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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快意恩仇方面，还有其它的一些类型，限于篇幅，我就不再例举了，不过仅从上面举出的几种类型，已经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共同的潜规则，这就是：既然社会很黑，那我就可以比社会更黑，哪怕黑的没有任何底线。或者，既然你伤害过我，对不起，从此你就是该被杀无赦的。当然，我不想过分夸大《水浒传》中的这一切，因为毕竟是几百年前的作品，存在历史局限性，自然是难免的，何况，《水浒传》在当时还是给了饱受欺凌的平民百姓以精神的鼓舞，因此在中国的小说中，它还要算是问题比较少的一部，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水浒传》有多坏，而是《水浒传》为什么不能更好。为什么你在杀人的时候不能杀出一个底线来？为什么不能让人家有多大的错承担多大的惩罚？
看来，"快意恩仇"，固然不无道理，但是，应该以"恩仇"的解决为目标，还是应该以"快意"为目标，这却毕竟是必须予以慎重思考的。
（二）《水浒传》中社会方面的恩仇记--"风风火火闯九州"
下面再看《水浒传》中社会方面的恩仇记。
在社会恩仇方面，《水浒传》的关键词可以叫做：造反有理。还借助一句根据《水浒传》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应该是：风风火火闯九州。
具体来看，水浒梁山的的造反，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劫城"。《水浒传》中写水浒好汉劫城应该不止一次，可是每一次都会伤及百姓。救卢俊义的那一次，杀得连侩子手蔡福都看不下去了，他让人向宋江赶快去汇报：千万不能再打了，因为城中已经"将及损伤一半"，什么叫"将及损伤一半"？是伤及对方的官兵吗？是城中的老百姓"将及损伤一半"。水浒梁山这样的打仗方法，实在是太离谱了，最后小说里面承认，这次一共杀了多少人呢？"被杀死者五千余人"。要知道，杀死一个人就足够判水浒梁山好汉死刑的了，可是，他们竟然顶着"造反有理"的招牌，杀死了五千多人。由此联想，有人口口声声要说水浒梁山聚众造反是为了平民百姓，真不知道理由何在。
其次是"劫富"。看过《水浒传》的应该都知道，其实水浒梁山从来就没有主动去打过官府，都是官府来打水浒梁山，水浒梁山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应战。水浒梁山主动打的，都是那些很富裕的村子、先富起来的村子。可是，水浒梁山凭什么去"劫"人家呢？打个比方，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很富裕，那么社会上随便几个人结起伙来，随随便便就去劫了它，可以这样去做吗？当然不行。而且，水浒梁山在劫富之后，没有例外都是杀人家全家，其实人家跟他根本没什么仇。你不就是劫财吗？财劫完也就算了，好歹要给人家留条活路，可惜，根本就没有，朱家、曾家、高家、黄文炳家，毛太公家、梁中书家、王太守家，统统没有例外，都是全家杀光。可是，水浒梁山"济贫"了吗？除了偶尔的一两次，应该说，基本上看不到。其实，这里的劫富完全是因为水浒梁山的人在笑傲梁山中的生存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人多，生活方面无以为继，所以，才要频频外出劫富。例如，为什么要打祝家庄呢？宋江在战后的总结会上就已经说明白了，我们山上两万多人两年的粮草，这一下子就全都有了。
第三，是"劫人"。这一点，是最有水浒梁山特色的。当这些社会中下层的盲流认为自己结成团队去和社会抗衡的做法是天然正确的以后，他们竟然会大言不惭地拼抢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而且是不入伙也要入伙。你不入伙，我就先给你制造血案，或者，我就把你全家都杀光，看你跟我不跟我上梁山。
例如秦明，他被俘虏后说我不能跟你们干，因为我是正规军的军官，我还是想在主流社会生存，但是我们可以做朋友，以后再打仗，我也可以私下放水，或者提前把消息告诉你们。宋江怎么说呢？他说：行，咱们只交个朋友吧，今晚一起吃吃饭，明早送你下山。可是，其实却是把他给灌醉，然后那边派人穿上他的衣服拿上他的旗号，跑到山下面去，到城门口骚扰一圈，而且到处招摇："我秦明也！"结果守军就把他全家都杀了。科室，第二天秦明酒醒后还什么都不知道，还被蒙在鼓里，宋江也装腔作势地还欢送他。结果到了城门口，却发现他老婆的头挂在那里，于是，他不得不回到梁山。
朱仝的遭遇也一样，他的职务相当于县公安局侦缉大队长，为袒护宋江而入狱。上级的公安局局长看他为人忠厚，就说：这样吧，你在我家当个勤务人员吧，就别到监狱里去了。朱仝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他喜欢公安局局长的儿子，才三四岁，因此就每天带着他到外面到处玩。可是有一天，水浒梁山的朋友跑来看他，于是，他们就站在一边聊天，没提防，小衙内自己就跑到附近去玩，结果聊完天回头找小衙内，才发现，李逵已经把他脑袋摔成了八瓣。这样，朱仝也只好上了梁山。为此，他极为痛恨李逵，说：这也忒毒了些。
卢俊义上梁山也如此，梁山人到处造舆论说他要造反，最终，他被迫也只好上了梁山。
社会的造反有理方面，也还有其它的一些方面，限于篇幅，我就也不再例举了，不过仅从上面举出的三个方面，已经就不难看出，像个人的"快意恩仇"一样，社会的"造反有理"也存在着共同的潜规则，这就是：只要造反，就一定是对的，只要造反，就是有理的。用李逵的话说，是"我只是先打后商量"。而且，只要造反，就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就是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疑，这完全也是错误的。在社会的矛盾到了极端的状态下，造反，自然不失为一种正当的选择方式，但是，必须先有理，然后再造反；也必须恪守造反的人性底线，这确实为必须之必须。遗憾的是，《水浒传》完全没有做到这样两点。
