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录”前言:

读者遇罗锦在每天必看的“共识网”上, 因有太多的好文章而将“共识网”视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由于读过柳栋先生的五篇文章, 觉得印象深刻﹑很受教益。 所以，产生了以电子信件的方式与他交流的愿望。得到了柳栋先生的同意后, 便有了这一篇“对话录 ”。

对谈者简称为“遇”和“柳”。

【第一小话题——从“林彪一案”谈起 】

遇: 你的每篇文章, 点击量都那么高。看你的文章，不仅不觉得枯燥, 反而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尾，精彩得胜过看文学作品， 却又比文学作品更真实可信， 深刻得令人叹服。 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写有关林彪的系列文章？

柳：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说是偶然，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更不是什么“林学专家”。自己多年来所专心的是戏剧与文学。

说是必然，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坦率说：若是我们这代人，写不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文革”等政治灾难史的文字。那是对历史的一种愧疚，一种失职。还有，就是自己所处的具体的成长环境，也与“林彪一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当年，属政治迫害重灾区）。而自己多年以来，对于人类史中的几大浩劫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 如：秦始皇王朝、古罗马帝国盛衰史、欧洲中世纪、第三帝国兴亡史、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历史。也自然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史。

对“文革”史感兴趣，也就少不了对于当年的第二历史主角林彪同志的“兴趣”。谈到书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系列文章之具体起因。可以说，是一种“误打误撞”。

如果高华先生还健在，也许我就不会去写这方面的东西。人家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专家。

因为弥散在网上的那些“拥林派”的文章，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那种刻意的误读历史，误导后人的做法，令人无法漠视之， 故而才著文“凑个热闹”。

既然下笔，那就奉行自己历来信奉的座右铭：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

大概是以上几个原因，使自己成为“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本来想砍一板斧，即写完第一篇《林彪 从将军到政客》后就解甲归田。可是写完之后觉得欲罢不能。所以干脆写它一个“系列文章”吧！于是就有了（按照某些“林粉丝”的评语）“王母娘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系列之文了......呵呵。

遇:“林粉丝”的评语并不能代表别人哪。如果读者不喜爱你的作品，怎会有那么高的点击量，每次都在“排行榜”上下不去呢?

柳：点击率只是一个参考数。当然，谁写了文章，都希望有读者阅读，并且是越多越好。但，还是要保持自知之明为宜——点击率高些，并不代表读者都认可你的观点。

遇：有个别读者给我来信表示怀疑： 这些文章都是你一个人写的吗? 或是集体合作的作品?

柳：当然是一个人写的。很难想象，这年头还有合伙写作的？ 在独思独创这方面，我倒是“遵奉”林副主席的英明教诲：“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换成自己的话说：“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当然要靠自己。

遇: 那么, 你搜集到如此丰富的资料, 是怎么做到的?

柳：说是丰富，不敢讲。自从此“系列文章”发上网后，结识了几位研究“林学”的朋友。他们对于“林彪一案”资料的掌握，比我要周全得多﹑精确得多。显然，他们是下了长时间的功夫。而自己只是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做的准备。显然，有些仓促。至于说到自己这方面的资料来源，几乎全都是来自网络。所以，特别特别的感谢互联网的出现。难以想象，要是没有互联网的存在，对我这个深居简出的人来说，如何能够搜集到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自己称互联网为“一部大百科全书”，可谓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关键在于，你如何鉴别、取舍各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历史资料——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在人生的中晚年，逢上了互联网。从而打破了笔者所云的“信息特权”的垄断与不平等。

说到这，想起你的哥哥。要是他能有幸活到这一天，那该是多么地如鱼得水，尽展才华！叹叹。

当然，也要特别地感谢像“共识网”这样的高水平、高品质网站的出现。可谓是读书人（求索者）的一种幸运，一个良缘。所以自己和你一样，特别的珍爱“共识网”，也要祝福它！

遇：确实。你说的很有道理： 互联网打破了 “信息特权”的垄断与不平等；而“如何鉴别、取舍各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历史资料——这才是重要的”，你这两句话很有价值。 那么, 还想知道： 你好像是自学成才？

