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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主义、“新儒家”与“施琅之争”：兼谈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建设问题
文/沈阳
本文首发于网刊《民主中国》
作为一个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古代中国长期奉行“天下主义”战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一直没有能够成长起来。直到殖民主义入侵，面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挑战与竞争，中国社会才形成了颇具“东方民族主义”特色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意识。长期思想控制和改造之后，人们围绕着诸如岳飞、吴三桂、施琅、满清入关、“驱逐靼虏”等诸多历史人物事件产生了众说纷纭的意气争论。
作为主体民族，汉民族在中国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汉民族主义牵一发而动全局，如果任其泛滥，中国民族就不可能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也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稳固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应该技术性地促进主流文化的形成和稳固，在法政系主导下抑制诸神冲突的负面作用，培育适应开放社会的宪政民主认同。类似的结论同样适用于民主台湾。在本文中，笔者回顾中国人族群观念的变化，以2006年围绕着以陈明为代表的“新儒家”与汉民族主义之间的“施琅之争”为重点案例，对以汉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民族国家健康发展的理论可行性进行了阐释。
一、 古代中国族群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主流社会如此定义自身民族状况：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地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可是，这56个民族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居住的古老时代开始，不同的族群就在发展变动着。这56个民族来源于何处、各自的民族情绪为何等诸多问题，乃至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
根据田昌五的看法，从部落王国至夏王朝建立的过程，也是“华夏族”的形成过程。（1）传说诸部落中，最为重要的是黄河流域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后来为黄帝部落所战胜，两个部落融合，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后人据此自称“炎黄子孙”。以华夏族为中心，四周分布着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族群。华夏族与其它族群先后经历了长期的混战与融合，直到秦王嬴政吞并东方六国后，由于国势强大，中原人被称为“秦人”。后来，西汉开始了一次新的大一统，匈奴等边疆族群被打败，中原人则被称为“汉人”，此处“汉人”可能是后来“汉族”一词的来源。唐时，中央政权也是比较强大的，当时的中原人根据其国号称为 “唐人”。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了民族分化政策，根据土地的攻占先后，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人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和原来的西夏人）、汉人（原先金统治区域的人民）、南人（原先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其它各族人）。这里的“汉人”命名非常之奇特，显然与后人杜撰的“汉族”一词在地域理解上不一致，表明了至少在当时，汉族并未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族群。
明朝的整个朝代都存在严重的外患危机，西方殖民者开始进行军事渗透，这个时候最令后人难以忘怀的事件是戚继光平定江南的“倭乱”和郑成功从荷兰人那里收复台湾。从戚继光等人的大量奏折来看，当时统治者并未以“汉”为自己的民族称号。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原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几乎在同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屈辱事件为中原人所记忆。道理不难理解，一个族群的成员只有在面对外族趾高气昂、或者只有在面对外族忍气吞声的时候，才能强烈感受到自身群体的特质。长期以来，中原的知识分子以“昭君出塞”、 “扬州十日”等事件为自己的屈辱记忆，以“张骞出使西域”、 “郑和下西洋”为自己的无限自豪，口中念念不忘的是汉唐盛世。如果不是，试问，知识分子何曾以自己为“南宋人”为自豪？又何曾以五代时期的“梁” “唐” “晋” “汉” “周”为荣耀？
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何谓“华夏族”、何谓“炎黄子孙”、何谓“中原人”、何谓“汉族人”？我们究竟应该缘何自认为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更非美国人？这块今天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究竟何时最早形成了与今天“民族主义”定义相关的“民族”？或者说，常人意义上的“民族”与现代民族究竟有何区别？根据霍布斯鲍姆对“民族”的定义，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杀死了岳飞的赵构和秦氏夫妻何曾意识到自己是个“汉人”，上溯到赵构的先人赵匡胤，以至后来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帮助康熙消灭郑明政权的施琅，又何曾意识到自己是“汉人”？