三、中国的"家--国"社会的彻底崩盘
（一）水浒梁山为什么会"快意恩仇"、"造反有理"
当然，在讨论了《水浒传》的在个人的快意恩仇与社会的造反有理之后，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还应该说，还仅仅是刚刚开始。因为，有太多的人--或许也包括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为水浒梁山辩解。他们会说，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水浒传》只能这样去写，也只能这样去评价。
然而，果真是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弄清楚水浒梁山为什么要"快意恩仇"和为什么要"造反有理"。
在我看来，这就必须从弄清楚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互相伤害的社会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开始。过去，一般的解释是因为社会穷困，民不聊生，是因为贪官污吏横行当道，因此受伤害者不得不揭竿而起，其结果，当然也就把社会与人群分成了好坏与敌我，也分成了伤害者与被伤害者，从而，也就为水浒梁山的杀无赦和对对手没有人性底线大开方便之门。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上述的解释其实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完全是一种把问题简单化了的错误模式。
首先，即便就是从宋朝的实际生活来看，我们也必须说，宋朝远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例如，已经有很多史家指出，宋朝在古代中的历朝历代中都是最为特殊的，实际上宋朝的文化创造也远远超出于了大唐，例如，四大发明，就集中在了宋朝而不是唐朝。而且，宋朝的老百姓也过得并不民不聊生。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宋朝最穷的穷人是谁？想都不要想，当然是武大郎。武大郎肯定是最穷的，大家都知道他穷到什么地步。可是，看看他的住房，却不难发现，宋代最穷的穷人武大郎住的竟然是两层的小楼，否则，怎么可能会有一根晒衣杆引发的血案呢？那根晒衣杆是从哪儿掉下来的？正是从楼上。潘金莲是在二楼窗口晒衣服的时候砸到了西门庆的脑袋。如果她住在一楼或者地下室，那她也许就躲过了与西门庆的这一劫了。
这样看来，我们过去的那种动辄就把前面的所有朝代都痛斥为"万恶的旧社会"的做法，实在是值得斟酌的。所以，我也才经常说，谁才是新社会？谁才是旧社会？这完全是一个亟待重新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在这里，我们起码要明确，宋朝并非"万恶的旧社会"，水浒梁山上闹的这一出历史大戏，也与贫穷贫困、民不聊生没有根本的关系。
其次，就要说到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所推荐的一本书了，这本书叫做《旧制度与大革命》。那么，王岐山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理由当然可以有种种，但是，起码有一个理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的一个提醒：革命是最容易在经济富裕（所谓对苛政感受最轻）的时候爆发的。也因此，共产党的前后两任总书记才会非常严肃地提醒：当前存在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无疑，宋代也是一样，他们（也包括水浒梁山上的这些人）所碰到的问题要远比贫穷贫困民不聊生更深刻。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以后，却反而安定不下来，却反而怨声载道（这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当时是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但是另一方面，当时每个人的不满却也都在逐渐上升。那么，其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暗处触动了人们敏感脆弱的神经？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社会的公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宋代的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其他的无论官吏百姓其实都是为皇帝打工。在这中间，始终有所匮乏的，恰恰是一个合法的公共权力的空间。所谓"合法的公共权力的空间"，简单地说，就是教育平等、司法平等，等等等等。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互相伤害的恶劣状态，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存在一个公共空间，简单地说，我有气有地方出，我有冤有地方诉，我要上学有地方给我解决，我有病有地方给我看。最起码的是家里有人去世到殡仪馆会不再被盘剥一次。换言之，是社会不能出现不劳而获的现象，不能出现少劳多获的现象，不能出现多劳少获的现象，不能出现劳而不获的现象。反之，如果这个社会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而且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会互相伤害。而这正是，宋代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社会的贫困，而是社会的公权没有建立起来，社会的公平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宋代的皇帝的私权社会，就不但对外挤压了公共空间，而且对内挤压了精神空间。整个社会都不得不以生存原则做为最高原则，因此，互相伤害也就成为最为根本的手段，在这个社会中，不论是谁要出人头地，都必须要靠伤害别人的方法来实现，而不论谁面对别人的伤害，都只有一个办法保护自己，就是用加倍地伤害别人的办法来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勾心斗角和人事倾轧。