柳: 可以这样说吧。这一点倒和你的兄长相似。嗯，可能原因不一样。你的哥哥是因为家庭出身成分的问题不能上大学。而我是智商有限和天性使然，天生就怕坐在教室里，让别人耳提面命。 从小上学，就是让老师侧目的“问题学生”。所以在如今“发小联谊”， 有的同学想不起俺是何等模样时， 只需提一句“那个最令老师头痛的小子”。得，立马对号入座，逮个正着。

遇: 真的呀？很好笑。

柳: 呵呵。 想一想也是，教室上的提问都是有答案的，可是人生的疑问，甚至是严重的心灵危机﹑生命危急的逼迫与求解， 却是没有答案的， 那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你的读书架构，可能杂乱无章，可能不成系统。可是大千世界、叵测命运，又何曾自成系统，何曾有条不紊？！

所以在我的头上，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没有职称。虽说无缘上大学， 但是自从年轻时立志写作后，倒是成了“读书狂”。也许自己从小就生长在两个大院（一是科学大院，一是军队大院。一墙之隔）之故。小伙伴儿的父母大多是院士级的老科学家（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院士级）；而家父又是军队文人，和那些著名的老作家，如《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英雄虎胆》《沂蒙山颂》的作者都是熟人。

所以，对于各代的知识分子和军队文人，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从来不会被别人的头衔、职称、文凭给吓晕过去。我只看一个人的文章﹑一个人的思想见地，到底如何？

像“拥林派”的不少学人，都扛有挺吓唬人的头衔——什么副主编啊、什么著名作家啊、著名研究员啊，甚至还有海外博士啊。可是读了他们的文章，嘿嘿，实在不敢恭维。无论是思想力、学识面、古典文化的涵养、笔头子功夫等等，都……算了，不谈了，咱们还是以笔墨论是非（辩高低）吧！

遇：说的有道理。 第一次知道你的生长环境。 那是“大院”墙外的老百姓难于知道的。 文革前,  总觉得大院内外一定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只有在文革之后， 在电脑时代,  院里院外的人才渐渐互相认识,  走到一起了。  其实这院里院外的历史,  就很值得研究。  我发现， 你的“系列文章”中，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相当透彻， 是不是专门研究过心理学？或说“政治心理学”？尤其像林彪一家人，个个都是极复杂的。你是如何做到的？

柳：哈哈，我什么学也没研究过，杂学而已。回想一下，也许自己得益于两个方面，一，可能是个人的阅历比同龄人要复杂一些，趴下来满地找牙的次数多一些（请注意：是“同龄人”。不是指你们这批比我大出几岁或者10多岁的人）。所以，被命运逼着退步反省也就多一些——人只有深入地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认识他人。

其二，可能得益于自己是从文学创作和戏剧创作入手的，毕竟花了近30年的时光。你是爱文学的，自然知道在写作戏剧、文学人物时，都必须先进行“人物分析”。所谓的“人物分析”，也就近于“心理分析”了吧。所以说，将写作对象从文学、戏剧人物，转向历史人物，也就顺理成章了？自己只能算是滥竽充数吧。

遇:  你能举个例子吗?

柳:  举个例子吧：《林彪 从将军到政客》本来就是一部戏剧构思。因为不属于重要之作，再说就算写出来也不会有人上演。所以，只作为一个构思， 放在抽屉里至少十几年了。也是因缘和合吧，如今转换成以历史人物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还行。总之，不管从事哪一方面人物的研究、写作，都必须遵循理性的分析，要合乎逻辑合乎情理乃至合乎常识。或曰，合乎自然、人性、大道之理。

