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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冯白城、朱家侬两人知余下午返南泉，特来闲谈均谓：组织上能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为同志们作出历时结论这也是根据党的政策，今后工作问题只要历史作了结论则好办矣。
下午返院后，身体大感劳乏，略事休息即夜膳，膳后约杨永安爱人黄维君与谈杨永安近况，劝其不必坚持离婚，黄思想似有所转变，其意只要杨能痛改前非重新和好并不太难。黄对杨的优点并未全盘否定，足见彼等婚事有挽回之可能。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昨夜眠甚好，唯胃疼加剧，上午执笔为张医生草拟改最高人民法院信，因畏冷身倦而罢，由于我这样的身体，心中未免悲哀，自怨历史包袱虽已放下，身体不争气事业难有所作为矣。
返院后饮食又锐减，在城市每顿尚能够吃面一大碗，而在医院不能吃完一个馒头，其因久住厌烦，要求住院。虽然有人劝余再住十天，余返家休养之心已决，无论好坏要早日出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 （星期二）
晨起靖澳赴公司加班，我乃一人往子嘉处作闲聊，至大阳沟吃川北油茶颇感味美适口，且价廉物美。
子嘉因其所在单位市煤建公司领导掌握有问题，前此该公司肃反学习将子嘉列为重点中的重点曾被斗争至深夜，因此子嘉思想颇不通，经余多方劝解始稍释然。
在子嘉处吃一小碗面，胃疼痛难耐，返家卧床休息，夜和靖澳带孩子们上街闲游，曾至子嘉处彼夫妇则往观越剧。于是带小孩到各闹市闲游而罢。
从以上日记可以看出，肃反虽然最后给他作的结论，没有重大出入，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却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父亲自以为是忠心耿耿地为国家工作，很有成就感，因此常常苦心思考，提出许多建议，也对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但是作为中共领导干部，他们在思维习惯上却总是把你看做国民党的人员，可以留用，但不可信用，更不能让你说三道四。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祸，预告着从巅峰到底谷的规律。父亲这样的耿直坦诚之士，岂能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局所容。1957年春夏之交，中国知识阶层受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大灾难。数百万知识份子遭受着残酷的打击。
国民党留下的党政军警人员，经过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一大批，剩下的就等待反右运动清理出局了。在这严峻的政治局势下，父亲心情极度郁闷，他敏锐的查觉到鸣放仍是一场阳光下的设局。如若投身进去，将是万劫不复，然而他那传统的知识份子气质，却使他在矛盾的交织中不能解脱。这种苦闷，这种无奈，只得私下里给自己的朋友们，倾诉当前政治的一些看法和主张。没想到这些话语，却被公司领导罗列他向共产党进攻的八大罪状，并被划为右派，其“八大罪状”为：
1、党的“三害不是一、二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而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制度的问题。
２、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之分，没有阶级之分，阶级学说是挑拨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工具，经过几个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都不愿以诚相待，变成了互不信任，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3、人民政府管的事太多，从生管到死，人民内部矛盾自然多起来。
４、崇拜虚无主义，说孔子才是中国的完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应以力服人，应以理服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历次政治运动是霸道、不是王道，他希望对知识分子采取宽柔政策。
5、胡风反革命案件是文字狱。
６、在党群关系上，他建议要吸取齐恒公不听管仲的话，听易牙、竖刁的谗言，以致遭到身败国亡的教训。
７、他为蒋介石惋惜，说蒋介石要是走民主的道路，现在也不会如此的惨败。
８、他认为“鸣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共产党现在很被动，要批判右派，会影响放。如任其泛滥，又不可收拾。章伯钧，罗隆基文章是起了带头作用。他很欣赏章乃器说章伯钧是投降将军的话，史良揭发章伯钧的私房话，认为不应该。认为潘光旦的‘不跳论’有很深的道理。
