经济学派），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点，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其消极与积极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可一概而论。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主流经济学派（也有人称之为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经济学派）在中国独领风骚，占据更多话语权。“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凸显出追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忽略了社会平等及人文关怀的功利思潮在泛滥。与之相对应的激进经济学派则从社会，制度，非经济层面质疑主流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视寻觅现实经济环境中出现的贫穷，歧视，异化，浪费与污染，经济滞涨的真实原因。比如：主流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与制度无关。（加里.贝克尔和莱斯特.瑟罗等人）而激进经济学派就从制度层面指出劳动力市场流通的有限与不完全，而这些有限与不完全与制度、社会—经济经济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迈克尔.赖克等人）客观的讲：主流与激进经济学派是两个维度的考量，站在任何一个维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人们之所以关注经济学派之争并参与其中，其终极目的是要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个自由的国度——美国，激进经济学派尚能捕捉到“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的瑕疵，而专制下的我们却怎么能完全忽略掉中国社会的制度性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非要急功近利的照搬一种经济模式，使用一种方法对中国的经济进行分析、研究，给定一个结论？莫非，社会财富的增长真的会必然带给我们自由民主，会带给我们安全、幸福的生活？

在专制体制下，法律、舆论都是统治者的工具，服务于统治利益。专制下的市场是不完全市场，缺乏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市场行为是被扭曲的，投资、消费偏好也由于权力的参与而变成雾里看花，无规律性、逻辑性可言。比如，中国的房价不管从相对或绝对值看都远远高于美国，而国民可支配收入却远远低于美国，这种现象能用“有效需求”（即：总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量）来解释吗？有人会说，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引发楼市的非理性暴涨，可纵观世界，有哪个国家的楼市暴涨是在收入增长缓慢或经济发展速度与国民可支配收入（狭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纯收入，还假定统计数字是真实的。）严重失衡的状况下实现？可偏偏有些“经济学博士”还在滔滔不绝的预测着：“房价的继续上涨不可避免”。

这些人之所以敢这样说，并不在于他们掌握了多少专业知识，而在于他们摸清楚了统治者的底牌——“发展是硬道理”。在香港，我很少看到宏伟、壮观、奢华的标志性建筑，游荡在旺角商业区，狭窄的道路，简陋，破旧的房屋建筑令我感慨万千。在大陆，一个贫困县的乡镇都比旺角的道路、房屋宽阔，华丽的多，而这个概念中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竟如此的不堪入目，真的很失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巨大反差？是香港人没有钱？不会呀，香港的一个保洁工，月工资都能拿到八千港币，比大陆的高出近十倍，怎么会没钱？莫非香港人没有法制观念，都是偷税漏税者不上交税负以至于政府没钱？也不大可能，否则，“港督”也会忙着挣点外快。思来想去，原因只有一个，香港当局知道纳税人的钱不是自己的，不敢为了自己的名利，滥用手中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专制下的市场是假象，考量这些假象产生的原因，不能只从经济层面去寻觅。一条道路，一座建筑，甚至于街边的一块绿地，一个公厕，一个报亭无不暗藏玄机——别以为那是在发展经济，造福于民。
 
经济从来就不单纯，否则，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与“真理”也不至于在风雨飘摇中步履艰难。十八，十九世纪的“圈地”与“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最终催生出马克思与社会主义阵营，而每一次经济、金融危机也为政府大展拳脚提供机会。自由世界尚且如此，在没有法律保障，没有舆论监督的中国，人们怎么能指望市场会自动的造福与社会？一度，哈耶克的经济理论炙手可热，读过的人张口闭口，低福利，小政府，均赋税。可是，其一，哈耶克是以自由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憾，在一个自由者的眼中，富人与穷人享有相同比例的税负是合乎平等理念的。但哈耶克也忽略了另一种平等理念，过多占有地球资源的人相对于过少占有的人同样也是不平等的。其二，哈耶克并不认为经济自由是自由的全部，并不认可财富的增长必然会产生一个“好的制度”。在他眼中，判断一个制度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自由的程度。从这点看，哈耶克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把经济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自由度的尺子。在这一点上，恰好与“非经济层面分析，研究经济行为”的激进经济学派不谋而合。其三，哈耶克的经济主张也是有所变化。他曾给凯恩斯写过一封信，信中这样说道：“我正在接近你的观点”，凯恩斯回函道：“获知此事非常遗憾，因为我已经改变原来的观点了”。其四，哈耶克是在自由的国度谈论“更自由”的话题，而在中国不是“更自由”的问题，而是没有自由。在这种现实的境遇中奢谈“更自由”——就像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朽且两袖清风还非要找一个二十岁以下且风情万种的绝代佳人做老婆——做梦吧。

中国的经济折射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正是因为此：中国经济所反映出来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制度，社会层面找到问题的症结与解决方法。不能一根筋的将“激进”与“马克思”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即便他们都错，也不能忽略他们思考问题的历史背景与非主流视角。这个视角就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平等，社会公正，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为代价。

2010 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