道理道理，就是大道之理。不是吗？

至于说到研读林彪一家人具有极大的难度。确实如此。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常常会想， 能把林家人的政治心态分析透彻，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任何人物，也都可以分析透彻了。有点狂妄吧？要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不敢讲，只能说不比别人做得差。何以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想，还是受益于自己几十年的写作经验吧。因为，在自己写出的那些垃圾级的玩意儿里，已经尝试过对中国历史上几位难度最大的政治人物的描写——他们是秦始皇，洪秀全，崇祯，光绪皇帝等。 写他们，必然也会涉及到相关的诸位政治人物。如韩非子、李斯、赵高、洪仁发、杨秀清、曾国藩、吴三桂、谭翤同等等。

遇: 原来你也写过他们！

柳:  所以，调转笔头来写林彪、林立果等人。写起来，虽有很大的难度，但基本上可以驾驭。 当然，也有区别。写文学性人物，可以更多地发挥想象力；但是研究历史人物，则必须十二万分地注重史料。这是后者的繁琐处。

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研究员。也没有某些“林粉丝”恩赐的什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云云。我又想笑了。“拥林派”中的某些人很喜欢给批评林彪者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而其中一顶“帽子”就是说你喜欢给敬爱的林副统帅“戴帽子”。嘿嘿，是不是挺好玩？

俺柳栋只是一个布衣级的“读书人”而已。是的，自己非常喜欢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三字。对我来说，这比什么“知识分子、公知分子、院士、翰林学士、著名作家”等头衔，要实在得多，贴切得多。

什么是“读书人”？很简单，只要你喜欢读书、有书可读、有时间去读，并且扛着一颗属于自己的脑袋瓜去读，就行了。 你的哥哥不就是这样的楷模吗？要它一摞子这种冠儿、那种帽儿的，干吗？

遇: 是呵， 既然甘为读书人， 既然是玩笔杆子的， 那读者就只看你的文字，是不是具有真才实学，是不是具有真知灼见。那才是真功夫、真货色。是这个理吧？

柳: 当然。 总之， 任何立志于笔墨生涯的人， 都得先练好内功（内涵功夫），再做好外功（文字功夫）。如是！

遇: 你的系列文章发表后，有个别“拥林派”（如石开者）写文反驳你的观点, 可是你为什么迟迟不做答复？

柳：三个原因：首先，因为忙于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系列文章。工作量不算小，挺费心思，所以无暇顾及；其次，实话实说：石开的文章，立论虚诞，辩词孱弱， 自己感到没有必要特意花时间去作答。

说真的，自本人发表第一篇相关“冷评”后，就在等待有人（包括“拥林派”）写出反驳之文。笔者欢迎有不同的见解发表，这样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同一事件，尔后自作判断；二是可以让笔者反躬自省，看看自己的立论能否站得住脚。 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到眼下，还没有看到什么极具分量的反驳之文出现。或许有，但寡闻的自己未能目瞩， 所能看到的只有石开之文。此君挺有意思。只要网上出现有批判林彪的文章， 此位老弟便会横刀立马，左劈右砍，为林副统帅的光辉形象保驾护航。

持不同见解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在探究历史真相时。最起码要遵循“论据坚实——论证有力（合理）——论断可信”的原则。 但石开所做诸文的论据，总是那么地片面、任意；论点又是那样的牵强、勉强；故而其论断也就总显得苍白乏力，总给人一种花拳绣腿的感觉。待到最近写出表面上是“劝诫”你遇女士、实际上是针对我柳某人的新文时，已经看不到具体的论据与论辩，我所看到的是直接的论断（结论）了。

遇:  是给人这感觉：好象文革时的大字报又贴上了。

柳:  一些人很怀念那大字报的时代吧。 这等不论其文而论其人的做法，在有些网友的说法中，称之为“诛心法”。这种手法，在“拥林派”主唱者的文章里常见之。

有点不同的是：那些“诛心法”，主要是质疑“批林者”的政治身份（所谓“官方意图的代表”）；而石开此文，则是拷问柳某人的人格心态了。

呵呵，石开老弟，咱们真正应该深入研讨的是“敬爱的林副统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当然包括政治心理、政治人格）。可你怎么把精力放在研究柳栋是“何许人也”之上了。是不是用错了力气？

