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对"习李新政"的另类解读
   
    那么另一位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又如何解读"习近平新政"呢？说来有意思，这位老兄一口咬定习是要真改革，他的那些"左话"不过是迷惑保守派的"假 动作"。2014年2月吴稼祥在接受共识网记者采访时称：看一个政治人物，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因为政治人物说的有些话，可能是在麻痹政 敌。这个就相当于在山头上要战斗，他要披着一层迷彩服，所以，政治人物说什么并不重要。" 吴认为，习正在大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就像这个报告， 你不要看它戴的什么帽子，你要看它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这个总目标就是告诉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政治制度现代化难道还能拒绝民主吗？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报告，只是一般人看不懂。" 吴稼祥还称："在这个报告起草之前，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31个省市区的政协主席退出常委，而且有可能明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都不再兼人大主任 了，为什么？异体监督，体系现代化。而如果政协主席放在共产党内，那怎么有效监督？原来政协所有违反党的言论可能都会被制裁，因为你是党的机构，但假如他 不在你的常委里面，那他提的建议是在外面提的建议。你现在不能抓他，抓了他会喊的，这是中央赋予的权力，要真正跟你协商。也就是说，同体变成异体，也就形 成了制约。而且，这个报告也是一个'家常型报告'，不能一下说这十年能干成多少，他只能说当下能说的话，不可能把所有的底都抛出来。"总之，在吴看来，习 李新政充满希望，"未来九年将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吴甚至表示--
   
    习和李是我们在一百年来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大大"了，或者说是最好的领导人了。造就他们这样的人才不容易，是大苦大难造就的，他们都下过放，吃过 苦，当然，也不是所有吃过苦、受过难的人都能成为人才，但一旦成就，那就不是一般的人才。而且，不仅他们俩，包括现在常委班子里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能 干的人。所以这一届班子执政期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包括台湾），迅速的走向重登世界之巅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未来的十年，还有九年，我满怀信心。
   
    吴稼祥并没有像萧功秦那样"自废武功"，把宪政民主偷换为"特色民主"，但他对习近平一厢情愿式的解读同样招致自由学界和网友的一片批评，因为一 年多来习近平"左转"的种种行为，已经很难用"假动作"之类来解释。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 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都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高度警惕。荣剑、李伟东等人强调的"极权主义不 是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是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担心"，表达的正是这种警惕。而新权威主义者，或是由于其懦弱性，或是由于其形势变化下急 于输诚的心理，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敢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
   
    我以为，无论吴稼祥的"辩护"还是萧功秦的"变节"，均是中国语境下新权威主义者懦弱性甚或投机性的某种证明。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可以理解新权威 主义者何以采取这样的话语表达方式：在一个精于言论控制的党国极权体制中，知识分子要表达自己的独立政见，往往要采取迂回曲折的形式。不敢直面当下，或干 脆曲解当下，回避核心问题，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当局所听到、所采纳，这样，对官方意识形态和领导人行为的善意的"正解"和"期待"就既是一种无奈， 也是一种策略。久而久之，这样的心理取向甚至会影响研究者的认知，把下意识中希望当政者成为的那个样子解释为现实政治的未来走向。在萧功秦、吴稼祥对"习 近平新政"的解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二人的不同只在于，萧功秦已经自我"变节"，把宪政民主变成了"特色民主"； 吴稼祥则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习的"清白"甚至"伟大"，乃至于荒唐地把意识形态部门的左转动作指责为对习近平的"陷害"。
   
    什么条件下"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在我们批评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后，我还是想在结束本章时探讨一下：究竟有没有基于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在什么条件下这样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有。
   
    20多年前，一位叫米格拉尼扬的俄罗斯学者就曾这样论证"权威主义转型战略"，他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 就。、、、、、、当公民社会在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中正在经历形成、定型和巩固的复杂进程的时候，极其重要的是，要在政治领域保留住强大的权威政权，它可以 在这一阶段允许发扬有限的民主。在一个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中，为了使人民不致产生种种幻觉，推行改革的当局必须响亮地说出限制民主的必要性并将其原因解释 清楚。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政权应当在这一时期建立民主政治机制，将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的不同机构的代表人物吸收进来，逐渐给他们以权利和权力，但仍给自己 保留住起仲裁和校正的作用。换言之，这一阶段的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治领域的任务是，保障社会利益的冲突能通过公共权力中已经形成的政治机构的合法程序来加以 解决，使合法解决冲突的程序成为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这样评价米格拉尼扬的上述观点，同时也回答了上面所列的第二个问题：
   
