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来郭嵩焘说“彬彬然见礼让执行焉，足知彼士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说这里是礼仪之邦，说他们富贵不是偶然的。甚至说了很多出格的话，后来说话是越说越走火，不但说英国的仁义在国内不是这样，在世界也是这样，说英国之所以可以征服很多殖民地也是英国人仁义很厉害，说“仁爱兼至，还海归心。”实际上，殖民扩张，当然他们的文化还是有一些作用，不过武力还是很重要的因素，绝对不是仁爱兼至，环海归心。你说郭嵩焘是不是就不是儒家？实际上郭嵩焘一句英语也不会，一本外文也没有看过，自由主义也不懂，而且他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跟曾国藩差不多都是利学名臣。他出国时，价值观已经定型了，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从儒家的观点认为，这个制度比我们就要仁义。
这个时候，他关不关心富国强兵？当然也是关心的，但显然是第二位关心的。早在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徐继畲就写一本书，那时鸦片战争才过去8年，而且鸦片战争中国是被英国打败，美国没有打败过中国，而且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实力很弱，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是到了19世纪末，通常认为美国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成为强国，美国打败西班牙之后，军力才强大。但当时的一些中国人，像徐继畲，他就认为英国没有美国好，捧得最厉害的就是美国，他说华盛顿搞的共和就是所谓的三代之治。徐继畲对美国的共和制的的赞誉要比君主立宪的英国高很多，但是美国军力并不强大，这种称赞，并不是从富国强兵之言的。我认为中国不可能走君主立宪的制度，因为传统都是认为中国的皇帝都是靠武力的，而且中国的皇帝一旦没有权力，就不受尊重，甚至你的亲戚都不会尊重你，所以中国历来就没有尊君的传统。第二从儒家的理想来讲，又有一种什么所谓的共和，那是儒家社会的词汇，什么天下为公之类的。
我后面要讲到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很多人讲立宪也是从日本讲起的。在晚清时代的立宪派，除了慈禧之外，是想学日本立宪的，说天皇有授权的，召集一个议会作为顾问，这种立宪，除了几个满族清贵之外，没有几人赞成，当时都是支持英国立宪的，与共和派的距离很近。我们当时说革命派是进步的，立宪派是很保守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立宪派也是非常进步的，说他们保守，只是他们不主张暴力而已，他们还是想将皇帝变成英国的女皇一样什么事都不干的，绝对不想把清朝的皇帝变成日本的天皇。这个现象，其实也很有意思，也是与中国天下为公的思想有关系。
郭嵩焘明确讲过，如果中国的制度不改变，你富国强兵也没有用，其实老实说，我们学习西方不是为了富国强兵，就是为了百姓。他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他说其实西方之所以可取，并不是因为富国强兵，是在于老百姓的生活很不错。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这种争论，就是所谓的官是不是要与民争利的争论。儒家有一种传统，说官不与民争利。法家有一种国强而民弱，民强则国弱，这些理论就让这些人认为学习西方，并不是学富国强兵，就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说得最夸张的就是谭嗣同，他说幸亏中国并不强，如海军像英国一样，陆军不如德俄，不然就坏了，如果中国人真的那么厉害，就会把全世界的人都灭绝了，因为清代就把准噶尔的人灭绝了。他说“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西方侵略中国，那是上帝在行仁爱，因为中国的皇帝太野蛮，要把中国的军力给压得弱弱的，这个话觉得有汉奸的言论，你说谁卖国，都没有人说谭嗣同卖国，他都愿意死在中国的土地，在戊戌变法之后，康梁都走了，没有人说谭嗣同是汉奸，但他说过，如果中国人这样，还不如军队不强大。他之所以这么讲，其实很简单，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帝和中国人民是两回事，皇帝强大，对中国人民一点好处都没有，实际上这句话是他的本意，他说因为中国的皇帝对中国人太坏，所以道义就被西方人抢去了，说西方侵略中国是为了解放中国的人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搞不好，我们就很危险，他出的结论，因此我们强调西方人权不适应我们，我们宣布民主是适合他们，我们不能搞的，谭嗣同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说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赶快搞这个东西，华人不治为之，其祸可甚言哉，说中国要赶快搞自由民主这一套的东西，否则，你在对外关系中，你就是蛮夷，你就失礼，不如人家文明了，就这么一种状态。
