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者而言，一切历史都是问题（包括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历史

——然而，提问的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

——正确的提问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更是推进问题和形成新问题等创造历史的必要

——提问的方式错了，解决问题、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

——中国人的历史从“尊孔贵儒”开始，提问的方式就彻底地错了

——孔儒提问的方式是“亲不亲、尊不尊、长不长？”，是其价值观的再现

——人类文明史正确的提问方式应是“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同样是价值观的再现

——价值观错，方法论错，提问的方式错，全部历史错，这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简单的总结

——中国历史全错的根源，即在孔丘及其儒家的价值观错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彻底改造中国历史，改造并革新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黎 鸣

诚如英国哲学家波普所说：一切研究都必然从提出问题开始。正确的研究方法即提出真问题，错误的方法即提出伪问题。提出真问题的研究者，才可能获得科学上真正的成功，而提出伪问题的研究者，则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普认为，一切科学研究之所以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即从一开始便提出了错误的伪问题。波普进而更提出了关于“证实”和“证伪”双重证明的方法论问题，前者是在提出了真问题之后进行实践证明的问题；后者是针对提出问题本身进行理论质疑并指证的问题，波普更进一步认为，凡是不可能被“证伪”的问题，其本身即很可能是提出了一个“伪问题”。

波普的上述提法，实际上是得自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的启发：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即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换言之，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或伪问题，将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更可能把人的思维引向错误的思路，乃至错误的历史。我认为，中国的大历史问题，正就是在于后者。然而在中国，提出错误的大历史伪问题的人们，即是从孔丘开始的所有中国的孔儒文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其实是涉及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所以陷入巨大历史“困境”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逻辑问题，更具体言之，是一个长期以来始终都只能重重复复的历代中国人严重“自作孽”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而“孔儒文化传统”，则正是造成所有这类“自作孽”问题的总称。

我今天就从上述关于提问方式的问题说开来。而上述的说法，事实上也已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即今天文章的主题：提出问题的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说得更完整一点，即：正确地提出问题的“方式”，既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路，也是推进问题发展、深入、升华的正确的历史之路；相反，错误地提出问题的“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更加使得“问题”本身成为了永远历史性的纠结，甚至成为永远都不可能获得解决的历史困境或“死阱”。下面我将要论证，孔儒从一开始所提出的关于“亲不亲、尊不尊、长不长？”的问题本身，即是一个把中国人的历史永远地引向了产生巨大历史纠结、困境甚至“死阱”的极端错误的“方式”。孔儒的“提问方式”事实上决定了后来中国历史的永远灾难性的“纠结”。这个巨大的历史“纠结”至今仍旧在严重地阻遏中国历史的前进、发展，甚至根本就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彻底地丧失了前进、发展的任何希望和可能，而完全就只能从外部引入“暴力”进行爆破。这实际上已经是过去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

中国人不擅长提问的问题，实际上也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关注。近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去往西方留学，然而，西方的教授们注意到，中国学生尽管学业考试的成绩普遍居优，但是中国学生的写作论文的能力，乃至自主寻找论文题目的能力，却似乎远不如西方的学生。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即在中国的学生几乎普遍地缺乏正确地提出问题的能力。因为缺乏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所以中国学生写作论文的水平，也显然不如西方学生，甚至不如印度学生。

我今天要告诉我的亲们的是，“不擅长提问”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人的严重问题，其根源，即在中国的孔儒“文化传统”。上面谈到，中国孔儒“文化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亲不亲、尊不尊、长不长？”的问题，这种问题涉及的全都是经验、现象、日用范畴的问题，而根本就不涉及到先验、抽象，超验、理象等等（唯心）范畴的问题。与西方人传统文化提出问题的方式显然不同。西方人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信不信、知不知、爱不爱？”或“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的问题。

由上面所述，大家完全可以看到，事实上提问的方式与人们的价值观是密切关联的。这与我前面曾经讨论到的“价值观暨方法论”，以及“价值观蕴涵方法论”的论点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而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提问的方式”。加上今天的命题：“提问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也即是说：“有什么样提问的方式，就有什么样问题的历史”。这一系列的哲学命题，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了长期以来中国历史问题的真相。什么真相？中国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国人的“方法论”，中国人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国人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历史的走向、过程和全部历史的结局”。这应该就是我在《问历史》一书之中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最终全部的结论。

关于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非常地清晰了，首先是逻辑的清晰，然后是中国历史具体事实的清晰。很多中国的亲们不懂得我为什么要揪住孔儒的“文化传统”不放，似乎我个人与孔丘以及其儒家有什么重大的“过结”，乃至“仇恨”，却看不到，这一切，全都是中国历史的逻辑与中国历史的实践本身的最客观的结论，而与我个人的情感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同时与历代统治者们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坚持孔儒的传统，所以他们事实上也同样是制造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形也同样包括历代中国的文人们，甚至普通“尊孔”的中国人。

关于人类的历史，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把握宏观的走向，其次才是微观的细节，然而中国的历史家以及其历史著作却不然，几乎全都只关注历史微观的细节，不要说它们本身就已经严重地不真实，即使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其实也依然是不可能如实地看到总的宏观历史的走向。中国人严重地缺乏哲学，尤其严重地缺乏历史哲学，如此的结果，正是产生上述所有问题的最重大的根源。孔儒没有哲学，孔儒所提倡的价值观即明显地与人类的哲学背道而驰，所以他们的方法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具有哲学，不可能具有真理、规律、逻辑的任何意义和价值，这才是中国全部历史问题的最大的关键，关键之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