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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悲剧*
费正清在这里所说的北洋水师指挥官显然是“只识弓马”，不懂海战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无论从索福克勒斯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悲剧角度来看，还是从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悲剧角度来看，丁汝昌（1836-1895）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社会地位，由于命运不济、性格有缺，虽雄心万丈，然而风云际会，阴差阳错，一步步走向绝路。
假如说甲午战争120年后依然在监狱中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博士的经历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状况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那么，甲午海战的总指挥官丁汝昌的经历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缩影和象征。在描述丁汝昌时，以语言平实而著称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中文版也似乎是画龙点睛，格外来神，生动活泼得不同寻常：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军，丁汝昌任提督。但李鸿章知道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战，此任命乃因为丁汝昌是李鸿章同乡且政治上比较可靠。丁汝昌对北洋水师的掌控并不得法，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水兵平日里将其当货船用，贪污运费，水师官兵利用舰队走私也有所闻。”
丁汝昌可谓典型的命运坎坷多舛之人。他生前统帅北洋水师曾经为清帝国立下大功，在1882年率北洋水师评定朝鲜兵变，阻止了日本干涉朝鲜。但北洋水师也在他的统帅下被日本海军全歼覆没。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通敌误国”。在北洋水师甲午黄海之战惨败之后的翌年，也就是在1895年即乙未正月，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的威海卫水陆合围北洋水师。丁汝昌无力回天，自杀身亡。
光绪皇帝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归咎于丁汝昌，一怒之下对他采取“籍没家产”、不许下葬的死后处罚。直至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在1910年，清廷才给丁汝昌平反。等到丁汝昌正式下葬时已经是1912年。其时，清朝已经灭亡，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
然而，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在鞭尸丁汝昌。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大饭桶李鸿章与超级饭桶丁汝昌”、“丁汝昌是爱国将领吗？”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
*迷雾重如昔*
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甲午海战120周年过去，中国还是处于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状态，眼冒金星，两眼一摸黑，乱踢乱打不辨东西南北。这种糊里糊涂、胡头昏脑、满地找牙的状态在中国民间和官方媒体当中都有明显的、有趣的表现。
来自民间的有关例证可谓俯拾即是，比比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倒也不需要再另外去寻找。上面所列举的中国互联网上的文章题目就很能说明问题。
即使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大饭桶李鸿章与超级饭桶丁汝昌”的说法，相信丁汝昌不是爱国将领，而是卖国或误国将领，我们也不妨像当今中国大陆网民所说地那样，“弱弱地”问一句：在当时的天朝和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紧的职位怎么总是那么不凑巧都给饭桶或卖国贼，或饭桶兼卖国贼占据了呢？
一个更重要的、但也同样有趣的问题是，这种坏事为什么没有在当时的和今天的日本发生？
显然，中国虽是“孙子兵法”的原产国，但中国人被日本打败了120年之后，到现在还是糊里糊涂，既不知己，更不知彼。
最要命的是，这种糊里糊涂显然是当今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当今中国官方所竭力维持的。不相信这一点的人马上可以做一个以身试法的科学实验，在中国尝试认真询问并尝试认真解决如下问题：
在当时的天朝，为什么要紧的职位怎么总是那么不凑巧都给一拨又一拨的饭桶或卖国贼，或饭桶兼卖国贼占据了呢？在今天的中国，同样的问题是否存在？是否更加严重？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可以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补救或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研究并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足以让一个人进监狱。刘晓波博士的榜样已经清楚明白地摆在那里。虽然实行专制的中国当局将刘晓波博士投入监狱，并不会阻止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中国人前仆后继，继续奋勇探索和尝试，但当局以言治罪的做法无疑会大大阻碍中国的进步。
这种阻碍所导致的中国落后，全世界已经看得很清楚。但其中最好玩的应当是专制导致智力落后，甚至导致弱智。我们先前已经看到《环球时报》的超级弱智的例子。
然而，更好的例子应当说是中国官方《解放军报》在甲午战争120年之后的2014年1月10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学院教研部教授靳天宇的文章，题目是“甲午海战对中国海军启示：必须有积极进攻的意识”。
靳天宇可谓中国大陆毫无争议的官方学者专家，而且是军事专家，而且是研究海战的军事专家，研究甲午战争的专家。然而，靳天宇的这种文章不需要看内容，仅仅看其标题，就足以让一个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发出一个要命的问题：自不量力的积极进攻会不会是自己自寻死路？
一个文化水平在初中一年级以上的学生则难免发出同样要命、但更为滑稽的问题：靳教授既然能在文章里指出北洋水师训练作弊、北洋水师指挥官任用不当，让一个不懂海军的人来担当海军总指挥，为什么却会得出“甲午海战对中国海军启示：必须有积极进攻的意识”这种怪想法来呢？这种想法难道不是比建造空中楼阁还虚幻，难道不是相当于明知火车在错误的轨道上却鼓动司机加速前进吗？
与此同时，一个受过足够教育的成年人稍微细读靳教授的文章，则会注意到他的文章除了陈词滥调，就是一些显然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成问题的知识，如，“反观日本方面，联合舰队司令为海军中将伊东佑亨。此人自幼对海军兴趣浓厚，早期留学英国海军，明治维新后即加入海军。”