说白了，我柳栋何许人也，你石开何许人也，与天下苍生何干？与历史功罪何干？你我皆一介草民、蚁民而已。谁把俺们当根葱？

进一步地说，石老弟，你有没有发现，自个已经坠入了自设的“逻辑陷阱”中？按照你的逻辑推论——因为作者柳栋具有阴暗心理，故而认定林彪同志也具有晦暗心态；咱们反过来接着推论，那便是：因为石开同志有着阴晦之心，所以推断出柳栋那家伙也具有晦暗心态。不是吗？

嘿嘿！“石开逻辑”，也成了飞去来器，砸在始作俑者自个的脑门儿上了。悲催乎？

遇:  但在“共识网”上,  也有其他作者的不同看法。你看到了吗？

柳:  看到了。 觉得有意思的是， 完成此一对话录期间，见到共识网上刊出了“三尺青天”的相关文章。 其中也提到了这一“逻辑悖论”。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对了，提醒读者一句：“三尺青天”对林彪一案的研究，就是下了长久功夫的。希望他也能在“共识网”上多多发表他的研究专文。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石开先生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代表“拥林派”的普遍性观点。笔者想在本“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作出正面的剖析。瞧，连名称都预定好了：《“拥林派”立论的致命弱点》。

说到这，遇女士，我敢打个赌，一见此文，石开同志立马会按耐不住，紧接着就会有“讨柳檄文”问世了。你信不信？呵呵。

【第二小话题——转谈“文革”】：

遇:  1966年“文革”爆发时, 你才十岁, 能谈谈你当时的经历与体验吗?

柳：是的，10岁那一年，“文革”开始。反观自己的人生，好像都是以10年为分水岭。后来学了一点命理学，果然，古人就是以10年为大运的转变周期。可以说十岁以前的自己是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以为那个“美好的天地”是永存的。其实，那时候的父母早已在政治的高压下，战战兢兢。每一场政治运动似乎都少不了他们的干系。 在家父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1959年的历史档案——自己视如珍宝。为什么呢？就在这份所谓批判会的原始记录中，既活生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政治面目、政治思维、政治人格 ；也忠实地记录了家父当时的极为困窘的政治处境。希望将来也把这份旧档案发表在“共识网”上。

遇: 很想看看，读者们一定也想看。请接着说。

柳: 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兴奋，很喜悦。真是够热闹的！可是很快就发现，自己一家渐渐滑入了没顶之灾。先是家父被隔离审查，而后便是被判刑入狱。在当时的军队里，被判刑入狱的军人是比较罕见的。而戴在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当年也是最严重的。那时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也都历历在目，这里就不细说了。反正都已经写入了自传体的文学作品中。

遇: 这些作品在哪儿呢?

柳:  呵呵。我不是说过吗？属于“垃圾级”，锁在抽屉里呢（敝帚自珍）。只有少许刊于“半佛半魔禅博客”上了。

我们还是接着说。上小学6年级时，我们这些“黑帮子弟”便被很快集中到“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中，进行“再教育”。“再教育”的成果，无非是要我们这些“黑娃娃”写下“决心书”： 决心与你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我们十分虔诚的写下了这类“表忠心”的书面文字。后来才知道，这些“决心书”都会交给你的父亲，告知他：连你的亲生孩子都抛弃了你！还不低头认罪？！