这八条意见无疑的是飞娥扑火，赴汤蹈火！这样，父亲以他高傲的灵魂弹奏了他生命的绝唱！
于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批判指向我父亲。重庆市食品公司的食堂中一幅幅的大字报，像招魂幡卷向父亲，都是批判“右派分子”徐季正的重磅炸弹。重庆解放军剧院中千人的批斗会上，父亲慷慨陈词，被粗暴地夺去话筒，强行剥夺了申辩的权利……
一顶千钧之重的右派帽子，扣到父亲头上，从此他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而停职，降薪、开除，自是必然的结果。
爸爸遇难之后，陷在深深的孤独，无奈、焦燥之中，一个人默默无语地在屋中踱步，一根接一根地抽廉价的香烟，熏得我和兄妹们流着泪水，然灾难的降临，却使我们兄妹一下懂事起来，再也不找爸爸嘻闹了，却默默关注着爸爸的言行。以孩儿之心，抚慰着爸爸那颗淌血的心灵。
哥哥、弟弟沿街捡来烟蒂，卷成纸烟给爸爸发泄心中苦闷。每待爸爸回家的时候，我总是领着弟弟妹妹到路口去迎接憔悴、疲惫不堪的爸爸。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长江边上的珊瑚坝河边，我和全班同学正在除四害灭蚊虫。突然间，看见了多日不见的父亲，只见他单薄的身子抬着一条巨石，晃晃荡荡，一步一挪，他看见了我，我望着他，近在咫尺，父女俩却不敢相认！他怕影晌我，我却恐惧的怕同学知道我父亲是右派。父亲噙满泪水的眼里透出的一丝愧疚，他的眼光是那般深沉，那种无奈，直透入我的心底……没想到这次令人心酸的见面，竟成为了父女俩的永诀！那一年，我才十一岁，但爸爸在那瞬间留下的痛苦的眼神却永远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
日后我老想，我那时为什么不敢大胆的喊一声，最亲爱的爸爸呢，这是我一生中好悔好悔的事啊！我一个才十一岁小女孩究竟惧怕什么？是谁在阻隔我们父女相认！以至于在我日后的梦里，总是常常梦见父亲的脸刻着金印，抬着一口漆黑锃亮的大棺材，在昏冥中象是在地狱中行走，我哭着喊叫着，拉住爸爸的手不要他抬棺材！我向天呼叫着，呐喊中我嘶哑的失去了童声……
父亲被押送走了，去修内昆铁路。我那时仅是一位小女孩，我们兄妹天天盼望父亲归耒！心里老喊着爸爸，焦急地期盼着他的来信……
父亲终于来信了，来自自贡，来自宜宾，最后来自自喜德。
从地图上看，重庆、喜德和成都大体上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点。重庆距离喜德直线距离大约500公里，但是因为千山万水的阻隔，即使是现在，也要绕道成都而去，长达1300公里。那真是山高路远，我们只好遥望西天西山，望断西飘的流云，望断西飞的大雁，看到爸爸在那渺茫不可及的喜德。
爸爸的每一封来信，每一个地方，我都在地图册上查找它的地理位置，用比例尺测量到重庆的距离。喜德县竟成了我父亲的丧身之地、葬身之所，因而于我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知道了喜德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腹地。成昆线恰是诸葛亮南征孟获的路线。那儿瘴气弥漫，瘟疫流行，毒蛇猛兽盘据，历史上乃是蛮荒之地，化外之邦。天啊，父亲您怎么在这么个地方，就永不回来了呢？
修铁路之艰辛，我是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知道的。父亲一介文弱书生，且患着严重的胃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该怎样的生存啊！
爸爸，您可曾收到妈妈给您亲手缝制的布鞋里，夹塞了我们兄妹省下的每月配给的几块糖果？
然而父亲给我们的封封信里却告之一切均好，要全家不要为他耽心，并告诫我兄妹要努力读书，成为祖国有用之材。什么“一切均好”啊！此是父亲的善意谎言。据后来与他劳改的难友们讲，他那时身体犹如一支风中的残烛了。不幸的预感终于降临到我家。
父亲在1960年7月29日因公砍柴摔死在山崖。天啊！这飞来的横祸，使母亲和我们兄妹六人一下子就成了无助的孤儿寡母。
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的6月份，还给我们寄回30元学费，并在信中谆谆告之，小琼要读书了，一定要让孩子念书！希望不要因我的事连累孩子。啊！我可怜受冤枉的爸爸，在那连钣都吃不饱的灾荒年，人们为了生存，活命。不得已东借西拉。恨不得把别人吃的占为己有的年代，您却在仅有18元的生活费里，在饥饿中负行，在精神枷锁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改造，却积攒着儿女的学费。爸爸，太难为你了，您身处逆境，却为了我们儿女，拼尽了心血，你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可敬的爸爸，人间难有您这样伟大、至爱。这几十年来，我总忘不了这带血泪的30元，这是爸爸最后留给我们子女的遗产，他的厚爱，他的精神。
两个月后，妈妈公司保卫科把她叫去，一位干事绷着脸，从嘴里挤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徐季正摔死了，是因公死亡，你要和他划清界线……”