显然，水浒好汉碰到的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没有人为国家考虑，没有人为当政者考虑，所有的人能捞就捞，能占便宜就占。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杨志的发现。
杨志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想出人头地的人，可是却总是被人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杨志是个贵族子弟，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和别人合作，可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既然互相伤害达到了这样激烈的程度里，那么你如果要在社会存身，就一定要想办法去学孔融让梨，要去吃小亏，以便占大便宜。可是杨志就不会让，不但不会让，而且反而是到处去抢。不过，另一方面，杨志对社会的弊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人再为国家考虑了，大家都是靠互相伤害来过日子。当时，梁中书跟他说，你把我的生日礼物三千万--十万生辰纲换算今天的人民币，应该就是三千万人民币--护送到开封府我老丈人那去。杨志说，我不敢去，梁中书说，怕什么，我们多派正规军去送！杨志于是就说了一句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的名言，他说，"恩相再差五百人去，也不济事的。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也就是说，你派多少人都没用。这些人都是一听说出事了，"都是先走了的"，没有什么人会为国家考虑。
最后，还要强调，在中国，伤害完全是彼此相互的，不存在伤害者与被伤害者。我在前面已经提示过，中国的特点是"一人之天下"，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集团的。也因此，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只有或者以替天子行道或者以替天行道或者以皇帝的顺民的身份，结成利益基础不同的牟利集团，从而得以在利益纷争中分一杯羹，去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这样，在皇帝集团之外，所有人的人生中便只剩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整天算计着吃掉别人和时刻提防着不被别人吃掉。与此相应，既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么所有的人当然也就很快意识到了奥秘的所在--暴力的伤害能量。因为只有暴力的伤害能量成本最小，那么，所有的人也就必然争相拿起这一武器。由此，我们就可以意识到第二大集团--官吏集团的出现，这也就是《水浒传》里面的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 、高俅。他们的办法是打着朝廷的旗号以营私。孙定在帮林冲说话时不就说过？"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所以金圣叹才会说："乱自上作！" 而平民百姓呢？他们自然无法进入主流渠道，因此，为了牟利，也就不得不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在国家权力之外去寻求最大利益。这，首先就是梁山匪类集团的出现，因此，梁山好汉所代表的，其实只是社会自身所释放出来的无意识的伤害能量，是社会要防止的负能量。第四是地方集团的出现，例如大名府、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曾头市。它们都是靠勤勤恳恳做皇帝集团的顺民来避免伤害，并且希望能够借此来分一杯羹。
（二）只有互相伤害的暴力才成本最低
由此我们看到，公共权力的关键是提高互相伤害的暴力的成本。但是中国却根本无法做到，不仅仅如此，当时的人们反而发现，倒是只有互相伤害的暴力才成本最低，加之宋代的社会繁荣却没有能够进而解决公共权力的问题，富裕起来了的人们不断地要求着公共权力的满足。于是，公共权力的失范、公共产品的匮乏，公共社会的萎缩，在宋代也就极为鲜明地呈现出来了。于是，最终就导致了彼此之间以互不信任为前提，世界变得狭隘而自私。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只能是消灭对方，所有的人都不是"巧取"就是"豪夺"，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然而，互相伤害的暴力却根本不是生产力，而是破坏力，也无法创造财富，而只能破坏财富。结果，就必然从心灵的自我伤害、自我毒害走向中国的"家-国"社会的彻底崩盘，走向"崖山之后，已无中华"的惨痛结局。
