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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约翰·肯尼“什么是你的民主概念？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波兰传统的特殊成分”时，米奇尼克承认自己“波兰民主传统的孩子。”他提到四个当代波兰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民主的理解。他们是：作家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诗人齐别根钮·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哲学家Leszek Kolakowski（1927——）和神父Karol Wojtyla（1920——），“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唯一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之上。”29这个名单表明了米奇尼克民主思想深邃复杂的面貌。这些人都是波兰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波兰与这个世界对话开放的一面，比如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点；但同时他们都是从深厚波兰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在他们本人及其作品中，回响着传统波兰文化、历史那些永恒的和沉重的话题，传递着传统波兰人忠诚和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米奇尼克将这些不同的取向结合在自己身上。一方面，他有着全部现代民主、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本民族的命运。那位法国“68年人”Daniel Cohn Bendit一上来就问他：为什么你在谈到自己时总是让人们记起你是一个波兰人，而我则从来没有感到和自己民族的联系这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同波兰人民，是因为我认同所有那些弱小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我将会是一个吉普赛人。
作为受欧洲战后思想文化熏陶的一代，在米奇尼克那里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目标，他面对的永远是那些具体的人们。“对我来说，民主涉及到人们的状况和人的权利。”30具体的人们总是千差万别的，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即非纯善，也非纯恶；即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不能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人，把其中一部分人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人剔除出去，在不同的人们中间制造对立。1979年他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长文《蛆虫和天使》，详细清算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想模式。“蛆虫”这个词是在他之前一位波兰作家Wierzbicki用的，此人写了一篇文章“论蛆虫”，用讽刺的笔法列举了人们的种种自私和伪善，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而逃避责任。米奇尼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他那些用Wierzbicki的标准看来是“蛆虫”的波兰历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有其高尚行为的一面。那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不仅不适用于波兰历史，尤其不适用于波兰现实。米奇尼克分析了波兰现实中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面临着善和恶的选择，有可能成为善者或者恶人。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考虑自己是否更加残暴凶狠还是走向务实和人性化；对于介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人们比如一个教授来说，他是否能写出一份关于法庭审讯的实事求是的报告；对于反对派活动家来说，他是否在宣誓效忠的协议上签名而这可以放他去国外。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关注这些具体的进展，比关心划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意义得多。大多数与体制“合作”看似被动消极的人们，实际上起着一个看不见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尽管警察玷污了我们的生活，在波兰我们仍然感到强壮和确实是强壮的，那是因为我们享有我们社会广泛的道德和物质的支持。我们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英雄的人们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或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的人们的支持，那些很少选择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名的人，但是——我相信——正是他们决定了Radom和Ursus地区保护工人行动的成功。”31对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米奇尼克给予了迎头痛击：“ Alekander Wat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其答案是莎士比亚说的：‘他们必须去死’。也许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让这个人自己消受好了，这是一个人仅仅能够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种仅仅要求他自身的牺牲。”32反过来，对于那些不同于周围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那些宁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坐牢的代价，而致力于建立民主波兰的人们——他们的反抗的行为对于周围人们或多或少是一个惊扰——应该怎么办呢？米奇尼克从普通人的立场上代为答道：“我们必须学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妥协艺术，否则真正的多元话将成为不可能。”33
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对待前共产党人，对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米奇尼克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老的话题，全部结论可以从他在这之前的所作所为中引申出来。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让原先对立的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相处？如何避免社会不要因为怨恨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复仇情绪，这一回轮到米奇尼克们来实践了。从总的大背景来说，米奇尼克呼吁人们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余人们：“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其余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存在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波兰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不想混淆那个时期善和恶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无罪的？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承担者”？”34他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它和被它所接受。“我们需要谈论和写作过去，我们需要平静地讨论它们。我们也需要在头脑中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35“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波兰”。另一方面，在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后，人们有权要求伸张正义，有权要求清算过去，要求在善和恶之间划上一条基本的界限，那么“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1992年米奇尼克在和哈维尔的长谈中，将这个问题推上了首位。他们都承认这个问题把他们带向一个“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如何让正义得到实现，而不制造新一轮的恐怖和制造新的对立？
这两位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哈维尔说“所有这些改变的本质，是引进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开始。”36米奇尼克说：“许多共产党人在我们周围，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权利去生活。如果他们犯下了罪行，他们将像其他罪犯一样受到惩罚，但如果没有，便不能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37这两个国家具体的做法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波兰没有专门针对前共产党人的法律或有关规定，波兰人提出的是““粗线条”政策，旧政权人员是否保留在新政权之内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过去。而捷克则通过了一项“祛除法”(lustration),对前共产党人是否留在新政权内做了很多规定，比如什么样的人在五年之内不许进入公共机构。在谈论中，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Sasha Vondra指出这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文化区别所致。哈维尔认为这两种做法走向极端都是危险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切断了和我们自己过去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将会出现我们稍后谈到的另外一种现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38实际上，哈维尔对“祛除法”一直在提出批评和希望得到改善。真正悖论的是哈维尔、米奇尼克本人都是前政权的严重受损害者，事关他们本人这是难题所在。这两位前共产党的囚犯是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的——哈维尔先发问“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答道：“你很有经验，对于你这样一个多次接受长时间审讯的重罪犯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最大障碍的人？而历史证明这些人完全错了甚至是罪犯？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涉及个人报复；相反，如果他们可以宽待迫害他们个人的人，他们个人的尺度是否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谈到他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那上面写着所有曾经向当局告发哈维尔而现在是他的同事的名单，哈维尔当即把它扔掉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的做法多么毁人。”但是“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有些人的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更渴望从中解脱。”“对待这种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我感到没有必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总的大赦。”39米奇尼克也不无痛苦地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永远不会参加一个老战士组织，它给那些反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人颁发奖章；第二，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我想我们注定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身上的过失，但是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而人们有权要求正义。”40
前面提到过米奇尼克曾经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没有怨恨“的长谈。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种种宽容的做法被质疑为：“是不是胜利者对于被打败的人表示的宽宏大度？”米奇尼克答道：“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的共产主义者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41他还说“许多年以前，保罗二世宣称：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须显示我们的仁慈。我认真听了他的话。”42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可能把它分为共产主义或非共产化的不同的行政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43米奇尼克认为今天自己主编的报纸Gazeta Wyborcra正是“在创造一种共同语言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注释：
1、 第1、2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Republicanism Democracy，“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edited by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Cambridge:polity Press;Malden,MA :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Blackwell,1998，p52、p55。
2、 第3及“动荡起伏的生涯“这一部分所用材料均来自“Anti-authoritarian Revolt: A conversation with Daneil Cohn-Bendit ”见“Letters from Freedom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29——67。
3、 第4、5、7、8、11、17、18、19、20、23、24、25、31、32、33见“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Adam Michini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85，p142、p144、p144、p145、p148、p29、p30、p34、p92、p115、p115、p116、p189、p184、p190、
4、 第6、9、10、12转引自Jonathan Schell为《狱中书简》所作的序言，同上书pxxiv、pxxviii、pxxix、pxxxi。
5、 第13，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民族在为争取民主作斗争时，所使用的语言或资源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一位1959年出身的捷克哲学家Martin Matustis在一篇“通向一种存在主义政治”的访谈中说起，1991年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良心先于存在”，而美国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这套语言对捷克却是适用的。
6、 第14、15、16、21、22、26、27、28、29、30、34、35、36、37、38、39、40、41、42、43见“Letters from Freedom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65、p59、p105、p62、p110、p112、p279、p280、p105、p115、p297、p295、p233、p233、p226、p230、p231、p294、p295、p295。
（本文原名《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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