这种现象，就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概从徐继畲开始，中国人就有一个对西方列强有关的词，就出现褒义的立法。中国以前的翻译对周边蛮夷的翻译都有一些带有贬义的，比如维吾尔不翻译成维吾尔，而是畏吾儿，害怕我的儿子，都是很挖苦的。但是徐继畲的翻译，严格来说，也不是他自己的翻译，有一些翻译比他更早，从明末以来，就开始有一些翻译，比如徐关起和一些传教士。中国人逐渐习惯于雅义，就出现了什么“英吉利”、“佛朗西”、“义大利”、“美国”、“德国”这些听起来都是好词，尤其是义大利，你看看，这个词不用这个义了。华盛顿这个词，当初中国引进来是兀兴腾，就是莫名其妙的小丑，后来就改为华盛顿，就很雅了。他和以前的翻译就相差很远，什么匈奴、鲜卑，不是奴就是卑。而且到了70年代，清朝就下了一个文件，说中国的翻译要统一，就是用雅译，我们现在当然要说当时很多保守的人，对这种现象也是很不满的，我刚才讲的几个人，有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比较边缘的人，当时主流是骂他们的，还是说我们天朝大国如何伟大的。说西方还是小丑蛮夷，我说当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这样认识的人不多，我们看到数字之后要看背后的逻辑，我看的并不是这些人多少，是这些人对西方的感想都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而反对他们的人不是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反对他们基本上两种，一种就是从官吏的角度，从秦之后，从科举之后，就有儒的立法的传统。当官的人基于他们的既得利益，对民主是不支持的。还有一些人完全不懂，他们不懂，就觉得觉得凡是夷敌都是可恶的，但是一般的人用儒家的东西来主张学西方，而且感到这是一种道德理想，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样一种思潮，我称之为引西救儒的思潮，这种思潮，当然可以说在儒学中有他的根源，但是对这种思潮进行批评，有一种理由很充分，就是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确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比如郭嵩焘到了英国，他主要是跟英国的士大夫，就是英国的上层打交道，如果他去看看伦敦的贫民窟，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其他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但是我就觉得问题并不在这里，实际上不光是中国人，也不管你实际上是不是了解西方。在不同文明相冲突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从本文明立场来研究外国的，不仅中国是这样，外国人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19世纪以前两百年，就是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在西方是得到很多好评的，可能大家也知道启蒙时代早期的思想家，伏尔泰这些人都把中国捧得很高，说中国是理性的王国，说西方是很愚昧的。但是我觉得，正如两百年前伏尔泰盛夸中国之理性，是因为他痛感欧洲中世纪的愚昧。但中国是不是这么理性，你可以说伏尔泰并不太了解中国，但你不能说伏尔泰不了解他们自己，他这种对中国的表扬是对自己的弊病的批判。你可以说伏尔泰不了解中国，但不能说伏尔泰不了解法国，中国未必真的就那么理想，但是中世纪的西欧的确是缺乏理性。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清末的西方未必就像我刚才讲的人说的那么好，说他们是理想中的三代盛世，但是中国社会，那个时候，的确充满了不仁不义，不仅现在是这样，很久以来就是这样，秦之后就是这样。
其实这几个人从他们的经历来讲，好几人原来都当过盐官，徐继畲原来当过御史，就相当于现在计委工作组到各个地方办案。说当时很腐败的，说现在的人就没有清官了，说已不知道人间有清官白吏，你不管他们对西方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但是这种评价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不满，而对中国现实不满，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且完全有根据的。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他们的学术体系，这种现象到了戊戌之后就出现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和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现象相反。
