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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公告（二）
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自2011年10月10日宣布成立以来，受到了众多人士支持与鼓励，在此我们也深表感谢。虽然中共当局2011年10月14日以荒诞的手段，对本委员会进行了打压，但我们依旧矢志不改，继续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诺言，坚定地走下去，直到“六四”昭雪的那一天。
针对中共当局践踏法律、打压本委员会的恶行，我们于2012年9月14日——2013年2月25日先后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状，起诉国保的违法行为，希望通过法律维护我们的权利，但由于国保的幕后操控指挥，各级法院至今不予立案、也不裁定，剥夺我们的诉权，明目张胆地为国保的恶行充当保护伞，彰显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及司法机关的粗鄙、下作。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立案与否的时间限制都做了明文规定，但在现实中，对一些敏感案件是否给与立案、如何审、怎样判，从立案庭庭长、法官，到法院院长，则完全受控于国保、听命于政法委的指示。党天下的中国，党就是法律，一切由党说了算。
习近平上任伊始曾不停地高喊：“任何组织和国家机关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
无庸置疑，中共这个法西斯政党，他说的好话越多，其彰显出来的罪恶就越丑陋、越深重。所谓遵守宪法和法律都只是口号，说说而已，看不到半点实际的、很有希望的东西。
近一段时间，我们专门收集并整理出中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建立民主、自由、富强新中国为号召，旗帜鲜明地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并在其创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进行广泛宣传的言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一党专政”的制度，是多么嫉恶如仇、恨之入骨；他是多么“热爱”民主自由；他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已经到了声嘶力竭的程度。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的承诺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强音，赢得了民心。那时共党领袖、红色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读之无不令人心潮澎湃。可以说，当下自由派民主人士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与主张，那时共产党人就已经说过、已经说完。
仅举几例：（更多承诺请看随后附件）
毛泽东描绘的“中国梦”——“宪政梦”：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他还承诺：“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佣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是国家民主化”。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1944年5月17日的《新华日报》--它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份党报之一--发表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这篇评论，对来自中国保守派的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说法予以了辛辣讽刺和批判。评论说，中国的顽固派到今天还在用80年前的老顽固派的说法，来反对科学的真理。昔日顽固的先生们说，中国人一坐汽车就发晕，所以汽车就是外国人的玩意。《新华日报》接着论道，那些习惯了汽车的中国人今天又说，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适用于外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不是同样荒谬吗？《新华日报》的结论是，民主制度比不民主的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某国的民主。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是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实行三三制，反对一党包办（解放日报）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希特勒的“民意”（新华日报）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末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更多内容，请看随后附件）
党报上的有关言论，既是中共当时的政治主张、政治宣言，更是对日后的政治承诺。政治承诺是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一个契约。不忠实履行契约、不诚实兑现承诺，说明这个党政治品质恶劣、心口不一、巧言愚民、与坑蒙拐骗狼狈为奸，毫无半点政治诚信。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厚重的文明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历来都把“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修养、一种文明。人人追而求之、歌而颂之。诚信的故事，俯拾皆是，传为千古佳话。为取信于民，商鞅立木取信，实行变法，富国强邦；同时我们也看到商纣失诚信，加速了国家灭亡······。故我们不但看过讴歌诚实，鞭打无信的故事，我们还传颂着“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无信”之类的民间谚语。
民众追随一个政党，既看中政党的承诺，更看重政党的承诺。政党承诺与兑现一致，即为“信”，反之则为失“信”。一个既无政治诚信，又无道德信念的政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能忽悠于一时，到头来，定会人心丧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习近平的“三个自信”及“中国梦”，我们卑之，难以理解，无甚高论。但我们也有一个自信，那就是完全赞同并坚决拥护中共早期、未夺取政权之前的政治主张、政治宣言、政治承诺。因此我们决定为党分忧、替党解难、为党工作，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复制下来，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号召他们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党的这些早期政治思想理念，以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
我们自信，为党做宣传工作，宣传他公开发表过的政治宣言、政治主张、政治承诺，我们无错、更无罪，绝不会因此受到党的打压、甚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究竟我们的自信是一厢情愿，或是习总的三个自信实为高度不自信。于是乎，编出N个借口、使用Y种肮脏手段，继续对我们实施封堵、陷害、抹黑、中伤及打压，国人将拭目以待。
我们的思想没有多么深刻、理论也没有多么缜密，我们只是不能忍受执政党的谎言与欺骗。与常人相比我们多了一份勇气，敢于向奸诈的窃国大盗兼法西斯独裁政权挑战。因为当初我们、你们、他们要改变的专制集权依然存在，而且是登峰造极、盖世无双！这是国人绝不会答应的。
但愿习近平从中南海翻墙出来，看到此文后，对自己的执政理念能有所帮助。明是非、识大体；学习蒋经国、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才是令全世界敬仰的真正“好男儿”。
从5月10日起每日上午8点——下午5点，本委员会将在南开大学正门（卫津路）或西南村门（复康路）、白堤路门散发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承诺何时兑现”
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长虹
2013年5月7日
注：原计划在纪念“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开展上述活动，但就在发稿的前一天，由于卑鄙的国保操纵网络黑客入侵，造成储存于U盘内的相关文章资料全部丢失，只得临时仓促编排打印，故活动推迟几天进行。
附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承诺何时兑现
中共在野时期言论摘要
导读：本文发表于《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上，内文大力批判国民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时空转换，打著民主旗帜起家的共产党，现今对于新闻与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早已发挥到了极致。
国民党时期，尽管当局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同时仍允许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并不断发表十分尖锐的反蒋、反政府的“反动言论”。国民党大老于右任还曾为该报题签！要知道，那可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年代呀。据说老蒋常常被该报搞得心烦意乱，曾屡以自己的名义签发过手令，责令“有关部门”对《新华日报》进行追查。他逃亡台湾后，在谈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曾反思曰：“允许《新华日报》出版，是我们最大错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国民党居然颁布过《出版法》和《新闻法》，尽管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用新闻检查的手段，来约束报纸，但毕竟“有法可依”，“有关部门”就不敢太过乱来。
可见，即使是封建君主、军阀军主、国民党党主专制时期，人民仍在一定程度上葆有说话的权力，葆有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费孝通有言：言论自由，国民党时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时是有与无的问题。国民党是封门，共产党则连窗户也堵上了（大意）。一个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执政党，却以偷偷摸摸的隐晦手段，实行实质上报禁、网禁、言禁，乃是对历史的反动、对民主的嘲弄，真不知其先进性体现于何处。
16大报告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离不开民主和法治。言论自由权则是重要的人民民主权利。让人民了解国内、外真实情况，让人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在报刊、电视、网络、会议上，畅所欲言，自由地发表、坦率地交流各种真实的意见、建议、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时弊的揭露、对政府和党的批评监督，是真理正说、还是邪说歪理，交给人民自己去判断，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是政治文明化民主化的第一步。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编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
时令摘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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