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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萧一湘 2005/9/5 2006-2-27再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提起地主一词，就等同于剥削压迫。当时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一首歌《谁养活谁呀？》，活现了人们对地主的形象认知。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田种地，全是咱们亲手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几乎所有被迫害过的各类人士都有了个交待。唯独大革命以来，地主就是被打倒的对象，伏罪时间之长-——七十多年，株连子孙之众，子孙三代皆代受罚，乃古今中外之最，皇朝时期的株连九族也是同一时期的痛快一死了事，而这次株连几十年多少辈都更为奇特，延及五十余载至今无人问津。但是地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存在过两千余年。连历史书籍上的帝王将相这些最大的统治剥削阶级，都有功过之评，小说戏剧之演，也有个是非之分，而且时有变化。唯独地主，无一是处，是否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负有胎记的原罪？遗传之因子？果真如此，历史将成一片虚无。
究竟为什么地主在历史的长河上能够看到那么多太阳和月亮？到底又起过什么作用？这就是笔者所想要探索的问题。
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历史现象，如果不只从意识形态上讲，而从学术研究上，地主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规律，也许并非一无是处。
一、 地主的产生与变迁：
从奴隶社会分解出来的自耕农起，虽然历代王朝更替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溯土之滨莫非王民，土地从王权所有制起，既而由国家授田制，到绝大部分土地都演变成个人所有的私有制。相对于王权公有制来说，这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是一大进步。因为奴隶制时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而秦以后土地制度，佃农与土地主人只是租赁土地的契约关系。所以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后者比前者是历史一大进步。按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科学所共同认定的方法和观点，秦以后的中国根本不是封建社会。所谓中国的封建地主制度正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人与地 ，人的发展历史上大多时期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古时候人少地多，就争奴隶，用以劳动。渐渐人多地少了，就争城夺地。于是来场战争，战争之后，就要死掉大批人。换个朝代，逐渐恢复，人又多了。元末明初，发生一次“洪武血洗”，于是扯江西，填湖南，来个大移民。例如移来湖南常宁的人，初来时，插标为记，任民圈地，以后又从湖南分迁四川。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人争土地。这就是农耕社会人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方社会，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代化起，人的发展逐渐转移到现代工业和第二、三产业领域，人与土地的关系，就渐渐缓和下来。于是他们的企业家和地主便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用到经营土地上，变成了现代化的农业企业。消灭了地主也消灭了农民。
可是在不发达和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科学技术滞后，生产效率偏低，而人又大量增添，依赖土地生活者日益变成严重问题。于是民国初年，有识之士，开始往城市工商业转移，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国无宁日，连年战乱，社会不稳，工商业者首当其充，于是资本家又将部分资本转往乡村，购买土地，以求安定生活。此其中国工商业难以发达，而地主不减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是落叶归根，凡在外做官经商者未到老时便到乡下购置地产，一旦老了便告老还乡，或者出了问题就退往乡下一蹲，这就叫狡兔有三穴。此又是中国乡村虽然落后，但人们还是希望定居乡村。因此又是地主难以减少原因之一。
二、中国地主所有制为什么在历史发展中能够存在两千多年之久？
1、在没有现代工业之前，乡间人们需要人际相通、钱物借贷、这中间自然发生土地买卖，也就形成社会人际的正常秩序。于是土地不断变化，贫富时有分化，拥有土地多者，就变成了地主，无地或少地的成了贫农或雇农，土地比他们又多一点的能够维持一家生计的成了中农，土地再多一点或租他人的土地耕作、或出租一些土地给他人耕种而想将来生活更好点的叫做富农。于是农耕社会里的人就以拥有土地多少分成了多种阶层。但是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正如古云：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民间也说：“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道是“风水轮流转”，“哪有穷人穷到底，哪有富贵栽了根”。这都是形容贫富在不断变化的。
土地分化有多种原因：既有因人有天赋的智愚之异，又有后天的贤能与不孝之别。既有变化莫择的天灾、人祸横飞，还有偶然的机遇优劣之变。既有父辈先人遗产之惠，又有个人为非作歹而身败名裂之惨。陶潜曾写过的《桃花源记》那种“男耕女织，怡然自乐”的人际间毫无差别的社会，最后还是让渔人迷惘得“不知所终”。因此多元化的人际社会的风险与机遇并存。成了人们对地之恋。
