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有文章提问：“中国的民主化为什么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民主化”①，该文作者的回答是，“儒家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我认为，这只是其一，并且是次要的。从百年宪政史失败的经验来看，关键的是具有地方主义的公民力量和选票文化没有形成。而这一地方主义的公民力量的增长和壮大才是中国民主化成功与否的关键。两者比较，前者在于论道，后者在于立道和行道。
与体制内人士打交道时，经常有一个观点是：“你们是要煽动颠覆夺取政权”。真是令人好笑，革命者以其意识来看待我们民主党人，认为我们的目的也是奔着政权去的。然而，民主意识与革命意识不同。我们说：“你们要你们的政权，我们只要我们的公民权”。这二者之间，凸现民主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巨大差异。
民主是一个生活方式，民主是很个性化，地方性，自决性，和随意性的选票公投。个人以公民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他是要争取和表明自己拥有这种生活方式，及其自由权利。民主人士的奋斗不息目的与政权无缘，因为，他们知道，当民主制度实现时，政权来源于全体公民的选票授权，政权不会是革命党人那种，先是煽动颠覆，然后由枪杆子夺而取之；政权是经由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按选票的多寡决定，各党派力量都有可能分享政权。并且，这种经过选票获得的权力在整个政权中，各党派只能以极小的，个别的，分散的，地方性的部分权力分享。这与革命党那种“一党专政”，占有绝对的权力观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因此，民主意识与煽动颠覆夺取政权无缘。
民主是一个生活方式，它更注重的是生活在当下，而不会为什么“鸟权”去活。我们已经知道，民主制度下的政权获得不是由枪杆子说了算，而是由选票说了算，选票充分地表现了民意民心，而民意民心的个体性、地方性、分散性决定了选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任何党派都不能够强暴和左右它。既然如此，在民主制度下，谁能够确定自己能够“夺取政权” ？谁会有能耐去预先决定选票的分配？
因此，请革命者不要强加你们的意识于我们民主人士的头上，你们迷恋政权，我们热爱公民权，你们信仰枪杆子，我们信仰选票。
革命者真正的对手是为夺权而来的革命者自己。我们民主人士只是为了捍卫一种生活方式，即便我们民主党人为之坐牢，我们也不是为了政权。民主党人与革命党人的巨大分辨还在于：一个捍卫选票，一个维护官本位。在以官为本的制度下，革命党人相互争夺政权，把权力当作鱼肉百姓，升官发财的工具，这就有革命党人之间相互为政权发生的你死我活斗争。信奉官本位制度的革命者必然都是奔着权力去的，他们彼此之间必然会为政权之争而成为死敌。而以选票为本的制度，民主党人只是为争取一次有限服务于选民的机会，假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掌了权，你并不是官，而只是一个仆役，你要小心翼翼地为选民服务，兑现你对选民的承诺，诺稍有不小心，选民会投不信任票，你会灰溜溜的下台。在以选票为本的制度下，一切权力归于选民，那种“推翻颠覆夺取政权”的事纯属无稽之谈，即使是有个别小丑想霸占权力，“水门事件”类似的丑闻也会逼迫他下台。选票制度是一个驯化猛兽，大浪淘沙的机制，对那些想要以权谋私，或者玩弄强权政治的革命者来说，选票是他们的克星。选票只亲昵于那些仆人，甘愿为选民服务的人，民主党人热爱选票，因为他是驯兽师，是人权捍卫者，他要捍卫选票的尊严。因而，他要为自己和每一个公民夺回神圣的选票，为了选票去与强权者抗争。
民主政治极强的地方主义意识决定了民主的目的不是政权，而是经过选票改变人性，改变中国。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我们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改变中国。
这个目的可以这么说：是为了“三个公民”，即，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公民社会的壮大成长。这“三公”才是我们的目的，这“三公”的壮大成长才是中国民主化的希望所在。刘晓波有书《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关键词“民间”的解释，应当是指“三公”的地方性成长。“民间”不是指某地，或体制外的力量，而是指这个国家所有的地方，要在这个国家兴起地方主义。贵州人权研讨会就特别强调自己的地方性。
我曾经与许多体制外的朋友交流，有些朋友还没有转变到“用选票改变中国”的思维上来，还在相信个别杰出领袖的作用，国家集体的力量，政权的力量。其具体表现是，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中，参与民主维权活动的意识没有被放到高度重视的程度。
譬如，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不是看选票活动的风向标，不是看民意，而是看某领袖人物的决定。或者在法律与行政之间，不是坚持走法治的路线，而是继续走行政命令的路线。在规则与集体意志之间，不是自觉遵守规则，而是拥戴集体意志。于是，这种信靠领袖人物和政权的效应就产生了奔向“延安”的思维，占领制高点，高屋建瓴，极权主义的思维。
我们改造社会的行为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行为，不是把责任寄托于领袖、国家、集体、政权的事，而是放在漫长的岁月过程中，寄希望于每一个公民自觉维权的行动上。是由政府、学校、媒体支配和统筹安排社会，包括个人的灵魂，还是由每一个人自主自己的命运？是由每一张选票唱主角，还是由枪杆子唱主角？这其中的选择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
因为，在领袖的决策中，选票是苍白的；在长官的行政命令中，程序和法规是虚置的；在国家集体的意志里，实际是多数人的暴政；高屋建瓴讲的是权谋，这种至上而下的惯性里没有多少公民社会的建构，而是具有许多破坏性的因素。我承认高屋建瓴的效应，承认京城天时地利人气的优势，但是，这种效应和优势更多的是助长强权政治，不利于平民政治。然而，选票政治就是平民政治，民主政治就是地方政治，民主运动就是要把暗箱式的权谋争夺改变成为公开的、市场竞争、和普通公民常态的生活方式。民主政治的终结处是联邦议会制的出现，联邦议会制是建立在地方（独立）自治，公民社会壮大的基础上的。
我们过去百年宪政民主之所以不能成功，主要就是地方主义、个人主义、“三公”的缺失，或遭受贬斥。我们要把那种对社会的责任集中在某个领袖人物，或国家集体身上，以重拳出击，至上而下的改革，转变到在细微之处下功夫的基础性改革，从个体开始，注重地方公民力量的建设。
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人，他是反对中央极权，反对领袖决策，反对高屋建瓴意识，反对“推翻颠覆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作派的。民主党人必须坚持民主意识，用选票改变中国，复兴地方主义，从地方做起，参与到至下而上的文化变革、社会变革、政治变革、制度变革的活动中去。
在贵州第六届人权研讨会上的演讲
2010-11-30定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