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

戚本禹对田家英没有报恩，但却是大大地报了仇的，如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又批判田家英：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据有关资料披露，戚本禹是批判田家英最多的“文革首长”。

　　由此可见，戚本禹晚年只渲染他与田家英的恩情，而自己对田家英的落井下石却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他对田家英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谬托知己”而已!

　　戚本禹与遇罗克之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工人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一事亦与戚本禹有涉。

　　遇罗克，1942年生于北京，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母亲王秋琳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创办“理研铁工厂”，后来均被划成右派。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遇罗克长期受歧视，虽然成绩优异，但两次被大学拒之门外。他先后当过农民、科技资料员、小学代课老师等，被捕前是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工。

　　1966年7月，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初稿，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并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又临时加印六万份。

　　1967年4月14日，跻身“中央首长”行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枪决。遇罗克时年27岁。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宣判遇罗克无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接着，许多关于遇罗克的文章纷纷见诸全国各地报刊。

　　近年来，遇罗克的亲属曾在媒体发布文章，提出戚本禹尚欠遇罗克一个道歉。戚本禹没有表示任何的歉意，但也没有公开申明说遇罗克之死与他本人无关。

　　当人们指责戚本禹迫害田家英时，戚本禹连忙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为自己辩解，反驳这种说法是“胡编”。但是，对人们指责他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从而导致后来遇罗克的被处死一事，为什么至死都一言不发不予澄清呢?

　　晚年仍然不甘寂寞的戚本禹

　　戚本禹服刑18年，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图书馆和某公司工作。一生热衷极左、热衷颂圣、热衷运动、热衷整人的戚本禹并没有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总结自己此生给党、国家和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和犯下的罪行，而是经常歪曲史实，大放厥词，迷恋“文革”，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戚本禹是一个生性狂妄的政客，至死未改。他晚年歪曲史实的谬论甚多，不能逐一驳斥，这里仅就他对江青的吹捧以及他刻意渲染与江青的密切关系，就足以洞悉戚本禹的为人。

　　戚本禹在洋洋4万余言的《回忆江青(同志)》中，吹捧江青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说“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并习惯性地“拉大旗作虎皮”，说“毛主席没有看错人”云云，以此拔高、美化江青。

　　戚本禹吹嘘说“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好像他给江青增光添彩，江青对他已到离不开的地步似的。还说“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如此肉麻地与江青称姐道弟，实在令人看了起鸡皮疙瘩!

　　戚本禹从内心始终认为与江青的关系够“铁”，对江青一直寄予极大的期望，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江青。据中央警卫团原常务副团长华方治在《中南海警卫工作见闻》一文披露，1968年1月13日晚上，当警卫参谋陈银德和科长高云江架着铐着双手的戚本禹走出时，戚大声对姚文元说：“姚文元同志，请你代我问江青同志好。”戚被推进一辆上海牌小车开出了怀仁堂。(《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戚本禹大声对姚文元喊“请你代我问江青同志好”，其潜台词乃是渴望江青对他伸出援手。姚文元是否把戚本禹的话带给了江青，不得而知，但江青后来不仅没有理会他，而且对他痛骂一通。据叶淑穗《鲁迅手稿在文革中曾遭江青劫掠》一文披露，为鲁迅手稿问题，周总理当场谈了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信，并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事件，要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江青在一旁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从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江青痛骂戚本禹是“王八蛋”，并要枪毙他，戚本禹渲染的与江青极其亲密的“姐弟”关系跑到哪里去了?

　　这充分说明，戚本禹吹嘘与江青的“姐弟”关系，不过是戚本禹的自我感觉，“旷野里烤火，一面子热”而已。不仅江青，连毛泽东、周恩来后来都把戚本禹定性为“坏人”了，1968年1月13日把他打入秦城监狱后，一直到去世8年中对他统统不再理会，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一样，可谓弃之如敝屣啊!

　　回顾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戚本禹做了不少坏事，伤害不少好人。在中南海政治秘书室，他诬陷、迫害、取代何载;在中央办公厅，他诬陷、迫害、取代田家英。后来又诬陷迫害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这样的奸佞是何等的可怕!混迹中南海是何等的危险!他在晚年不仅对自己的罪行既无反思，也无忏悔，而且歪曲事实，为自己辩护，为“文革”招魂，乃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吹捧被国家特别法庭依法判处死缓的江青，称颂她是“女英雄”， 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与她亲如“姐弟”云云，这充分说明，戚本禹是一个被极左的毒汁浸透骨髓的政客，是一个中邪入魔、良知泯灭的狂徒，幸亏毛泽东、周恩来健在时把他从中南海清除掉了，否则，如果中国党和国家落在戚本禹这样的人手里，这必将是党和中华民族的灾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完全赞同胡鹏池先生对戚本禹的评价，戚本禹“‘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他的人品及行为在文革中有充分的表演”，“戚本禹由小人而奸臣，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奸臣，是属于易牙、竖刁、开方之类的阉竖式的奸臣，他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也完全赞同毕唐书先生在《“戚大帅”和“小爬虫”戚本禹》一文中说的：“戚本禹自作多情地‘谬托知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自我感觉太好。他一直生活在当年‘戚大帅’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权力场里，一直沉迷在曾经同时担任毛、江两个人秘书的荣耀中，甚至把自己当做仅次于毛、江的重要人物。文人的自我膨胀莫过于此!” 对戚本禹晚年的胡言乱语，“总体感觉就像是在看一个从文革坟墓中爬出的孤魂野鬼在喷云吐雾，在听一个桃花源中人高谈阔论，浅薄偏执而又自以为是。”

　　人说“盖棺论定”，其实，对戚本禹，在他未盖棺时就已经论定了，他注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今年四月中下旬，我先后到山东半岛的日照、青岛、威海、烟台、蓬莱等沿海城市转了转。4月20日，我在威海参观甲午海战的见证定远舰后，在岸边放眼大海碧波，眺望海上仙山，极目蓝天白云，忽然想起威海名人来，那位在“文革”中不可一世的风云“大帅”戚本禹不就是威海人吗?当时也生发了一番感慨，默诵了《红楼梦》中“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回来后，获知戚本禹去世的消息，总觉得心中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于是打开电脑，拉出键盘，敲出上面这篇文字。

　　2016年4月29日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