到了戊戌之后就出现一个现象，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特征都倒过来了，第一就是很多人开始对西方的评价，他们仍然非常向往西方，认为应该学习西方，这里我把保守派排除不计的，只是就主张学西方的人做对比。戊戌之前主张学西方的人看到的都是西方的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自由民主那些东西。但是戊戌之后，这些人越来越强调西方的强大，越来越强调西方国力强大，能打仗，国富兵强，越来越强调这一点。他们把西方与中国历史做比较时，就出现了一个变化，以前的人往往说西方就是中国的三代，现在这些人说西方就是中国的秦汉，说西方就像当年中国的秦汉一样强大，这个话以前很少中国人说的。戊戌以前，这些学西方的人，他们一讲中国不行，就说清代如何如何不行，说三代多好。他们也批判中国本土的东西，但是他们批判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是说三代如何如何不行，儒家如何如何糟糕，说秦汉在他们看来反而有了更多行的东西，但这时候批判秦汉的言论还是有，但出现同情秦汉的言论，说西方就像秦汉一样，说我们学西方就像学秦汉一样变成兵力很强大的，很能打仗的一个国家。
第三，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本质性之争，很多人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倒不是以前没有这种争论，而是以前那种争论跟以后的争论不一样，以前这些人主张学西体和西本是从儒家的立场来讲这个话的，以后反对学西本、西体的是从儒家的思想来讲这个话的，比如张之洞，他就说儒家的道德是我们的本，我们要维持这种本，我们不能学西方。郭嵩焘、徐继畲这些人，他们恰恰也是从儒家的立场，他说我们儒家的道德的确是不错，但是我们这个道德被自己人破坏得很厉害，我们如果从不从西方学仁义道德，我们这一套东西就站不住脚，这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倒不是说保守派是以后才有的，但是保守的理由有了很大的改变。第四，在他们用中国的资源和西方接轨时，这些人就越来越倾向于用那种法家的资源去和西方接轨，而对儒家采取了越来越尖锐的批判态度，到至于到了“五四”之后就出现了西儒对立的局面。反过来，就使儒成为反西方的代名词，而且我们也知道，到了后来，袁世凯、蒋介石都把儒家当成对付西方和对付自由民主的一块牌。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们现在看蒋介石写的《中国殖民运》，我觉得只要把这本书改掉几个词可以用来评“五个一”奖，他说中国文化好，说西方文化不好，他是讲西方的民主不好，自由民主不好，市场经济也不好，他主张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然他所讲的党跟我们讲的党名称不同，名称一换，就可以评“五个一”工程奖。他用儒家那一套，说中国的仁义道德胜于那个东西，他用儒家这套东西去反对西学这一套东西，我们从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有一个批儒的运动。我们那时用抨击儒家的方式来抵制这种东西，你说当时一个是极端反儒家，一个是很捧儒家，但是如果我们从差异原则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就看到这两者背景有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蒋介石是用儒家来抵制西学，但是他用的是反西之儒。到了70年代，1970年代，我们这边是用反儒家的方式来反西学，但我们反的是反法之儒。毛主席讲的儒家就是反法之儒，虽然一边捧儒，一边反儒，但实际上是差不多。我在别的文章中举过几个例子，现在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影响，就在中国人主张学西方，受到挫折时，日本也出现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但是日本和中国虽然都号称是汉治文化，也接受了儒家的经典，但日本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是所谓的封建制，这个封建制不是49年讲的地主和农民那种定义的封建制，是儒家定义的君宪那种封建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民主的社会，天皇没有很大的权力，都是大民，最大的大民就是将军，就是幕府，日本人做比较，说当时的日本就像中国的三代，大民就是相当于诸侯，将军就相当于霸主，天皇就相当于周天子，周天子是没有权力的，这个霸主很厉害，但是霸主也不能大统，霸主只是最强大的民主，下面还有很多很多大民。这个时代，日本的儒学曾经有一度是相当有影响的，现在关于日本儒学和中国的儒学区别有很多的议论，比如陈来先生说中国的儒学很好，日本的儒学不行，说中国的儒学是以人为核心的，日本的儒学是以忠为核心的，所以日本很野蛮，很残忍，就是因为他不讲人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日本的儒学，你要说它和中国的秦汉唐的儒学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可能是真的，但因为日本就是一个封建的制度，不是一个君宪的状态，他与宋明的儒学有区别，我觉得他与早期的儒学有更多相近的地方，他讲的忠，并不是忠于天皇，是忠于小领主。大家都知道，法家是主张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的，他当时是反对个东西的。