    从保证改革的渐进、有序、理性和尽可能低成本角度讲，上述"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并非全无道理；它甚至是由执政党自己发动的、旨在"革"自己的 "命"的政治改革的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当然，这种战略的前提是：第一，执政党内已经形成改革力量居主导的权力格局；第二，民间反对派已经对当权者构成足 够压力，并通过这种形式与体制内改革派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宪政改革才有可能实质性地、但又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包括有计划地推进选举 制度改革、解除"党禁"从而推动政党政治的建设、公共传媒的改革、党军关系的改革等等。就建设中的政党制度而言，这种转型战略有可能形成原执政党仍保留关 键部位的控制权力、但其他政党组织亦开始获得合法反对派身份的这样一种格局，这种格局将是过渡性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多党竞争体制。如果 中国的宪政改革真能循着这个路子发展，那倒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减少改革进程中的震荡，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转型失序，使改革大体上 有序地进行，使体制内外的各种力量（中左和中右）都能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位置。
   
    但，我在宪政报告中同时刻意强调了"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这种战略本身包含的风险"--
   
    一方面，仅仅强调"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庇护"，有可能落入新的独裁主义的陷阱。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种独裁传统都可谓根深蒂固。即便是有坚 定的改革主张的领导人，在合理把握民主的开拓和为了推动这个过程而不得不实施的某种有节制的控制这两者之间，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更应该强调体制内 外的沟通、联盟，强调民间自由力量在督促体制内当权者走向民主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相信只有通过这种体制内外的沟通、互动，体制内改革者的上述困难才能 在实践中予以克服。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如果奉行"强有力的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真的想走向宪政民主，而只是想通过改善经济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那么这样的权威主义就更与我们所说的转型战略无关了，它只不过是当政者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而采取的手段。
   
    很可惜，当下中国的统治集团显然更接近后者。
   
    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对此要有起码的诚实。
   
    注释：
   
    [1] 以上论述出自吴稼祥1989年1月16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
   
    [2] 同上
   
    [3] 荣剑此文也在1989年1月16日的《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报纸显然是在让两篇观点正相反对的文章打擂台。
   
    [4] 荣剑"新权威主义再批判"，2013年12月31日发表于财经网荣剑的个人博客。
   
    [5]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41~342。
   
    [6]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
   
    [7] 同上，页29。
   
    [8] 同上，页14~15。
   
    [9] 萧提出实现中国民主化需经过5个阶段：1，改革集团进入政治核心；2，改革者当政后的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3，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4，在社会均 富的条件下发展公民社会；最后，5，在以上基础上实现以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民主化。见同上书，页41~42。
   
    [10] 同上，页6。
   
    [11] 徐友渔《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一剂不对症的药方》，中国影响力网，2014年3月3日。
   
    [12]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页16。
   
    [13] 萧功秦《中国为何需要铁腕改革》，凤凰网2013年12月8日。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即《中国为何需要铁腕改革》，在共识网发表时改为这个标题。
   
    [18] 指王天成，下同。
   
    [19] 江棋生《也说萧功秦》，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2014年7月29日。
   
    [20] 同上。
   
    [21] 吴稼祥《习李改革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载共识网2014年2月20日。
   
    [22] 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列举了60条改革举措。
   
    [23] 同上引吴稼祥文章。
   
    [24]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4年7月11日报道：中央中纪委早前批评中国社科院被境外势力渗透，社科院于是决定将会以政治纪律作为考核属下学者表现的首要标 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10日更发表文章称，社科院已展开多项工作，严防干部及研究人员意识形态出轨。吴稼祥除了在微博上怒斥社科院这个做法等同是"猪 圈"，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时表示，这还牵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他说，目前党内斗争异常激烈，这实际上是社科院在设计陷害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
   
    [25] 安o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页63。
   
    [26]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页302~303。
   
    [27] 同上，页304。
   
    （本文节选自正在写作的《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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