上初中一年级时， 自己就受过全班的批判（同年级都派出红卫兵代表出席）。加在自己头上的几项“罪名”，有上课捣蛋，不守纪律，不听老师的话等等——这些还不算什么。

真正可怕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好打架，是属于“阶级报复”的性质。因为同班同学大多是军人子弟，那时候叫做“革命军人家庭出身”，最为骄傲的出身。而自己的家庭出身，则从“革命军人家庭”坠入了“反动家庭”的行列。另一条罪状那就更可怕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由一位娇小秀丽的女同学检举的：说是有一天，当我课桌里的《红宝书》掉在地上，自己去弯腰捡起时，口中蹦出一句“国骂”（在这里加添一笔。有谁说过，大意是：如果要寻找一个最后的信仰者，那一定是女性——此言很值得回味呦。自己在中学时挨过的两场“批判会”，女同学都最为积极。嗯，“美丽的天使们”！）。

说实话，这一“罪状”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吓蒙了。极度恐惧的自己拼命去想，想追忆起这个细节。可是怎么也追想不起来。脑袋里乱哄哄的。批判会刚开始时，自己还低着头硬撑着。等到这顶“大帽子”扣上，自己就立马垮了，除了深深的恐惧还是恐惧。

在那年头，别说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是30岁40岁......60岁80岁的成人被扣上这样的罪名。那也绝对会立即精神崩溃的——因为这样的罪名，就意味着极刑。

所幸的是，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吧？所以，“专政的枪口”没有瞄准自己。 但是，一种“心死”的感觉，自己是真真切切地品尝到了。唉，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感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觉得天地间的一切都死气沉沉的。生命中再也没有一丝童趣。感到心头沉甸甸的，像一块沉重的毫无生机的石头，压得人喘不上气来。在自己后来的作品里，写此段情节时，还独创了一个词汇：“心窒如石”。是的，腔子里的心脏，就是这种极度窒息、冷硬如石的感觉。

“文革”后听说，此条“罪名”也存入了我的档案。后来好像又听说，被熟人清除掉了。如今想想，都无所谓了......

遇：哦……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人来说,  确实够深重的。可那时候，有几人能逃过文革这一关?

【第三小话题——“文革”死于非命者】：

遇: 你能不能跳出纯属个人命运的范畴，聊一聊你对“文革”的整体看法？

柳：“文革”主题太宏大、太厚重了，绝非是任何个人所能驾驭的。我想，还是从先前那个话题，即“死亡话题”谈进去。您看怎样？

遇：好。

柳：先想提一个问题——遇女士，您是多少岁时，突然意识到“死亡”这个可怕事实的存在？

遇：这与天生的性情有关。 我们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叔叔姑姑舅舅，我父母﹑姥姥﹑二姨和姨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都属于心胸豁达的一类。对于死亡的意识, 如果小时候有,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如果真因为老了,希望不被活人摆布能够安乐而死,  也一定不会觉得恐怖； 因为长眠是自己老早就很高兴地选择了的。所以你问我何时“意识到 ‘死亡’ 这个可怕事实的存在？”我得老老实实告诉你: 我没觉得死亡可怕过。 一个人死了, 总有一种为他(她)祝福的感觉。 没死之前被活人折磨非让你活着才最可怕。

柳：我能理解您所说的。但不知为什么，自己的“死亡意识”苏醒的比同龄人要早得多。我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不少好朋友，他们对死亡的觉知都是在青春期以后，甚至更晚。自己当年的那种“死亡意识”忽然苏醒的感觉，不是几句话可以表述清楚的。简单地说，有两种最为强烈的感触： 一是深深的恐惧感；二是深深的困惑感。 具体的感受，也详细地写入了自传小说里了。 在这里， 我只想引入一句古埃及人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描绘（大意）：“就像是被毒蛇的尖牙狠咬了一口，人会产生致命性的恐惧战栗”（《埃及生死书》）。太精确了！

不论一个人尘世间的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容貌有多么美艳、功勋有多么壮伟。 嘿嘿，早晚有一天， 你都会品尝到这枚“毒牙”的狠辣滋味——活者的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唯有死者的世界，才是绝对公平的。是吗？

遇：是否死了以后才人人平等, 无从知道； 如果那里是无钱币无私有无地位的世界, 应该如此吧。海明威，茨威格夫妇， 还有不少其他名人, 无论是自杀或是被杀, 其实都是很平静地去死的。 因为他（她）们对这最后的一天早就想开了。正因为他们想得开,  所以在活着时,  也比别人更充实。