因此，日本人学西方就有一个完全与中国不同的角度，当时日本人就把这个社会定义为类似与周秦焉变的状态，是主张于封建状态，要完成周到秦的演变。从这个角度去学西方，很自然地，就出现了把西方当作实现周秦之变的工具，这样子的角度。而且这个现象，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甚至早在日本人接触西方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势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学者指出的，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要脱亚入欧，但在之前有一个脱儒入法的过程，日本人在没有接触西方之前就产生了对儒家厌恶，就产生了反儒归法的潮流，说要通过法家的那一套，树立天皇的权威，整合消亡藩主的政治，实现大一统，这些东西在战前就发展得相当厉害。
在明治维新之后，脱儒入法的潮流，自然跟脱亚入欧的潮流挂在一起，这就造成了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理解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后来，我觉得这个差别直接对我们一开始讲的问题，就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军国主义主义这条道路上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讨论明治维新的教训，而不是讨论明治维新经验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讨论明治维新如何成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而是讨论明治维新如何不成功的现代政治，最终走向很专制、很残暴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要研究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到了晚清以后的代表，就是日本法西斯时代，就是日本在二战中那种极端军国主义的史学家的代表，叫佐藤清胜，他是当时一个军部的史学家，也就是日本史学家中当时最法西斯的一个人。这个人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我们知道明治的时候，日本人对西方很崇拜了，但到了日本和西方矛盾越来越厉害，尤其是鸦片战争时代，大家知道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西方的，因为他们与西方是打仗的，是宣扬日本皇道史观。第一，他们对西方是很仇视的。第二，他们对中国很鄙视的，日本人侵略中国人时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第三，他们对儒家也不感冒。但佐藤清胜对法家很佩服，他写过《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他就说儒家对日本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他说儒家只是在隋唐时代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还不是主要的，按照他的说法还是神道，跟神道结合起来有一定的影响。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按照他的说法，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就出现了武德两治，就是抛弃儒家那一套，接受法家那一套，就是武德两治，进一步发展，就是明治时代。
我觉得中国还有什么值得他尊敬的文化，就是法家那一套，佐藤清胜很极端，对日本很不满，就像我们的鲁迅先生一样，非常恨铁不成钢，说日本人被儒家搞坏，很堕落，国民性也不行，他写的书经常是骂骂咧咧，政府也骂，老百姓也骂，说你们太传统了，所谓的太传统就是太儒家了，说你们在日本已经没有前途了，说日本人岛国意识导致日本人堕落，说日本人应该用大陆精神来更正岛国意识，说日本人应该迁都，从朝鲜再迁到岛国。他说日本搞什么建设没有必要，在东京搞电车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只会让日本人留恋岛国，最好是什么都不搞，就一心思去侵略中国，使日本变成韩非的那种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确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如果我们往前推，我这里就要提到，他就有一个法家化的学习。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所谓明治之前的徒来学，明治之前，当时有很多日本的学家，这些人强调功利主义，反对儒家的道德哲学，很多人说这些人是日本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有人说他们是日本的马基压威利，是颠覆日本的道德哲学，建立强权哲学。
