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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我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这位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有位美国教授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novan）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请考虑在过去二十年内‘阿伦特式’的事变。东欧的持异议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献身于公共利益，自发地创造了自由的空间，于其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行动的令人兴奋的愉悦。由团结工会所展示的波兰的行业联盟，证明了无望的人们如何通过公开地采取一致行动而获得力量。说到底，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马克思的）。”1然而，这位教授并没有从细节上论证到底阿伦特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杰出的东欧知识分子。只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一条说：“根据亚当·米奇尼克（1995年在罗马阿伦特讨论会上的发言）所说，他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们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自己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着阿伦特的语气，比如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2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一下子找到了四本有关米奇尼克的著作：《狱中书简》（1985年）、《自由书简》（1999年）《教堂和左派》（1975年），还有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写的但和米奇尼克有关的书《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它有一个副标题“写给米奇尼克的信”，作者Ira Katznelson，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和历史学教授。
米奇尼克写到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样的见面是非法的，一边是作为77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1976年和朋友们一道建立的独立组织，全称为“保护工人委员会”。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980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在山上见面，再后来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自由。
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称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力量“如同甘地”。
美国加利福利亚、伯克莱大学政治学教授Ken 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一 “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在谈及家庭时，他用了“红色同化”这个词。）他称自己“在六十年代属于一个不知道害怕共产党的特殊的小圈子。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3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Katyn）的事实？”结果是被老师赶出了课堂。看到父亲的老战友及自己的亲戚身上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十五岁时，他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一个将自己命名为“矛盾的寻找者”（Club for Contradiction Searchers）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很多人出自红色家庭。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小团体，讨论当时被禁止的各种各样问题，在沙夫的保护下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米奇尼克刚满十六岁，他在大街上遇见库隆（Kuron此人担任过波兰共青团书记，最早的异议人士，后来成为团结工会顾问），库隆说：“听着，亚当，哥穆尔卡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米奇尼克有些恼怒地说“别瞎扯了，我还要完成物理课的功课。”而库隆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课功课，所以他有时间和你瞎扯这个。”中学过关考试后，他首次去国外呆了三个月，见到了波兰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法国的托派。回国后他遇见朋友karol Modzelewski，他惊讶朋友为什么不在家里约他下一次见面，却要约到公园里。结果是几天后他在公园等了几个小时无功而返，来到朋友的家中才得知朋友已经被捕。这是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时刻——他知道自己属于这些人的圈子。他并不完全同意包括库隆在内的人们的纲领，但是他感到和他们亲近。他的这些年长的朋友正在策划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从此，他成了库隆（此时属于共产党改革派）圈子的重要人物，十九岁“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一次，当时的外交部长拉科夫斯基参加了讨论。年轻人向这位大人物发出质疑：“哥穆尔卡是一个人，还是上帝？”答曰“当然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能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吗？”答曰“不能，这不可能。”“那么，拉科夫斯基，为什么他身上不能找出一个错误来批评呢？”从反权威的立场导致的质疑，和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非常接近。 1968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后者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前者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做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于此时不仅很对年轻人的心思，也适应了社会上人们渴望冲破樊笼的心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发放命令的是高教部本身。正当他沉浸在由这部戏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时，波兰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出兵国之一，使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羞辱。他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罪。进一步引起他反感和不能忍受的，是当时的报纸上对他采取了“反犹”攻击：不止一家报纸说，米奇尼克是一个犹太人，因此在波兰没有他的位置。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使得他最终和共产主义制度划清界限的原因。接着是十八个月的牢狱，罪名之一是他参加了一个企图推翻国家的秘密组织，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存在。目睹了同胞的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之后，米奇尼克在狱中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他是波兰的爱国者而不像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1969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它有一个光辉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工厂有着华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们中间很受欢迎，“我想不出来还有别的比这更好的地方。”在那里，他支持工人们组织了一次抗议，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1970年秋季，哥穆尔卡下台，爱德华·盖莱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课堂，作为Poznan大学的扩招生，1975年得到历史学硕士学位。直到1977年重返监狱，这是他前后十年中远离审讯和牢笼最长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和天主教知识分子有了广泛的接触，他们互相阅读，彼此产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当时也只有天主教的报纸发表他本人的文章。与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教堂和左派》，试图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力量结合起来，该书1977年于法国流亡出版社出版。他还鼓励老朋友库隆看望波兰主教，而此前，这位共青团书记仅仅将教会视作敌人。阅读阿伦特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一本《极权主义起源》在朋友们中间热烈流传。
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1976年9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稍前，在Radom 和 Ursus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Ursus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和库隆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这是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随即KOR诞生。“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它是在后极权制度中所开辟的新的空间。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受萨特邀请去了一趟法国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那些和他同样经历了68年洗礼的年轻人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主要的概念区分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对米奇尼克来说，他的主要区分是极权主义还是反极权主义。他经常被问及KOR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从巴黎、罗马、伦敦、汉堡喝完香槟回来仅仅两个星期他再次被捕，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尽管他用民间的老话“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来替自己打气，他还是感到很不好受。这次是因为一个学生也是KOR的合作者被杀害，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返回的路上汽车就被拦截。这是1977年5月，被捕引起了知识分子团体广泛的反对逮捕的抗议，关了两个月就释放了。但是这样的规定却遗留一段时间：每两个星期之内，他就要在监狱里呆上48小时。它的讨厌之处不是呆在监狱里的时间，而是等着被投入监狱的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麻烦的情况毁了我的性生活”，他说。直至80年投入团结工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除了KOR的活动，米奇尼克还帮助建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帮助“飞行大学”展开活动（在人们家中或别的地方开设被禁止的课程）。
