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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同盟内部的反“左”联盟
在当日胡适、杨铨、林语堂的来往中，史女士与宋庆龄是被称为“极左分子”的。
２月９日，林语堂致胡适信说：“……大约明日开紧急会议，恐会议上即将发生重要波折。但以弟观察，现此临时组织极不妥当，非根本解决不可。此事尤非破除情面为同盟本身之利益谋一适当办法不可。”“本会现此情形，谅你由份子之结合可推想得知。”（中册，１８５页）
２月１０日，杨铨致胡适的信说：“……尤要者，（北）平（分）会即选足出席全国委员会之代表三人（闻兄与济之已被选，但尚缺一人），函告总会，俾可从速改组执委会（照章须由全国委员会选出也），则以后畸形之组织可免。”“弟等奔走此会，吃力不讨好，尤为所谓极左者所不满，然集中有心人争取最低限度之人权，不得不苦斗到底，幸勿灰心，当从内部设法整顿也。”（中册，１８６页）
可见，即使是杨铨也认为这个组织是“畸形”的，现“执委”是不合法的：“极左”分子正操控着这个组织。而在他心目中，至友胡适是可以讲这种悄悄话的“有心人”，但碍于林语堂所说的“情面”，所以，杨铨才有“夹在中间”的痛苦。
在这里，我们虽然无法猜测，是否史茉特莱等闻知胡适将代表北平分会出席正式的“执委”选举，有意要“考一考”胡适——是否听命于“党”——这样一种动机，但她的确是早已把自己凌驾于民主选举出来的分会之上，则是确定无疑的。
３、作为“壳资源”的胡适
显然，胡宋矛盾并非个人意气之争，它涉及到同盟的性质——究竟是一个“党”还是一个“同盟”？是“盟”中有“党”，还是假借“同盟”的外壳执行党派任务？是一个“人权组织”还是一个“颠覆组织”？这个组织是否能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健康运作等问题。
应该说，胡宋当日的这类矛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常见的。它曾见于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不愿意容纳这些“寄居蟹”——实行“清党”后，又试图借用孙中山的旗号，联合国民党“左派”的近代历史中；也曾见于近年来民运人士借用共产党内开明派名人的名义发表文章的行为中；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通行着“借腹怀胎”的互助；在股市上，则流行着“借壳上市”的交易……凡存在这类现象的地方，必是存在着本身丧失发展前途或内在活力，但还拥有可供利用的“壳资源”的一方，同时存在着拥有内在发展冲动和强烈欲望，但缺乏“独唱”的实力或先天条件的一方。这类“互惠”活动，大抵存在“双赢”的前景。
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在双方未达成默契，而一方以欺骗手法盗用“壳资源”的情况下，主动的一方则是以利用“壳资源”为自身避险，在“壳资源”内发展壮大，最后吃掉并取代这个“壳”为期待的。在宋庆龄与共产党的最初交道中，宋氏属于“壳资源”一类，而当宋氏亦成为中共的一员后，在她与胡适的关系中，胡适则属于“壳资源”一类。前者出于自愿，后者存在欺瞒。
显然，胡适是不满足于自己被当作一个“壳”来利用的。他要经营和建造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中国“民权事业”。可惜的是，他忘记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古训。他不能明智地认识到，自己与宋氏的对阵，不仅仅是拿自己“文化领袖”的名望去和一个“国母”的名望较劲的那种“愚妄”，而是用几个无党无派的文弱书生，去与一个用“铁的纪律”锻造成的党、一个“国际”抗衡的“愚妄”！而历史也正是在这里无情地嘲笑了这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铨盼望的“整顿”和“改组”还没开始，胡适已经被“开除”了！
杨铨的最终“倒戈”，林语堂的缄默，只不过象征着一出悲剧的落幕——它再次显示出自由知识分子在两大阵营的绞杀中，根本是没有独立余地的。而杨铨最后惨烈的牺牲，不过是他为第一个牺牲付出的代价而已！
通观以上，胡宋之间的分歧，王文与邵、陈“翻案文章”之间的分歧，除了有意歪曲事实、加罪对方之外，并没有多少事实真假判定方面的争议。分歧之处，仅仅在于“革命”和“改良”，“颠覆事业”与“人权事业”，所采取的手段必然是不同的。前者容纳阴谋、允许不择手段、追求效率、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后者则必须遵守法制，讲究程序正义，重视民主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这些事物，是无法和平共处、冶为一炉、相安无事的。因此，结局只能是邵建先生引为标题的那句古训：“道不同，不相为谋”——合不来分手拉倒。但是，如果一方试图借用对方的“壳资源”，而又不愿意走“双赢－互惠”道路，还以盛气凌人的架势，对被利用者进行振振有辞的讨伐的话，他们难免要遭到历史的点评。这类事情或迟或早，不论是否作过什么“结论”，是一定会发生的。对此，人们不必怀有侥幸心里。
在结束本文时，笔者仍然是那句老话：“中派之难，即是国家之难。”当社会不得已分裂成两个极端对立的集团，而双方又势均力敌时，国家的分裂也就在所难免了。今日中国的疆域分割，同胞的骨肉离散，正是当日政坛两极分化的产物。而身份特殊——具有唯一“壳资源”优势的宋庆龄，在这方面是难辞其咎的。后人如不愿重蹈先辈的这个“覆辙”，或应记取上面的这段教训。在将来的政治生活中，用自己的一票，发出自己的心声。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５日于北京
载《民主中国》2004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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