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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权”运动者被噤声 生存空间日益紧缩 2021年4月25日 21:27
香港妇女3月21日游行声援五位被捕中国女权人士。(美国之音谭嘉琪拍摄) 台北 — 中国女权运动正面临新一波打压。最近一些支持女权主义的个人及组织在社交媒体及网络平台上接连遭到封杀。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反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运动的大张旗鼓，既动摇了传统的父权体系，也威胁到中共的政权稳定，因此要求女性保持传统的家庭角色。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女权运动的生存空间将日益紧缩。 
女权运动者遭封号和禁言 中国网路平台“豆瓣”上周突然解散10多个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讨论群组，包括“含破罐子不摔组”、“经血姐妹会组”、“破产版雅典学院组”等。有网民说，只要跟“6B4T”有关的小组几乎都被解散。 所谓的“6B4T”是一个女权运动的新造词，“6B”是指不和男人结婚、生育、恋爱、性交、不购买厌女产品，以及单身女性互助；“4T”则指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和脱偶像。“6B4T”主张女性从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影响中脱离，建构女性自己的文化与势力。 豆瓣女权组织被封杀的消息传出后，引爆网民热议。有网友说：“6B4T这种主张甚至也谈不上激进，无非是主张女性不必进入异性恋关系、摆脱男性控制而已。女性坚持独身居然还在被视为反叛，这是我们要坚定声援豆瓣姐妹的根本原因。”但也有网友说：“干得漂亮！意图通过‘极端女权’撕裂社会，矮化中国男人。” 之前，一些微博博主也被封号，例如女权运动者肖美丽发布她在餐厅劝阻旁人吸烟的视频后，遭来许多污辱性评论。她被称为“女拳”，甚至被举报支持“港独”。她的微博被封号后，一些女权微博帐号，如“一千万女权”、“梁小门”、“麦子家”等也相继遭到封杀。 
中国女权行动者吕频（吕频提供） 女性被期待扮演传统家庭角色 中国女权行动者、“女权之声”创始人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女权主义者只要发声就很容易遭受攻击，原因在于女权主义者对于男女不平等或是家庭暴力等问题提出结构性的解释，但这种解释会让很多人觉得被触犯。 吕频以家庭暴力为例指出，社会经由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制度建构出来的“男优女劣”不平等结构，以及将妻子视为丈夫财产的错误观念，是导致男性家庭暴力个案层出不穷的重要因素，但大多数男性是此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不会承认是这个结构出了问题，而只当个案来看。 她说：“我们只是认为这个社会、这个结构、这个性别不平等，每个人都有参与（其中）。这样就触犯到他们了。”吕频表示，感到被触犯的人会在网路上发动言语暴力攻击，目的是不让女权主义者讲话。 吕频表示，反对女权主义者并非是因为对女权主义一无所知，或是因为受到政府的蒙蔽或驱使才出击的，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恰好跟政府的吻合。 吕频说：“政府当然不希望你对社会有一个结构性批评，也不希望你自己去主张你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注定是不喜欢女权主义的。政府更喜欢女性保持一种比较传统的家庭角色。这个对政府统治的稳定比较有利的。” 吕频说，相反，女权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在职业的参与或公共生活中得到平等的地位，不希望女性扮演传统的家庭角色。 女权主义的反扑力量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所长沈秀华从中国的“厌女现象”（针对女性的憎恨、厌恶及偏见）来说明为何会有些人把“女权”视为“女拳”并不断加以攻击。 沈秀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女性为了国家发展要“撑起半边天”，进入劳动市场，虽然薪资结构和职位仍不如男性，但女性公共空间的参与被合理化。但是，经改之后，在国家资产私有化的过程里，比如在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上，重新回到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体系，社会上对二元性别的划分与想像，又再次将女性推回至私人领域（家庭）的角色中。 观察人士指出，当今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跟男性日益接近，进入职场的比例与经济独立性也高于从前，而且有更多女性进入到中产阶级，尽管如此，她们在薪资结构和权力分配上仍略低于男性。 观察人士说，这些女性既受到中共宣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灌输，又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逐渐意识到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但是，她们在追求性别平等的过程中，也招致以男性为主的个人或群体的不满。中国男性同样面临重重压力，他们被要求结婚时要有房、有工作、有存款。因此，女权议题自然就成为社会反扑力量的出口。 沈秀华表示，过去NGO一直是疏通与消化社会反扑力量的出口，现在国家把民间社会的出口封闭起来，反扑力量出不去，就产生了所谓的“厌女”。她说：“社会上的一些反扑力量就变成‘厌女’，‘厌女’就会弄出一堆‘田园女性’，把这些要求平等的女性和女权妖魔化。” “田园女性”又称“中华田园女权”，它追求单边利己的女性权利，而非男女平等的利益，被认为是批判女权主义的“伪女权”的声音。 民间动员力量令当局不安 2015年，5名女权运动者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组织公共维权活动，反对公交车上的性骚扰行为，她们因此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并遭刑事拘留。这个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转捩点，使得中国女权运动一度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开始紧缩。 北京大学张同学对美国之音说：“它们（政府）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聚众，因为它们不知道你3个人以上的群体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还有我觉得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过，它的父权社会、它的父权体系的概念还是一直存在。就算说女权可以去动，但必须是在不违反男性主义，也就是还是要在父权体系下去动。”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所长沈秀华也说：“中国政府对民间社会最害怕的一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所所长沈秀华（沈秀华提供） 件事，就是它有动员的的力量，就是只有中国政府，只有共产党可以去动员民众，但是民众动员民众，这是犯它的大忌，就是说会对政权的稳定性和政权的合理性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沈秀华表示，近年来，女权运动既是中国民间社会热烈讨论的议题，也是社群媒体上不断打压的主题之一，打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女权者背后的“组织”属性很难被看到，借以紧缩这些组织运作的空间。 2012年，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年轻的女权行动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青年女权行动派”和“女权之声”，而社群媒体在她们中间起着串连媒介的作用。习近平上台后，女权运动的发展每况愈下。2018年，“女权之声”被封禁后，中国女权的实体行动已经非常困难，如今豆瓣的女权组织也被封号，中国女权运动的生存空间将更加紧缩。 中国女权行动者吕频表示，由于中国互联网不断封杀女权组织，想要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公共空间发声已不可能，就算翻墙也会遭受很多骚扰和攻击，因此“只能到处跑来跑去”，寻找维持下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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