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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只是对未来中国政治变革可能性的一种描述，而且是相对理想化的描述。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那就是“反向演变”或“负向演变”，中共决策集团中的顽固势力拒绝改革，党内民主派的影响力不足以撼动这个僵硬堡垒的根基，这种情况下无非两种前景：或者，这个体制死而不僵，继续维持一个相当时间（其前提是统治者成功地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并把社会不满压缩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或者，在民众的压力或某种突发事件的打击下，专制大坝裂缝加大，乃至最终坍塌。当然，即便是前一种情况，理论上也不能持久，变化仍然是必然的。
无论怎样，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即便当今的统治者一条道走到黑，中国的民主转型仍然会发生，只不过要采取更为激烈的形式。如果我们把统治者顺应民主潮流、体制内外合作的转型称为渐进的 常序性转型，那么由于当政者拒绝改革、大局失控、社会力量迅速重新组合而发生的政治转型则可以称之为突发的 非常序性转型。（注19）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陷入内乱，乃至“天下大乱”。其实，即便在非常序性转型进程中，天下也未必真的大乱，仍然有各种可能性，（注20）但付出的转型代价肯定会大些，转型后的民主巩固过程也会更艰难些。这些问题需要另论。就本文主题言，我们会发现，如果在或近或远的将来，中国真的是借助突发的非常序性转型来完成自己的变革使命，赵紫阳的这份遗产大概仍然可以派上用场。毕竟，在非常序性转型条件下，“体制内”的分裂将不可避免，会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站出来另起炉灶，与民间反对派一起构建中国新的宪政体系。到那时，他们会想起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赵仍然是这些另起炉灶的前共产党人宝贵的资源和可能举的旗子。
注释：
1、1987年初，鲍彤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曾谈及赵紫阳对改革的分类：“紫阳讲，改革有三种，一种是现有体制很好，小修小补；一种是不好，要根本颠覆；还有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我们的改革是哪一种？这个可以研究。”鲍彤认为当时正在酝酿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于“要做相当大的改变”但不是“根本颠覆”那类。见吴国光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页248。
2、以上内容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94~295。
3、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页90。
4、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97。
5、同上书，页297~298。
6、见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165。
7、同上书，页162。
8、这种失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赵紫阳对江泽民等当朝领导人的批评在他和老友们的谈话中几乎比比皆是。比如，赵批评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信众，是“没有走出专政的怪圈”，“江泽民的基本心态是共产党把权交给我了，在自己任期内决不能把共产党的权丢掉”，这种心态支配下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01）
9、同上书，页290。
10 、见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页233~234。
11、见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50~351。
12、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99~300。
13、见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页230。
1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方网站。
15、见2011年3月10日人民网“两会快讯”有关报道。
16、在财政部公布的年度国家财政预算和决算中，通常用于指称政府自身运行成本的“一般公共服务”其实只是全部政府运行成本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相关成本是列在其他财政科目中单独计算的，比如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保等财政科目中，都有“行政运行”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的支出项目，但这些细目均不公布，属于“国家机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曾获得2008年福建省的省一级财政支出细目，根据这个细目，福建省用于政府自身的开支达到总支出的34.9%。而据传知行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推算，中国政府直接行政费用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要超过40%！（见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追问“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权手册》）
17、2009年全国财政决算表显示：当维持政府运行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高达9164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高达4744亿元时，国家财政用于全国医疗卫生的支出仅为3994亿元（其中农村卫生仅为395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支出725亿元，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517亿元，用于就业补助511亿元，用于农村扶贫则只有374亿元。(见财政部网站)
18、见拙作“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载张博树主编《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
19、“常序性转型”和“非常序性转型”这两个概念由宪政学者王天成提出，前者指“政府权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型，后者则指相反的“突发性转型”。见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中国人权双周刊》网站连载。
20 、年初在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情，足可证明此说。同样面对民众变革的呼声，埃及的穆巴拉克选择了急流勇退，使埃及的突发性转型得以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而利比亚的卡扎菲却顽固对抗，最终使国家陷入内战。
（本文为作者为《赵紫阳的道路》研究文集所写导言的部分内容。该文集由香港晨钟书局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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