2、人们不仅可以有梦想成真的浪漫，更需要现实的吃喝拉撒，特别在农耕社会里人们除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填饱肚子外，还要娶妻活子、成家立业、传宗接代、抗灾治病、养老送终，甚至还想活得快活点，都是做人的应有之义。当时又没有工业化，以上诸问题都是靠买卖或出租土地来解决。于是贫雇农租地或当雇庸以争生存，中农买地以保温饱，富农以积地图发展。古先哲孟子曰：“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否则，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成了你的，天下还不大乱。但是人们这样苦干一辈子，就能到头了吗？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于是就想到最后得个安康、享受一点。于是地主产生了。从这个涵义上来说，地主这个阶层就是农民向往的目标。于是地主又是乡间的储蓄所，稳定剂。
3、但是这还没有个完，随着社会文明进化的发展，于是进一步又想到关心自己又关注社会群体来。这种想法就不是单靠种地人所能想的，即使能想也是无财力所能做到的。例如社会文化的传承，不但送自己子女读书，还要办族学、乡学以培养社会人才。过去朝庭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但是从发蒙起到考试的成长过程，培养读书人的这个关键的环节就都是靠民间来完成的。于是地主就是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唯一力量。还有民间图书、文物的珍藏更是落实在地主之家，至于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也都是地主们传承的。这种现象直到清末科举废学校兴开始，将教育转移到学校。但是乡学甚至高等学堂也还多数是地主与其士绅出钱出力办起来的。
4、还要有人维持乡村治安、发展文化、社会救济、关心公益、祭祀祖宗、传承道德等等，自然都落到地主族群。地主出钱，地主中精英的士绅、族长劳心，于是社会有序了。当时朝政不下县，乡村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就都是地主中的士绅、族群担负了。即使当时也产生过一些贫寒出身的人才，但是好多都与地主们有一定渊缘，或在地主家主办的私塾寄读，或者地方和族间公产的支助下得成。完全由自己打造的人才，除非是投犁锄从军的武士了。
5、历史上的田粮国课，多数时间主要是按土地计征，而地主田多，自然这笔负担的大多数就落在地主头上了。所以地主又是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撑者。即使有征兵服役之事，地主很少出力，但是他们也必须出钱换人去做。
所以地主阶层在当时就是乡村社会和谐与稳安的一股重要支柱。
因此中国任你改朝换代，除非战火直接烧到村庄人们的家园，它是难以乱的。这也是中国农耕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的结果。所以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地主族群在几千年漫长的农耕社会应是有其历史功劳的。就以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农民革命的兴起，也大多数有地主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参与甚至领导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来看，领导农民革命者也是很多地主阶层家中出身的精英人士。
当然只要是有人群所在，什么阶层必定都有好人和坏人，地主阶层也逃不出这个规律。好人、坏人，好事、坏事都有。但是从农耕时代的整个地主阶层来说，在历史上还是有他的应有功能这点应该承认的。这就是地主的社会价值。地主阶层能够生存几千年的应有之道。
三、我国土地占有情况。不像西欧那种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主，大多数是中小地主，东北、华北、华南等地不同。像中国中部地区的常宁小地主多而大地主极少。有世袭地主、有由种田人发展来的地主、有官僚地主、自由职业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地主兼工商业、二地主，也有恶霸地主， 国家统计局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及各地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地主户数3•79％，人口4•75％，占有耕地38•26％。1
据常宁县志记载，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的统计：地主有5114户，23470人，占该县总人口5.8%，地主有土地212548亩，占总土地面积的32%，户平约40亩。与全国比例差不多。可并非实际，困为从上到下预先有了个总标准，因此各地就大同小异了。而实际不少地主并非真够地主。从常宁角度看，民国时期上千亩土地的只有易、欧阳、尹三户。绝大多数是20、50亩的小地主，有的只有10来亩甚至几亩地也被划成了地主。划法就有扩大化。小地主其生活还不如中农的稳定。
四、中国土地改革的目的与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发展生产力，革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
为什么要土地改革？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研究它的价值。虽然地主所有制曾在历史上起过维护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作用，但是任何社会都是有发展的，不会老是停滞不前的，地主社会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如果老是围绕土地买买卖卖圈子里循环地转过不停，而且周而复始，稳定算稳定了，但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呢就不能像工业化哪样扩大再生产，时有创新，不断增加丰富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原有的地主所有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变成落后的生产关系，不如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必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地主所有制的改革已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选择。取代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就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处决于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而是处决于先进生产力即农业工业化与产业化。当然土地改革也算是一种方式，欧美等国家仍用土地私有制，只要与城市工业化、产业化接轨，也可以发展生产力。
