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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不仅德艺双馨，而且著作等身，是蜚声中外的重量级中国文化研究专家。作为钱穆、杨联陞两位著名国学（汉学）大师的亲炙弟子，其中国文化功底之深厚、著述之丰富，海内外学界罕有出其右者，允为一代国学（汉学）大师；作为哈佛大学毕业生且在美国优游多年并长期执教于多所世界名校的学者，其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开阔视野、深邃洞见以及学术风格，堪称一代国学（汉学）学术典范。因此，余先生8年之内先后荣获分别被誉称为“人文诺贝尔奖”和“东方诺贝尔奖”的两大学术奖项，既是实至名归，更是众望所归，不存在任何的争议。
更重要的是，世界华人圈对余先生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那就是他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执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实是其所崇奉的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阐释。其搅动海内外华人心弦和情感的两句名言，深刻揭示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诉求和特征：“哪里是安身立命的乐土，哪里就是中国”，揭示出中国文化涵育的社会，理应是一个仁政善治的王道乐土；“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则揭示出传统士大夫“以道为尊”的坚定信念，以及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感——传统士大夫乃儒家文化之载体与托命。
虽然如此，在笔者看来，余先生荣获“唐奖”既是其学术巅峰的体现，也是其影响式微的开端。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余先生提出并反复申述一个学术观点，“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亦即儒学只能在“修身齐家”的个人生活领域发挥一些重要的作用，而在“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领域则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建树——充其量是通过教育提高个人的教养，进而提升公共生活的品质而已。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甚至是与儒学的基本发展趋向背道而驰（文中红色重点，是引者所加，此注，下同——引者）。
众所周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基本主张，而传统儒学则是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于一体，亦即涵盖并打通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学问以及价值体系。特别是，儒家向来强调“政为大”，把参与政治视为儒学的重要命脉，并通过提出王道、仁政、天下、大同等政治理念，以及设计君相分权、太学养士、科举取士、御史监察等系列政治制度，把中国形塑成为一个政治和教化相与一体的儒家国度。可以说，如果没有政治，就没有传统的儒家和儒学。
学问淹博、目光敏锐的余先生并非没有洞察到上述现象，但认为儒家传统政治向来围绕帝制和专制展开，而近代以来又走向全盘崩溃并导致天然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儒学都呈现“游魂无归”态势，所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在于学习西方、实现民主——这的确是中国百年政治发展的一大窠臼，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民国“四七宪法”到中共大陆建政莫不如此，只不过大陆选择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而已。就此而言，余先生关于政治的见解，并未超出百年来此起彼伏的西化论者！
问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演进虽然翻天覆地，但到目前，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其政治都远未臻于成熟和完善，而其间经历的种种挫折与痛苦，与其说源自儒家传统政治与现代社会卯榫不接，毋宁说源自完全割裂儒家传统而彻底学习西方政治，导致中国政治缺乏“定盘星”和“稳定器”，而横向移植来的西方政治模式，或水土不服，或变异乖张，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始终是中国人的一大焦虑和诉求，且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而愈来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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