什么是汉族？汉族的特征体现在我们的服饰、饮食还是生活起居当中？或者是我们的语言、思想和信仰当中？或者仅仅存在我们的身份证件之上？在知识分子身上，从孔子开始，历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明显的族群意识。直到明末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才开始意识到了自身的族群特性，即使如此，他们身上还是没有形成系统的民族意识，仅有的这点原始的族群意识也未能影响到普通民众。历史上，无论是匈奴南下，还是蒙古、满洲入主中原，都没有激起下层人民的激烈反抗，只有部分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悲壮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主流文化长期以来都体现为精英主义文化，为着艰难生计而辗转恣睢的底层中国民众甚至连自己是谁都没有时间搞清楚就进入了近代历史。“汉族”是清朝知识分子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目的在于否定清朝的专制统治，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乃是民间传说中的小刀会、天地会、红花会等组织“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为什么不是“反满复汉”？足见“汉族”观念并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
古代中国没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一直都是世俗政治的（至少也是神权屈服于世俗政权之下的），中国文化则以“天下主义”为重要特征，古代中国只有“蛮” “夷” “狄” “戎”和“华”之分而缺乏哪怕最起码的民族意识（3）。整个古代历史上，政权更替太频繁了，这些政权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国号、国都、服饰和礼制。人民好不容易意识到自己是“秦人”，汉朝来了，可是很快，据说自己又是“唐人”，接着又是宋人，又是明人。如果普通的老百姓有这种历史认知，他应该扪心自问：我是秦人，还是唐人、明人，或者我什么都不是？老儒家大一统的文化一元主义，孔子“不语怪、力、神”，强烈的世俗主义情绪阻止了宗教信仰的进一步传播。宗教信仰本来能够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一种文化认同。可是，我们的祖先世俗到了没有任何全民信仰和全民宗教的地步，只能把族群认同建立在“炎黄子孙”“孔孟之道”之上。清初“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样的事件之所以为屈辱并非在于杀害了多少同胞，而在于在中原知识分子眼中，满清贵族仍未改变其“蛮”“夷”的色彩。待清朝坐稳江山后，宣布尊重孔孟之道、奉炎黄为满人和中原人的共同祖先后，加之“文字狱”带来的巨大恐惧，中原人也就彻底认可了满洲政权的统治，并维持了一以贯之的“致命的自负”。
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不是边疆族群的入侵（4），而是西方殖民者。霍布斯鲍姆指出，西方影响和征服的这种最后产物，乃是“东方民族主义”（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西方民族主义，不会有东方民族主义。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殖民侵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固有观念，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了“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乃是自身民族的重要特征，意识到了信仰上帝与不信仰上帝乃是自身与西方人思想文化上的重要差异。
面对着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尤其是甲午之年，中国惨败在日本身上，惊醒了正在科举考试的书生们。长期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国文化边缘物出现的，可是这次“天朝上国”居然失败了。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并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6）。如果说“百日维新”鼓吹的宪政主义主张其宗旨在于救亡图存，带有儒家色彩的康有为、梁启超的行动能否说得上是构建“宪政爱国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想图景的一种努力呢？（7）
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主张“民主”、“科学”和“全盘西化”，促进了中国人的一元决定论和线形发展观的思维模式的形成。1917年俄国革命后苏俄集团宣布放弃中国被侵略领土，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从此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大规模左转的同时，针对日本入侵的街头运动逐步兴起，中国民族意识大大增强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救亡歌曲纷纷涌现。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抗日通电中频繁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中国人终于广泛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中国人。可以说，通过这件事情，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才算真正确立起来了，“中华民族”才算形成。
只是，此时中国的热血青年，不再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那个全面向西方学习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新青年。“五四”新青年群体之放弃自由主义，与他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幻灭、中国学习西方共和政治的失败有关，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了建立自身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可是这种认识已经缺乏了“三民主义”形成初期、更缺乏了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的那种开放多元之特质。对此，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公理本来就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代名词，它和强权并不对立。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弱国本来就无外交，况且它似乎并没有违背国际法规。只有对什么是公理的理解发了某种重大变化，巴黎和会的结果才会成为学生上街抗议以及对自由主义幻灭的原因”（9）。这种变故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一环。可见，由于缺乏自由主义等政治价值的有效引导，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本质却与自由民主的政治民族（如美利坚民族）相异。