柳：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探讨！或许是你我都具有文人气质和经历过一些“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黑色命运之故吧。所以对于“文人自杀”整个话题有独到的感触——此话题，留待今后再谈。

遇：好，一言为定！

柳：现在，我们跳出个人的小感受，来谈“文革”中的死难者。那是“阶级斗争”达到最为疯狂最为残酷的时代。因此，也是“死亡气息”最为浓烈最为四处弥漫的时代。死亡的阴影（威胁），也始终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只是从表面上分为“看客”与“受难者”罢了！

那个时代，也正是自己从童年、少年期，迈入青春期。此一阶段，人的心灵最为敏感，记忆力也最为清晰。但，我们那一代人，并不是很脆弱。异常鲜明刻入“过来人”脑海里的，是几乎月月必有“公审大会”； 尤其是到了“重大节日”之前。人们不仅要列队参加公审大会。而且待大会一结束，便会有“宣判公告”张贴于所有国家机关的大门外、所有公共场所的显眼处、所有交通要道旁的墙壁上。那上面打有“红叉叉”的死刑犯照片，简直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足以震慑世人。此刻，联想一下林副主席的那篇杀气腾腾的“5. 18讲话”， 可以更为强烈地体会到那种极度恐怖的气氛。

还有， 自己每天上学路过的玄武湖和九华山处，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自杀者。很快，会在离自杀现场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的墙壁上，贴出“告示”。宣称自杀者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贪污犯”，“罪行严重，自绝于人民”云云。闻讯跑去看死人的自己，常常会嗅到一股甜腻腻的死亡气息（可能是个人的幻觉）。

而我们那批参与“黑党子弟学习班”的小伙伴们，有的是其父死于非难，有的甚至是自己死于非命——为了打捞一本不留神滑入废矿井的《毛语录》，不幸溺死（又是“红宝书”）！

自己走向社会后所结交的好朋友，几乎家家都有一位上人死于“文革”。

直到有一天，“死神先生”过早地走进了自己的生命中心，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

少年时的“死亡意识苏醒”，不久就淡化了。但是这一回......罢了，也略而不谈了，都已经写入了自己的作品。

——正因为以上种种缘由，“文革”结束后，染上一身“死亡气息”的自己便认定：文革中的死难者，是人类灾难史上所有死于非命者中，最为悲哀最为绝望的不幸者！

遇：为什么这样说？

柳：因为他们到死都弄不明白自己是为何而死？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滔天之恶与巨大荒唐，致他们于死地！那时候，多少遭难者是在深深的自责感和负罪感中，满怀绝望心绪而自绝于生命！他们大多临死还认定：伟大领袖、伟大的”文革“，是绝对神圣的、绝对正确的，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而自己则是“人民的公敌”，愧对于天地，愧对于祖国，愧对于领袖，愧对于亲人！自己真的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所以在许多自杀者的遗书中，会无情（负疚）地谴责自己。遗书的结束语多为：“伟大的领袖万万岁！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万万岁！”

连傅雷这样的大学者，都没能逃脱这样的政治套路（思想局限），遑论他人、凡夫？

然而，却有一种不同于以上那些死难者的死难者，存在于那个疯狂至极、荒谬绝伦、颠倒黑白的时代里——笔者称他们为“理性的死者”，或曰：“赴死的智者”。无疑，其中之佼佼者、楷模者，便是你的兄长。遇女士，您是不是也这样认定？

遇 ：我哥哥是死者中的楷模者，这我承认。但我觉得，很多人在文革中的自杀或被杀,  临死前还写了那样的遗书, 或说了那样的话,  极少数人是因为糊涂，但绝大部分人并非糊涂。而是生怕子女和家人会因为自己的死而倒霉，生怕子女因怀恨当局也死于无辜。所以他们死前才故意那样说那样写,  是用这话让家人安静， 是想让抓家人小辫子的恶者抓不到什么。 此外， 他(她)死前还能写什么?  当然，我哥哥不属于这类人，他留下的, 是很有气魄的诗词。

