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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君:中国政府“花钱买稳定”的逻辑
日期:10/24/2014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纽约时报


这些事件的规模有大有小,取决于你如何界定,但至少都被政府界定为群体性事件,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甚至更多,而不是一两个人的行动。

关于是否牵涉暴力,也存在如何界定的问题。比如,政府逮捕抗议者算是暴力么?有时候抗议者破坏政府财产,推翻警车,或是在乌坎事件中,也含有一些暴力冲突,但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有时候,工人只是为了讨薪而阻断公路,这是更为常见的情况。

问:在哪些抗争活动中,政府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严厉打击?

答:很简单,任何牵涉政治诉求的事件,比如少数民族自治的问题,比如对待人权律师和异议者,因为这些事件挑战了政权的垄断、合法性和统治能力,任何在政府眼里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事件,他们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打击。

问:你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抗议活动,包括劳资冲突,征地纠纷以及其他产权和拆迁的纠纷,政府在应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维稳挑战时有何不同?

答:政府在对付工人上有一些常用的策略, 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花钱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是薪资的问题,政府或许会支付部分工资,让抗议者回家。如果是征地的纠纷,事件通常要更复杂一些。土地往往不是 单个农户的产权,而是集体的产权,为了平息集体的土地纠纷,政府不得不诉诸村委会,很多时候或许还会重新选举,政府不能就地给钱了事,平息矛盾需要花更长 时间。但是如我所说,通过官僚化的规则解决冲突是一个标准化的策略,因为土地问题的属性,这样的方式在土地纠纷上或许使用更频繁,但是也会被用在工人身 上,除了通过付钱就地解散抗议者,还诉诸于不同的调解渠道,或者上法院。

问:政府通过不那么粗暴的方式回应抗议者,这相比于过去是不是一种进步?

答: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政府解决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10年前,花钱买稳定不是最主要的维稳方式,更多的政策将这些纠纷交给法院去解决,在当时,通过法院解决问题的情况更多,工人也更多地诉诸于法院解决问题。

你也许会认为随着法律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纠纷会通过法院 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你必须注意到为什么近10年会发生这样的倒退,这其实是中央的决定。在江泽民时代,执政者一直比较强调法治,但是在胡温时期政策发 生了显著的转向,不再强调法治,而是倒退到迅速解决冲突。这是因为通过法院解决冲突速度太慢。政府不希望所有人都打官司,尽量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把所 有人聚在一起,迫使他们接受调解,而不是严格根据法律界定的权利要求雇主付薪。他们希望双方妥协,然后让抗议者回家。

这样的转向是因为政权对各种形式的动荡更加敏感,害怕任何 不稳定因素变成更大的麻烦,所以从一开始就息事宁人,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从公众视野里移除。如果有工人讨工资,就给他工资,让雇主付钱,如果雇主没钱,政 府先从财政里拿钱支付,然后再从雇主处收回来。这样的方式绕开了司法系统,更快地平息了冲突。

威权政府会害怕任何小范围的群体事件变为公共事件。一旦看 到类似的动荡发生并且持续,看见抗议者在街上能待这么久,公众会把这个当作一个信号,以为政府纵容了类似行为,随之就会有其他人效仿。因此,政府会把抗议 限制在小范围内。一帮工人在厂房罢工多天,如果是小范围的罢工,他们会很安全,政府不会插手干预,但是如果整个区域的大多数工人都参与其中,那就变成了一 个阶级行动,政府绝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问:近年来政府如此热衷于维稳,是一种有意设计的政策选择,还是自发的制度变迁的结果?

答:这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结果。天安门事件 发生之后,政府从1991年起实施所谓的辖区综治政策,维稳任务一直延伸到地方政府。2005年,政府又颁布了《国家信访条例》,这些政策将所有的维 稳压力都推给了基层政府,也成为基层官员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维稳逐步地方化。无论以何种方式,一切稳定为重。但是,这反过来让事态恶化。因为基层政府有 时候无力解决导致冲突的问题,他们只能给钱,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辖区经济状况恰好不错,你可以从地方预算中拿出钱维稳,有更多钱收买抗议者,让他们回 家。可钱是地方政府唯一能用的资源,他们不能改变上面做出的决定。虽然个别时候冲突是由地方政府的错误导致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最底层的政府没有任何决 策权力,只是政策实施者而已。在土地纠纷中,很多时候决定来自市一级,而不是乡镇级,后者没有选择,只有征地卖地而已。基层政府的压力非常大,他们没办法 改变政策,平息冲突、使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花钱。

问:有一个现象是,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中央派驻工作组解决纠纷,失职的地方官员被处罚。随后,抗议者心满意足,对中央政府很感激,忠诚度也得到强化。中央政府很巧妙地化解了类似冲突。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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