改革原有的地主所有制这个滞后的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改变地主生产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革命夺取政权，固然要大量的农民出力，功能很大。但是革命夺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发展生产力。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目的。否则就仍将陷入改朝换代的封建社会的恶性循环。新建了个政府，又有何用？
五、土地改革模式：改造地主生产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模式，在世界上曾经发生过多种：
一种是欧美等国家因为工业化早，资本家在发展工业一段时期后，为了原料的争占，也曾搞过圈地运动，办成资本主义经营式农业企业，大地主被转化成现代化企业经营者，小地主和农民都消灭了，原有的小地主和农民有的转变成了工人，或者他们自己办起了现代化的小农场企业，但是产权还是私人的，并没有因为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而垮掉，还是发展了。
第二种如原苏联的暴力土地改革模式，农业集体化前，地主早就消灭了，这时候便对准了消灭富农，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直接归集体农庄所有，把富农流徙到西北寒冷荒域，没收的方法则是残酷的批判斗争，甚至大批枪杀。
第三种方法：和平土改模式。例如台湾的土地改革模式，就是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将地主的土地由政府以公平价收买，再转卖给农民，地主先不收现金，而是由政府向地主发给债券，如果地主要转营企业，债券就可马上兑现。政府将土地转卖给农民，农民没钱支付时，也可以打借条，分期付款。这样一来，原有地主都成了企业家，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政府的经济建设和谐地拉动了，这样一来原地主变成了工商业，农民都成了自耕农，政府收获了经济的高度发展，三方通赢。又保护了原有的生产力，发挥了各阶层生产积极性。改革成本也非常低。速度也就很快。
第四种是中国土地革命模式：如果消灭地主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那么方法就也应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考虑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从草根革命起家，最大需要的是充分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出力出粮支援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于是当时土地革命重心就自然落在后者了。
共产党的各个时期对于土地革命的大体作法概要：
从1924年起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虽多主张把矛头对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以及“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而不包括一般地主（即所谓小地主），8 但在汹涌而起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切界限都被冲决。原因还是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他说目前“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2──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以后多次的群众运动中，都被一再引用和做为指导方针。
土地革命十年中，由于大中地主只占少数，没收其土地势必“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3 因此，这一口号不久即被修改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而把小地主排斥于“联合阵线”之外。4出于对敌斗争实际需要的考虑。其后更进而把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改变为“没收一切土地”，立即实现“土地国有”；并继“八七”会议决定的“农民暴动”之后，提出“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对地主实行肉体消灭。5上述指示发出之后，各暴动地区和红区普遍杀戮地主豪绅、焚烧房屋田契，并在推翻地主阶级的“同时推翻资产阶级”，没收民族工商业、反对私有制度（如禁止土地买卖和雇工），反商品经济，以及实行共耕制度、集体生产等等。6所以前述土地政策的飞速转变，也就可从某种策略角度来加以解释。7 另外，也不能排除前段农运受镇压后复仇心切，和难于接受大革命的失败，以低潮误认为高潮等心理的作用。
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提出“杀尽土豪劣绅”、烧毁其村庄、8 1928年初，湘南特委提出“坚壁清野，烧尽郴宜大道两侧五里内民房”的口号。省巡视员更演绎出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目标，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宽民房，……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9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群众革命情绪的低落，它和大革命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许多地方出现了“盲目烧杀”、“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现象。10 如1927年底克复海陆丰后的农民，把铲除一切剥削势力视为第一重要的工作。”他们毫无顾惜的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以及重利盘剥者，……剖腹割头，……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11有一些未按时缴地契的农民和执行烧杀政策“不坚定”的干部也被杀掉。12广东省委指示说∶“我们不特可没收他们的土地，并且要准农民去杀戮他们，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13