于是，此时民粹主义化了、杀气腾腾的“中华民族”，再也不是梁启超心目中的那个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民族”了。
二、 中国民族的官方解读与近年来汉民族主义的发展
汉族从未显着存在过，中华民族诞生最多百年光景。这就牵涉到一个重大命题：如何评价张骞、岳飞、郑成功、吴三桂这些在中国族群关系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们。炎黄先人、孔孟圣人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变通。由于古代社会的诸多政治哲学，无论是法家、儒家还是道家，都是高度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有足够的双重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在“成王败寇”的庸俗主义政治哲学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正统国家，那些成功占领了中原地带的王朝国家都是合法的政权，尤其是当这些中央政权接受了中原政制和文化之后。在这个视野内，那些成功帮助中央政权开拓了疆域的历史人物都是国家英雄；反之都是国家败类。朱大可还指出，“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也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屈原、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纳入了国家英雄的光荣谱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则‘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统治者，而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9）
传统阐释惨不忍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乃是民族国家的时代。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诞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加剧了人类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在共产中国，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唯物史观，试图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方法论上却与历史上的庸俗主义哲学一脉相承：认为中原文化一尊独大，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进行民族融合，承载民族关系变化的乃是中央政权版图的扩大和缩小。这种方法论事实上仍然是“成王败寇”的国家主义哲学。在这种新的庸俗主义史学来看，民族有语言、心理、共同经济生活和地理环境等四个特征；汉族早在汉朝之前就诞生了，围绕着中原政权的不是一个个的族群，而是少数民族。在共产主义冷战思维看来，近代中国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军事入侵与和平演变，必须坚决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正如铁托政权充分意识到“爱护民族团结就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承继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并将其美化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一个共同的乌托邦愿望支配下，加之强大的从中央到基层的社会控制体系，民族关系还是能够保持起码的表面上的稳定的。
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不断变动着的，中原政权统治下的人们要不要对一个有着“统一趋势”的外来政权进行坚决的反抗？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南下长江是“统一” 中国，是否意味着明朝的臣民应该束手就擒？对此，庸俗主义史学做出回答：收复台湾的郑成功被认为是民族英雄，消灭郑明政权的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针对这个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一旦成功“统一”中国，汪精卫是否也成了千古功臣，至少后人应该和他签署一个谅解备忘录？如果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汉族”、“中华民族”这些民族认同还有多大现实意义？对于这个棘手的话题，身上兼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特征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不愿意过多涉及的。（10）
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在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早已完全崩溃，很少有人真正把马克思、列宁的正统学说当成一回事。御用知识分子不是将政权的合法性寄托于民族主义、就是寄托于传统文化，要么干脆就寄托于经济发展的绩效之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施琅大将军》这部蹩脚的电视连续剧和随后掀起的“施琅之争”揭开了涉及中国历史评价的“潘多拉的盒子”。这场闹剧的主演是堕落了的“新儒家”（以陈明为代表）和汉民族主义者（以汉网为代表）。之所以说“新儒家”是堕落了的、要给它加上引号，是因为它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中国社会的确有过新儒家，最早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是中国宪政事业伟大的先行者，此外在台湾有徐复观、牟宗三。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代士大夫精神的回光返照，看到了东林党人对专制政治的决绝反抗。大陆的“新儒家”则把这些伟大精神丢弃得一干二净。