靳教授在这里所说的伊东佑亨“早期留学英国海军”显然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大新闻，是一种大成问题的说法。伊东佑亨的教育背景在日文互联网上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而日文版的维基百科言简意赅的“伊东佑亨”词条则这样介绍他的身世和教育背景，其中并没有留学英国海军之说：
薩摩藩士・伊東祐典の四男として鹿児島城下清水馬場町に生まれる。...開成所にてイギリスの学問を学んだ。当時、イギリスは世界でも有数の海軍力を擁していたため、このとき、祐亨は海軍に興味を持ったと言われている。江川英龍のもとでは砲術を学び、勝海舟の神戸海軍操練所では塾頭の坂本龍馬、陸奥宗光らと共に航海術を学ぶ。
“（伊东祐亨，）薩摩藩士伊东祐典第四子，生于鹿儿岛城下清水马场町。...（早年在江户幕府洋学教育研究机构）开成所研习有关英国的学问。当时，英国拥有名列世界前茅的海军力量，据说祐亨自那时起就对海军产生了兴趣。后来又师从江川英龙学习炮术，在胜海舟的神户海军训练所与教头坂本龙马、陆奥宗光等共同学习航海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学院教研部教授靳天宇在军队高等研究机构研究日本，研究海军，研究甲午海战，却对海战期间日本帝国海军统帅的基本情况不甚了了。由这样的军事专家学者来为中国的海军提出发展战略，跟120年前的中国由骑兵将领统帅海军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人们虽然说不准今天的中国和120年前的中国到底哪个更可笑或更可悲，但当今中国的海军如此发展能发展到哪里则不问可知。
许多人以为120年前的中国腐朽不堪，混乱不堪，用人不当到了惊人的地步。如今再看到靳天宇（或张召忠、罗援、戴旭）的例子，人们不免要想，120年前的中国大概没那么不堪，无论是李鸿章还是丁汝昌，大概都很难说是超级饭桶。
*再说费正清*
上文说到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泰斗费正清，说到他对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的看法或评价已经受到质疑和修正。例如，现在许多学者发表历史修正主义的论文或专著，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予了更低的评价，对国民党蒋介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在另外一方面，费正清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如今也受到质疑。凭心而论，费正清当年对慈禧太后的评价是当年学界的大致共识，或说是当年学界所看到的中国那段历史的轮廓。
如今，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随着新材料、新研究、新观点的出现，历史学者们、尤其是中国之外的学者们看到了另一种历史轮廓，他们对慈禧太后的评价也发生了有利于“老佛爷”的变化。许多学者指出，慈禧太主政时的经济政策显然很不错；在她的统治下，天朝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现在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慈禧太后之所以过去长期遭受不公的恶评，主要是因为：
1）她是一个方便的替罪羊，中国陷入没落原因很多，很深，很复杂，一一廓清起来很费劲，把中国的种种不是推给她老人家则简捷方便；而且，正好她的为政和为人也确实有许多可以指摘之处；
2）她老人家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在中国历朝历代在各方面都吃亏，女人执政在男人按照大男子主义的观点写出的中国历史上更是大逆不道，更是逃避不了恶评和恶名。
率先为慈禧太后翻案的著名文章，按照现今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Mark C. Elliot）的说法是1975年钟苏方（Sue Fawn Chung）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大受恶评的太后：重估1898年至1900年间的慈禧太后 / The Much-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 Hsi in the Period 1898-1900 ”。（见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 6, 2014, 第44页）。
近年来，中国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慈禧太后以及清朝末年的研究，更是带上了一种紧迫的现实意义---满清政府最后也想改革，而且也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推行各方面的改革，然而，其改革的努力依然没有能阻止（甚至好像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使满清王朝一夜之间灭亡；如今的中共政权在多大程度上跟灭亡前的满清政权相似或相异？
这种问题虽然是学术的，但在一切都归中共控制的中国，这种学术性、历史性问题也可以变成敏感的政治问题。这种问题犹如放射性材料让中国的学者们不敢碰，谁碰谁倒霉。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而且已经退休的缘故，中国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斗胆提出了他的看法。但袁伟时显然是话到嘴边留半句，没有把话说全，只是说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点到即止”的地步：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又是甲午年*
然而，对众多的中国公众和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研究或许都可算作象牙塔里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不如他们的亲眼所见或亲身感受，这就是中国过去120年的历史不堪回首；甲午战争120年之后的当今中国的现实不堪入目，令人欲哭无泪。
此时此刻，许多人难免想起18-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关亚洲历史、中国历史发展的阐述。按照美国学者Eric Michael Dale归纳就是：
“对黑格尔来说，亚洲文化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史前的，因为那里没有迈向自由的进步，只是有‘同一种规模巨大的毁坏不断重复。’”
（For Hegel,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sian culture is actually pre-historical in that there is no progress to freedom, but only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majestic ruin."）
黑格尔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主线的历史观可以说是一种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在他眼中，德意志民族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古希腊罗马人则是部分自由，东方国家则只是一个人即帝王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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