就以高俅为例，高俅是《水浒传》的穿针引线人，他一上任就迫害王进，推动了"逼上梁山"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我们知道，从王进直接引出了史进，从史进又引出了少华山的三个黑帮头目朱武、陈达、杨春，还有提辖鲁达，而鲁达又带出了林冲，林冲则带出了杨志，杨志又带出了"生辰纲案件"，生辰纲一案的结果，是晁盖等人上梁山，接着，是送宋江的受到牵连，然后，是多人因为宋江而入狱，接着，是为发展梁山的势力而逼迫有关人才上山……为此，为了强调"乱自上做"，《水浒传》喜欢说高俅的坏话，可是，其实我们不必把高俅说得那么坏。高俅无非就是当时社会中互相伤害的一分子而已。在高俅刚刚出道那会儿，他也是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受到的伤害完全不亚于水浒梁山中的任何一个人，而即便是伤害林冲这样的事，我们也要看成是社会彼此伤害事件的一部分，而不要简单看成贪官和好人的问题。而且，轮到高俅伤害别人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比水浒梁山的很多好汉更为残酷。
就拿白虎堂事件来说，不论伤害者还是被伤害者，其实两边都在花钱，高球也没有明火执仗地去杀人。有学者计算了一下，两边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三千一百六十两。换算为今天的人民币，应该是九十五万左右，而且，这笔钱主要是高俅方面花费的，因此，也不要以为高俅有权有势就不需要花钱，就动辄杀人，
再看水浒梁山这边，难道水浒梁山就没有伤害过别人吗？水浒梁山就永远只是被伤害吗？当然，《水浒传》里偶尔也有个别好人，比如孙定，他曾经帮林冲说过话，比如叶孔目，他也曾经帮武松说过话，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的只是彻头彻尾的彼此伤害，根本就没有局外人的存在。你看水浒梁山的好汉有的曾经是监狱长，有的曾经是刑侦队长，有的曾经是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可是，却都是一听说朋友出了事，立刻就毫不犹豫地予以袒护，根本没有例外。可是，他们考虑过自己的这种做法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吗？更不要说这些所谓的好汉们都是一听说对方是杀了谁谁谁的某某某，立刻纳头便拜，说是"久仰大名"，他们何尝考虑过这样是非不分所导致的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伤害？还有，四大恶人打着替天子行道的名义去伤害他人固然不对，但是水浒梁山的好汉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去伤害他人，难道就对吗？其实，弱者助纣为虐同样可怕，他们的替天行道也是一样的没有公正性的。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替天行道"，强调要奉行公正和正义，可是我请问，水浒梁山所做的哪一件事情是完全公正的？谁可以举出任意一件来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智取生辰纲后晁盖等"七匹狼"上了梁山，小说里就写，吴用"就血泊里过一把交椅来"让晁盖做。可是王伦当死吗？王伦不就是心眼小一点吗？可是，心眼小就当死？他毕竟也是水浒梁山的开创者和第一代的领导核心吧？而且，水浒梁山确实是经常"劫富"，可是水浒梁山真的"济贫'过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目睹当时的社会没有公权，很多人都用自己手里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结果这个社会就弄得互相伤害。那么，自己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下层人该怎么办？那就必须结成团队。因此，水浒这帮好汉的上梁山，根本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结成团队。既然一根筷子弄不过四大恶人，一根筷子也弄不过皇帝，那就把所有的筷子捆起来，这样，就成了一个可以跟官府去漫天要价的团队，也就可以去回应社会对自己这类中下层盲流的伤害了。这就是《水浒传》的主题歌唱的："风风火火闯九州"。显然，这里的"闯九州"背后洋溢着的，只是一种在被社会与他人的伤害中终于可以也去伤害社会与他人时的自鸣得意。
四、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借鉴
弄清楚了《水浒传》为什么会出现个人的快意恩仇与社会的造反有理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水浒传》对此所作出的正面评价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弄清楚了《水浒传》为什么会出现个人的快意恩仇与社会的造反有理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与我们的《水浒传》相比的优胜之处。
犹如在西方有《基督山伯爵恩仇记》，西方也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公共权力的误区，因此，如何面对来自社会或他人的伤害，在西方就同样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令人吃惊同时也令人欣慰的是，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竟然走上了与中国的《水浒传》的完全不同和截然相反的道路。然而，也正是这完全不同和截然相反，恰恰昭示着西方的对于这一问题的极为成功的美学解决。
就以我前面介绍过的四部作品为例：这四部作品，都写的是恩仇记。其中，相当于中国的《水浒传》的个人方面的快意恩仇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相当于中国的《水浒传》的社会方面的造反有理的，有三部作品：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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