面对《新快报》记者的采访，陈明坦陈，“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当然，我相信这个电视剧肯定能够挣钱，因为它本身既有很多的戏剧性因素，又有很多可以‘影射’的东西”（11）。且不说学者是否应该面对权力与金钱问题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陈明似乎更无意思考这些根本问题：今日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社会是不是还在认同中国文化；如果不是，儒家思想面对一个异质社会，是否干脆放弃“王道”推行“霸道”？陈明更忘记了他的汉唐老祖先是如何对待周边少数族群的，是战争还是仁政？基于与当局一致的绝对主义立场，陈明的立场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积极响应，对中国人的国族认同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破坏，揭示了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内在混乱和似是而非。
本来陈明的这种评价除了知识意义外毫无价值，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舍近求远、不要郑成功而要施琅的用心所在。通过《新快报》的这次采访，陈明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得一清二楚：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素来标榜文化保守主义的自己现在干脆举起了政治民族主义的大旗。可是，陈明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他掀起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一次大内讧。在这起大内讧中，专制主义这个恶棍在边上奸诈地笑着，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这些为现代社会所必需的政治价值被廉价销售。庸俗的国家主义哲学到底要制造什么，它回答不了这个正当性追问，只是曾经成功地利用民众对政治哲学的一窍不通和大规模的政治冷漠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正如它可以将国家的主权问题搁置下来，与其它主权者进行本国国土的“共同开发”。
“美丽岛事件”以来，孤岛台湾的独立化倾向的确明显在增加。可是，它的主流文化仍然是中国的。即使到了今天，独立建国仍非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这个时候，陈明叫嚣一场血洗文明社会的统一战争，说得不客气一些，实在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新儒家”在2004年曾经轰轰烈烈地策划过一场文化保守主义的 “复兴国学”运动，大谈要“读经诵经”，如今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主张被抛弃得一干二净，“新儒家”竟然以对中国文明的继承者——台湾——进行一场宣战的行为为自己做了一个注脚。
由于施琅的多面身份，陈明这种主张激起了近年来开始盛行的汉民族主义的强烈反感。汉民族主义者对陈明的部分置疑与笔者相似。其特殊处在于，他们鼓吹汉民族要强化自己的民族特征，当下中国应该改变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因为现状对于汉族来说是不公正的。在国内几个大型文化网站，如世纪中国、天涯小区，这种争论此起彼伏。《新快报》、《南都周刊》等传统媒体也开始介入这场争论（12）。借着这场争论，汉民族主义屈辱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这些声音里充斥着笔者在“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一文中所描绘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之声，如批评那些反对汉民族主义极端情绪的同胞为“汉奸”、 “满遗”。
汉民族主义由来已久。其积极鼓吹者当属注册在北京的“汉网”。该网首页上的文字宣告了其特征：汉民族门户网站，汉本位精神家园，汉文化复兴平台，汉服运动发祥地。“汉网”内含汉服专版，在汉网的站长们看来，汉服是汉民族的标准服饰。2006年5月6日笔者登陆该网站的主页，印入眼帘的是如下文字：
[恢复汉服]汉服的寿衣之痛：不思民族之痛，反...[汉服消亡史]痛哉！汉服！—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活动报导]“汉服”先锋-《中国新闻周刊》 243期评论，[恢复汉服][推荐]汉服重现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活动报导][图片]正祭夏完淳，[汉族英豪]真正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十大豪言壮语，[兴汉强国]精忠报国Flash，[史海钩沉]再论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史海钩沉]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兴汉强国]皇汉觉醒， [时事新闻]【警惕“满独”势力再度兴起给中华...，[活动报导]《我们为什么加入汉服运动》。
在另一组报导里，则是如下文字：[背景]少年英雄夏完淳，[图片]正祭夏完淳，[图文]松江祭祀夏完淳活动报...，[图文]松江祭祀夏完淳活动报...，[图文]松江祭祀夏完淳活动报...，[图文]松江祭祀夏完淳活动报...，我们到南京啦！（共17张照...，上海《申江服务导报》对汉服...，《民族论坛》2005年第11期汉...，[图文]深圳<晶报>报导...，南京汉服活动报导之一：我们...，德阳日报关于农历 9.28祭孔活...，郑州《东方今报》报导的汉服...，联合早报报导-着汉服祭民族...，成都《新潮生活周刊》-《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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