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是否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最完美的政治模式？人类能否超越西方政治窠臼而别开一套更加仁政善治的模式？这些问题即使西方学界也在探讨之中，尚无定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自然不应主动将政治儒学扫地出门而偏于心性儒学一隅，放弃参与拓展人类政治文明的机会。余先生常批评类似观点为“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使然，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绝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人之常情——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民族传统并压抑民族自信的普世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近代以来儒家政治命运多舛，但它并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缺席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表明，儒家倡导的“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至少被写进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946年《世界人权宣言》、1993年《全球宗教伦理宣言》等重要政治文献，而且都是画龙点睛的精华部分。（西方人其实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孔丘——引者）同时，中华民国的五院政治架构，其考试院源于传统科举取士制度，监察院源于御史监察制度，而孙中山先生更是自称“尧舜禹唐文武周孔”的中华道统是其三民主义的基础。这表明，儒家政治或许并非不适合现代社会，而是我们没有找到更为合理转换的切入点。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一大变化就是儒学的重新崛起，其重要标志恰恰是大陆新儒家关于政治儒学的论说，如蒋庆先生提出的“王道政治”、秋风先生提出的“儒家宪政”等，从而使得儒学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鼎足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三大潮流。尽管余先生对此不屑一顾，颇多讥讽（余英时先生是正确的，令人钦佩——引者），但笔者认为，大陆新儒家的一些政治哲学理念，恰恰是中国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至少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大陆儒学发展进入了告别余英时的时代。

当然，大陆政治儒学的复兴，与余先生主张的“儒学进入私领域”的主张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同时也并非完全拒绝继续学习西方政治。特别是，它不会丝毫减少学术界对余英时先生的由衷敬意。笔者提出“告别余英时”，目的只是呼吁大陆儒学复兴和中国政治重建，要超越余先生的成见，勇于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我想，这也是余先生乐见其成的吧（只能说明中国的新新儒家的先生们既食古不化，更食洋不化——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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