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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的规模有大有小，取决于你如何界定，但至少都被政府界定为群体性事件，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甚至更多，而不是一两个人的行动。
关于是否牵涉暴力，也存在如何界定的问题。比如，政府逮捕抗议者算是暴力么？有时候抗议者破坏政府财产，推翻警车，或是在乌坎事件中，也含有一些暴力冲突，但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有时候，工人只是为了讨薪而阻断公路，这是更为常见的情况。
问：在哪些抗争活动中，政府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严厉打击？
答：很简单，任何牵涉政治诉求的事件，比如少数民族自治的问题，比如对待人权律师和异议者，因为这些事件挑战了政权的垄断、合法性和统治能力，任何在政府眼里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事件，他们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打击。
问：你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抗议活动，包括劳资冲突，征地纠纷以及其他产权和拆迁的纠纷，政府在应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维稳挑战时有何不同？
答：政府在对付工人上有一些常用的策略， 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花钱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是薪资的问题，政府或许会支付部分工资，让抗议者回家。如果是征地的纠纷，事件通常要更复杂一些。土地往往不是 单个农户的产权，而是集体的产权，为了平息集体的土地纠纷，政府不得不诉诸村委会，很多时候或许还会重新选举，政府不能就地给钱了事，平息矛盾需要花更长 时间。但是如我所说，通过官僚化的规则解决冲突是一个标准化的策略，因为土地问题的属性，这样的方式在土地纠纷上或许使用更频繁，但是也会被用在工人身 上，除了通过付钱就地解散抗议者，还诉诸于不同的调解渠道，或者上法院。
问：政府通过不那么粗暴的方式回应抗议者，这相比于过去是不是一种进步？
答：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政府解决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10年前，“花钱买稳定”不是最主要的维稳方式，更多的政策将这些纠纷交给法院去解决，在当时，通过法院解决问题的情况更多，工人也更多地诉诸于法院解决问题。
你也许会认为随着法律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纠纷会通过法院 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你必须注意到为什么近10年会发生这样的倒退，这其实是中央的决定。在江泽民时代，执政者一直比较强调法治，但是在胡温时期政策发 生了显著的转向，不再强调法治，而是倒退到“迅速解决冲突”。这是因为通过法院解决冲突速度太慢。政府不希望所有人都打官司，尽量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把所 有人聚在一起，迫使他们接受调解，而不是严格根据法律界定的权利要求雇主付薪。他们希望双方妥协，然后让抗议者回家。
这样的转向是因为政权对各种形式的动荡更加敏感，害怕任何 不稳定因素变成更大的麻烦，所以从一开始就息事宁人，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从公众视野里移除。如果有工人讨工资，就给他工资，让雇主付钱，如果雇主没钱，政 府先从财政里拿钱支付，然后再从雇主处收回来。这样的方式绕开了司法系统，更快地平息了冲突。
威权政府会害怕任何小范围的群体事件变为公共事件。一旦看 到类似的动荡发生并且持续，看见抗议者在街上能待这么久，公众会把这个当作一个信号，以为政府纵容了类似行为，随之就会有其他人效仿。因此，政府会把抗议 限制在小范围内。一帮工人在厂房罢工多天，如果是小范围的罢工，他们会很安全，政府不会插手干预，但是如果整个区域的大多数工人都参与其中，那就变成了一 个阶级行动，政府绝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问：近年来政府如此热衷于维稳，是一种有意设计的政策选择，还是自发的制度变迁的结果？
答：这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结果。天安门事件 发生之后，政府从1991年起实施所谓的“辖区综治”政策，维稳任务一直延伸到地方政府。2005年，政府又颁布了《国家信访条例》，这些政策将所有的维 稳压力都推给了基层政府，也成为基层官员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维稳逐步地方化。无论以何种方式，一切稳定为重。但是，这反过来让事态恶化。因为基层政府有 时候无力解决导致冲突的问题，他们只能给钱，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辖区经济状况恰好不错，你可以从地方预算中拿出钱维稳，有更多钱收买抗议者，让他们回 家。可钱是地方政府唯一能用的资源，他们不能改变上面做出的决定。虽然个别时候冲突是由地方政府的错误导致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最底层的政府没有任何决 策权力，只是政策实施者而已。在土地纠纷中，很多时候决定来自市一级，而不是乡镇级，后者没有选择，只有征地卖地而已。基层政府的压力非常大，他们没办法 改变政策，平息冲突、使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花钱。
问：有一个现象是，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中央派驻工作组解决纠纷，失职的地方官员被处罚。随后，抗议者心满意足，对中央政府很感激，忠诚度也得到强化。中央政府很巧妙地化解了类似冲突。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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