柳：嗯，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谢谢大姐的启迪！您的看法证实了自己的一个观点：绝不能以简单的眼光看待历史。尤其是我们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

我们还是接着谈您的哥哥。不过，在此之前，允许我就“死亡话题”再泛谈几句，行吗？

遇：当然。 很想听。

柳：死亡，是我们这颗星球，是全宇宙，及全宇宙内之生命体，都不能逃脱的最终归宿。所有有机物——从植物到微生物、到各类动物，都是依靠生命本能逃避威胁与死亡。很难说，从微生物到各类动物的群体，在面对死亡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态度。

但是人类不一样，因为人类是有思想有精神的高级动物。所以，在面对全宇宙全生命都得面对的同一个主题即死亡主题时，人却有着不同的态度抉择。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大众性的态度，或说精神本能反应（当然包括我这类凡夫俗子）——面对死亡时，是恐惧、战栗、逃避。当死亡真的降临时，我们都难免从内心最深处感到绝望、痛苦、悲哀，乃至愤怒、仇恨。感到命运的不公平，人生的虚幻，生命的短促。有许许多多放不下的东西难舍难分！总之，我们是在绝望与恐惧中，完结生命；

二. 一时情绪化的态度——若在平时， 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地恐惧死亡回避死亡。但是由于诡谲命运的安排。人们常常会陷于某种激情状态：如为爱殉情，一时之愤，一时的灰心丧气……总之，一时的情绪冲动，而欲结束生命。他们往往会在被救过来，或者刚下手时产生后悔情绪； 有幸者可以重返人生；

三. 狂热激情状态——这种人的精神境界比较复杂。  他们往往是某种教义或者主义的狂热信徒，坚定相信自己所信仰的教义或主义，是绝对真理绝对神明的化身。为了这崇高的教义或主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惜用“火与剑”消灭一切教义或主义的“敌人”，即剥夺他人的生命和信仰。

这样的狂热状态甚是能持续一代又一代、绵延上千年上万年，只要人类还存在的话，只要某种教义或主义的信徒还存在的话。

甚至连有的教主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境地。如：耶稣在西格马尼园的祈祷，和他在十字架上的绝望的呼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四. 智者的态度——其典型人物， 在西方便是苏格拉底，在东方便是老子与庄子。他们的哲思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境。 他们对生与死的看法，已和我们这些凡胎肉眼完全不一样。 故而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是一种平静，坦然（苏格拉底）；一种达观，虚静（老子）；乃至是一种幽默、诙谐（庄子）；

五. 觉者的态度——在智者的高境之上， 还有大觉之人，那便是佛陀的大彻大悟，圆满光明，安详自在。当然也可以把智者和觉者合为一体观之。可以说中国的禅者，是智者与觉者的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 更是洒脱自如， 幽默风趣;  真正地做到了游戏生死，来去自如的境界。

遇: 现在才明白你的博克为什么叫“半佛半魔禅”了！ 高兴的是: 我觉得自己就属于这个行列。 而且在“共识网”上,  我觉得有不少优秀作者﹑优秀编辑都属于这个行列;  甚至那已升天两年的总监王科力先生，  对于死,是相当超脱的。

【第四小话题——谈遇罗克】

柳：好，现在我们回归原话题：“文革”中的死于非命者：迷失状态的、膜拜领袖的、英勇殉“道”的、负罪感的、彻底绝望的诸多悲死者中，却极为罕见地出现了一种“智者型的赴死者”。毋庸置疑，你的兄长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位“里程碑式的赴死智者”。

自己所见有限。在有关你哥哥的诸多回忆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郎郎的那篇《我所知道的遇罗克》。虽说自己和你的哥哥属于同一代人。但是同一代人中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如老三届，新三界，与再之后的我们这几届学生......