1980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叫做Bogdan Burusewicz的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但于1980年8月，他和其他几个人又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时间内，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团结工会是我们（KOR——笔者）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
在这个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中，米奇尼克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和工人出身的瓦文萨摆正位置？“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袖，而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从一个异议者立场来作出判断。当被问及在团结工会的“日常工作”时，米奇尼克答道：“我处在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里。”他担心瓦文萨和政府之间妥协太多，防止将团结工会变成一个纳入现存制度组成部分，同时严厉防止瓦文萨把自己凌驾于团结工会之上，成为一个新的权威，从而把该组织变成一个新的专制组织。在他认为，团结工会的经验，是他们所有有关民主、自由、尊严、判断的学徒期。选择当团结工会的反对派，这使得瓦文萨很恼火。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瓦文萨跟米奇尼克、库隆这样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米奇尼克身上恰恰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乃至后来瓦文萨私下对米奇尼克说：“你知道，亚当，我佩服你。如果我是你，就要拧断像我这样家伙的脖子。而你是圣徒，你让我活着。”这种情况一直到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把米奇尼克、瓦文萨、库隆这些人通通关进监狱而告终。从监狱出来后的一度时期，米奇尼克和瓦文萨好得像“同性恋“似的。
军管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关了两年八个月，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审判。1983年底，当时的警察头子让人带信米奇尼克可以选择去里维埃拉过圣诞节还是继续留在牢里过上几年。米奇尼克回信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里维埃拉，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你们是一些猪，而我们不是。我爱波兰，即使在牢里。我不想离开波兰，别打这主意。”这封信被自由欧洲电台于圣诞节广播之后，波兰人也听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说米奇尼克是犹太人，因为他已经显示了对于波兰的忠诚。这次出狱六个月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判了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的评价是——“为了团结工会十六个月辉煌瞬间，付出六年的代价是值得的”。
在接受法国68年人Daneil Cohn-Bendit 访谈中，他扪心自问“作为一个68年的老兵”，他是否做到了首尾一贯？回答是肯定的：“我始终坚持反权威的理想。这是我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也是我反对瓦文萨的原因。”法国人对他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作战。我刚不久前在西方说你是我最尊敬的同代人之一，但是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在波兰我是否有勇气像你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致不能清醒地面对监狱的威胁。”米奇尼克说：“我和你一样热爱生活，所以殉道者的头衔根本不适合我。”“我并没有想要坐牢，我是被强逼的。一个君子总得始终做一个君子，甚至是在屎尿中行走。”但同时他承认关于“殉道者”的说法有一点是真实的：“如果你捍卫一种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让它实现，用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你相信它；换句话说，你要让它得到见证。”
1991年瓦文萨当上总统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Gazeta Wyborcza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1999圆桌会议10周年之际，当年的原班人马在美国举行了纪念（瓦文萨没有到场），米奇尼克受到了比现任总统、总理更大的欢迎。
二 立即动手重建社会
1985年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出版时，他仍未获自由。为该书作序的美国作家、反核活动家Jonathan Schell在序言中写道：同时具有反思行动的写作能力和直接参与行动是不多见的——写作要求孤独，而行动要求和他人在一起。而米奇尼克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因于权威帮忙的结果。因为他们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而这期间成了米奇尼克写作灵感焕发的时刻。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仍然深深嵌在行动的框架之内，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他直接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写于1976年10月的文章《一种新的演进》，可以看作米奇尼克思想和行动的开端。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对形势的判断，即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行动，我们（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当时波兰的政治形势判断，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波兰不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波兰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波兰必然处在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和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想要赢得一场对于苏联的军事战争这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于想要改变波兰现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十九世纪左派的“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要相信通过革命和自觉组织的行动来推翻某个专制，即非现实，也是十分危险的。”4在短期内，完全看不出来苏联想要放弃对于这个地区的全面控制，如果苏联军队不可能赶出波兰，苏联的政治结构仍然保留，波兰的政治格局将会一如既往，极权主义也将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米奇尼克同意当时人们谈论的第一点——不可能战胜庞大的军事和警察的力量；但不同意另外一点：所有的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这种抵抗要获得一个全新的起点。米奇尼克分析了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度占据上风的改革派“修正主义”（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t）。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人性面孔和其他别的解释，把共产主义制度加以松动和自由化；后者主要与波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寻找一种讲实效的途径通过与其合作来限制它。修正主义忠实于圣经（马克思主义）但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追随教堂（效忠于苏联）却希望它迟早完蛋。这两者都是在体制之内的运作，都有了自己有限的积极成果。然而非常致命的是，它们归根结蒂在“勃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解决问题的取向，使得他们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失去了应对能力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譬如修正主义之于1968年的民主运动、新实证主义之于1970年的工人罢工，都不能最终选择自己是站在使用武力的一边还是遭受暴力的一边。结合中国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和九十年代的实用主义，部分地可以加深理解波兰的这两股思潮。
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的反对派和往日的改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相信演进的纲领必须在独立的公众（an independent public）面前提出，而不是提供给极权主义的权力。这样的纲领必须指引人们如何去做，而不是说掌权者让他们如何改进。对权威来说，没有比来自下面（from below）的压力更能够引导他们。”5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米奇尼克完全是新一代的做法，在他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的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当然，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在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波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Irena Grudzinska-Gross的话来说，是“一种超越政治地平线的限制但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理界限之内的努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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