1928年1月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提出以“杀人、放火、抢物”为暴动原则和革命目标，提出“鼓励自由杀人”和“奖励焚烧房屋”。14
但是，1931年后“左倾路线”愈为发展（这一次依然是依据国际的指示），15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即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以及侵犯中农等。16 如新的土地法规定“地主不分田”，17 于是一些地主被送到劳役队做苦工，一部分被驱逐出苏区，也有一部分被杀，18 很像当时苏联对付富农的做法。对待富农也不再像前期那样没收其部分土地，而是像对地主一样全部没收，包括其工商业甚至全部财产；19有些地方还像对地主一样把富农驱逐出苏区，或任意捕捉、吊打……。20与地主不同的，只是“富农分坏田”。对待富农的这些做法，必然要影响到中农身上；21这在鼓吹“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和“宁左勿右”的情况下更是不可避免。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下，一部分中农土地被平分，有的地方“中农分中田”，有的同富农一样分坏田，22 甚至像对待“土豪”一样对待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23甚至把中农的坟堂、房屋予以没收。24可见当时的土地改革，多是服从夺取政权的需要大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1946年秋后，“对敌斗争”开始了。通过前几阶段的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斗争性，盘踞在邻县（平定）的敌人已被赶跑，大家的害怕心理也消除了。这一次就和清算时“说理斗争”不一样了。人们愤怒地起来控诉、揭发，让地主交待，每一激怒了群众的仇恨，大家就高呼∶“扯下来！”要求揪下台来打！这样一边打，一边分地主的财产和追查地财。因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在经济上的主要目标就是财产∶衣物、家具、房屋、农具、银钱等。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开始“消灭净”地主。到正月，全村消灭了六户地主，另有二户自杀了。大人打大人，儿童团干小孩（有的女人改嫁了）。凡在村里及在外能被叫回的全被打死，安坪的地主就这样全被消灭了。25
许多抗战时都和共产党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也都一样被斗争或打死；尤其是那些“开明士绅”，对他们的打击是违背中央的政策的。26
建国以后土改政策的改变始于1949年11月，在一次有华中、华东及东北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制订《土地改革法》的过程中，杜润生根据中南的调查提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远远不到70％的原估计数字，并分别向刘少奇和毛泽东做了汇报。毛仍坚持“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主张不动富农。27
但是，尽管有着上述的新的规定，土改的实际进程却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一如老区之时，在各地区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华东等地搞得比较温和，而其他多数地区特别是中南和西南，就搞得比较严厉，依然是“斗争土改”。而从整体来说，既没有保存了富农经济，也没有搞成“和平土改”。28这显然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过去对于土地改革的意义，总是强调发展生产和动员群众这两个主要目标，这样的解释在这里显然就不够了。另一方面，政策规定也不等于政策实施，在土地改革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就更是如此。到1950年底，随着“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土改被要求加快，斗争也就愈趋激烈。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大陆土改的实际道路。
新区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完成。整个土改，总计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近7亿亩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2—47％。29 在这一过程中，留给地主、富农土地约8％左右，30 同时也动了中农的部分土地（二者部分相抵）；由此可知。
从一个县的土地改革运动视角看
1949年11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部分地主已参在里面被镇压。后来部分平反证明错杀了。1950年3月至51年4月，开始减租反霸运动，部分乡共清算斗争地主1769人。1952年5月结束土改运动，全县地主5114户，其家庭人口23,470人，斗争3708户，4750人，占当时全县总地主户数的74%，逃亡262户，自杀443人（其中96人是地主的亲属或狗腿子），镇压323人，判刑507人，获胜利果实折谷419.285万公斤，其中粮食76723公斤，黄金607.3两，银圆22247元，碎银1072.15公斤。没收地主富农及各类公产田311245亩，旱土9942亩，山林716.3万亩，耕牛1757头，农具23310件，房屋42783间，家具、衣被168565万件，250430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32万余亩。人平1.2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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