所以说， 让我来谈论你的哥哥， 还不够资格。自己只想就张文谈三点观想：

第一点观想：张文中有这么一段：“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

真有长兄如父的感觉！在他博学、睿智、冷嘲、和智者的超然态度下，包含的却是一腔的柔情厚义。看了很感动！真的。

反过来说，又为你的哥哥有一位像你这样的妹妹而感到幸运。因为这几十年来，遇女士犹如杜鹃啼血一般的呼唤着：“智者不死！英魂归来！”

如今，“我们家那个小姑娘”已是古稀之年，依然在啼鸣不已！

我想，任何真正的思想者、精神创造者。尤其是极为孤独的、甚至被剥夺生命的思想者、精神创造者，能有你这样的妹妹，那就是一种幸运！

遇:  你这样说,  我就想哭了。

柳: 想一想，人类历史上也不知有多少杰出的思想者（精神者），被浩浩红尘、荡荡岁月所淡化，所吞噬、所遗忘！

第二点观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哥哥面对死亡时的超然态度。甚至敢于嘲弄狱吏！那可是要加重罪行的啊！绝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尤其是在“文革”那种极度高压的政治恐怖气氛下，在身带重铐、身处死刑犯牢狱的情形下！

张文：“由于遇罗克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  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还有：“遇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牢房里多数人是愁眉苦脸，而遇罗克却是笑眯眯的。”

如果没有高超于“政治对手”的智慧和自信，怎么可能如此去调侃、蔑视那个时代的极度血腥的“政治游戏”与死亡威胁！？

遇: 其实, 我直到今天都承认：张郎郎一直是爱哥哥﹑从心里是爱哥哥的。

柳: 还有罗克那强烈的求知欲。基本上属于“死定了”的人，竟然还在那孜孜以求的（从各个犯人身上）求索各类新鲜的知识来源。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与人格魅力啊！

只在一点上，可以说他是“幸运'的——即他没有遭受像林昭、张志新等女性“政治性重犯”所遭受的可怕的人身侮辱（在人类各类狂热的“大神话”中，最为忠贞的往往是女性；而受害受辱最深的往往也是女性！）。所以说，后者的“精神异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是这一点点的“幸运”，使你的哥哥一直到生命被剥夺前，都能保持着理性的冷静。是不是这样？

遇：其实,  他被迫戴半年背铐， 也有去各单位被批斗时受的折磨， 也等于受刑。

柳：第三点观想：自己不禁要问：你哥哥的这种冷峻，含嘲，超然，及思辨力究竟从何而来？换言之，他的精神资源究竟是什么？（犹如我一再追问林彪与林立果的精神资源是什么一样）。因为任何人的所思所言所行，必定都来源于他的精神素养，即精神资源。

我只能说你哥哥的这一种精神的高境界，除了来自天赋、长期受压的生长环境、丰富的个人阅历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那便是来自于他那注重理性哲思的学养与修养。

还是引张朗朗之文为证：“他.......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 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 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 ’ ”

他的那篇传世之作《出身论》，写的是那样的冷静，平和，严谨。简直看不出，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疯狂最为狂暴的时代！想想那年头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各类“造反派”）的宣传语言，及所有中国人的政治语言，都是那样的火爆、狂躁、激昂、歇斯底里......

遇：你的评价太确切了。哥哥正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柳: 咱们到此打住吧。 自己再说下去，又成为“王母娘娘的......”那玩意了。嘿嘿。 哦，对了。 还得做一个小小的结束语。那就是：在疯狂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同样，当我们反省那个已逝的疯狂时代时，依靠的还应是理性！遇女士，您的结束语是？

遇：我盼望看到你那自传小说的出版。盼望看到你更多的好文章让读者欣赏。

柳：借您吉言吧。 这样，我们便回到了这场“对话录”的标题：以理性面对历史。

除此一路，别无他途！

2015年12月3日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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