这一套说法是受到中国法家的影响，很多日本学家是受到荀子、韩非的影响，所以在80年代，日本就出现一个争议，说这些人到底是进步的人，还是反动的人，像有一些人，就说这些人代表近代性的，有人说代表法家的，因此不是代表近代的。我觉得值得重视的是后来一些人，东京大学的黑住真先生以及他在中国的弟子，就是东北师大的韩东育先生，写过一本书《日本侵法家研究》，他认为法家思想适应了当时日本从多方割据走到现代化的，周秦之变的需要，所以法家思想在当时日本是近代化的思想，跟学西方是一致的，甚至与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大家知道，在反对领主的时候，皇帝的专制和个人摆脱的解放可以形成一种共鸣，皇帝要把这些人从领主的控制下赶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这些人跟领主要自由，然后这些人从领主自由出来之后，然后就归我来管了，就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法家化过程的结合，这个结合在明治时期表现地很突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强调个性解放，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儒家的批评，就觉得儒家不够专制，就讲过中国人之所以干不成事，就是因为儒权主义，他说中国传统有一个问题，就是儒权阻碍了中国的皇权，说如果的儒生都是夸夸其谈，说自己很了不起，说有什么修身齐天下的抱负，总是说三道四，觉得自己比皇帝高明。他说日本的武士很好，日本的武士目不识丁，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要天皇一声令下，就脱亚入欧了。他很有意思，我们通常认为一个日本引进代表人物，他对个性解放的思想是说得不少，但这是针对民主，是针对诸藩和大民，是为天皇至高无上提供依据的，因此这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自由主义在日本传播，最终没有使日本走向民主道路，使日本走出了领主主义的道路，但是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既学习了西方的左派，又学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我们既学了社会主义，又学了自由主义，可是我们的学习都是借助于两个邻居，我们学社会主义是借助俄国，学自由主义是借助日本，这有一个很大作用。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社会主义，而这个送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福利国家，是类似于1948年之类的东西，是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依此类推，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主义表皮下送来了军国主义，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表皮下送来了极权主义。法家是两者的共同桥梁，而这两次学习的过程，最终都造成了儒家的传统伦理和自由民主成为共同的牺牲品，最后的结果就是传统道德没有了，自由民主没有了。这个过程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当时介绍日本的中国学家，尤其大家知道我们公认向中国介绍日本情况影响最大的就是黄宗宪，他很大程度就把日本出现的变化当作是在西方帮助下的周秦之变，引起西方资源的周秦之变。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感到被打败了，鸦片战争，中国人没有感到被打败，中国人反思从来没有说自己打不过英国人，很多人都说是汉奸的缘故，说本来可以打赢的，是因为老百姓中有汉奸，引了英国人从背后抄了我们的后路，还有一些朝廷的汉奸，使林则徐的政策没有被实现。他们觉得不是败在英国人手里，是败在汉奸手里。真正感觉被打败就是甲午战争，他们觉得西学也是个性解放的，但没有说自认皇帝，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太厉害，使得中国人是知有家，不知有国，孝子太多，孝国太少。那时发表了很多这种话，毛主席也讲过，说共产党的支部会议都开成家族会议，要从严制裁，很多人捉中国的传统大家庭很厉害，比如家春秋的作品出来很多，包办婚姻非常可怕，我们现在都要自由，自由了就投奔组织，让组织来包办我们的婚姻。这种说法就很多，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出现了对秦朝的牵动，鲁迅先生受章太炎的影响也很大。鲁迅先生都是反儒家，他对秦始皇很客气的，很有好评的，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时期搞焚书，于是全世界的舆论都骂他，中国人就说秦始皇搞的焚书坑儒跟希特勒是一样的，鲁迅先生就出来帮秦始皇说话了，说希特勒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书都烧了，而秦始皇是烧不好的书，说秦始皇烧书是进步的举措，而希特勒烧书是很堕落，就看到很明显的变化。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