“划得清吗？”母亲顿时号啕痛哭着说：“一块石头这么多年了都会焐热，何况我们是十多年的夫妻呀。”母亲关闭了房门，穿上了孝服，系上了白绳，给我六个兄妹带上了青纱。关闭着房门，抱着我们兄妹一团悄声地恸哭。在那个年月，一个右派家属和子女，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吊唁右派丈夫右派父亲的。
俗话说，女人三十一支花。父亲去世的1960年7月29日母亲才3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本来文静端庄俊秀的母亲，突然变得苍老，两眼木讷。我六兄妹从此以后没有了父亲。小妹尚没满3岁。自那天起，妈妈越发的沉默了。眼光老是盯着一个地方走神，我们一放学，再也不去玩了，回到家里埋头做功课，帮妈妈做家务。整个屋里没有了生气，空气仿佛凝固了，窒息得使人没有笑声，也设有哭声。
爸爸打成右派以后就劳改去了，两年来家中发生了巨变。妈妈虽然成了右派老婆，我们成了右派崽子，但是毕竟爸爸还活着，我们的心中还有一缕希望的微光，鼓励着我们苦苦挣扎，期望有朝一日，迎接劳改归来的爸爸，亲我们，骂我们，打我们……，可是如今希望之光彻底熄灭了，永远熄灭了，沉到深不可测的漆黑的海底。
一个34岁的政治寡妇，拖拉着6个右派崽子，走进了不知明天是晴是雨的茫茫苦海！喜德，小凉山中的喜德县，距离重庆，距离我们的心中是那么那么的近，近在咫尺，可是却又那么那么的遥远，远在望不可及的天边！
母亲始终没有去过喜德。去看望爸爸吗？一个政治劳改犯只应该受到老婆儿女的唾弃，反之，去看劳改的丈夫，说明你立场反动。那么，去收尸呢？哪有尸体等着你去收！一个劳改犯的死亡和一只狗的死亡没有什么不同。家属你是无权说话的，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追究责任的，何况那时妈妈还需要照顾我们6个年幼的兄妹，哪有路费前去喜德！
感情中的变化只是源于外界和自我认识的改变。但远没有比经济上的变故来得那么直接。全家八口人生活的担子――还有一位没有工作，丈夫去台湾，身患重病的舅妈――一下撂在母亲的肩上。
出身名门，在上流社会过惯了优闲日子的母亲，跌落到生活的谷底。这沧海桑田的变故使她不得不直面油盐柴米，要学会一分钱分成两半三半花，要感受人世炎凉冷暧才懂得钱为何物，感受人世的悲凉。抗战八年，千万军民逃难逃进四川，四川没有发生粮荒。1958—1960年，是中国气象记录上极为少有的风调雨顺的年头，却发生大饥荒，四川省更是饥荒的重灾区，全省饿死了１２５０万人，城市里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品少之又少，种粮食的农村更是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到处都有人吃活人、人吃死人的事件。人们遭受着生理上的折磨，心理上的摧残。歧视、偏见、仇恨的政治瘟疫，使神州万户萧条，民不聊生。在风雨中飘摇的我家更是难！难！难！
妈妈被扣上“反属，台属”帽子，还加上何应钦之干女的称号。何应钦做过国民政府的军需署长、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干女儿”这不是帽子的帽子该是有着怎样的分量。在如此的背景下，连年的政治运动，母亲总是免不了的“运动员”。无休止的批判，陪斗，妈妈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在一次陪斗中，当妈看到一个造反派的头头用匕首把会计科的“历反”（历史反革命）吴叔叔的耳朵割下扔到台下人群中时，她一声惨叫，在台上昏厥了过去。她蹦紧的神经断裂了，从此患上间歇性的神经病。哀莫大于心死，母亲曾几次到朝天门想投进长江，一死了之，但踯躅在朝天门码头旁，痴痴地看着东去的流水，想到六个未成年的子女，她实在不忍心，去了又回来，终于未下这决心。母亲的心事连我五岁的小妹都看出来了，她对我说：“姐姐，我好怕妈妈死呀。”听到妹妹摧人心肺的话，我抱着她痛哭一场。妈妈日子如此，我们兄妹也被人白眼，邻居的小孩也骂我们小右派，向我们吐口水。虽然我在班上学习成绩优良，但偏偏没哪个中学录取我，学校还将13岁的我发配农村改造。
苦难是成熟的催化剂。家门的不幸，家道之艰难，过早地将我兄妹推向了社会，哥哥才步入中学就辍学，十三岁自谋生路。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努力地劳动。为了五分钱，妈妈和我双手浸在冰凉的水中清洗化学麻袋，忍受化学液的腐蚀。舅妈和我为挣1元钱每夜去剥已发臭的烂洋葱，那呛人的气味熏得我俩双泪长流。一月八毛钱，每日四挑水，这是我和弟弟揽下的活计，我和弟弟一高一矮抬着水，每日楼上楼下风雨不息。弟弟妹妹为了找学费，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把从街道领回生锈弯曲的废铁钉锤直后，每公斤可得5毛钱。铁钉只有半寸长，细小生锈而弯弯的铁钉，将它锤直后，总是弄得小手指鲜血淋沥……这些折磨人的苦事我们兄妹没喊一声苦，没叫一声累，我们知道妈妈更苦，更累。为了妈妈，也为了死去的清白的爸爸，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的乖孩子。日子尽管如此地艰难，在我心中丝毫未动摇过对爸爸的信念。我执着地认为爸爸是位被冤屈而死的好人，是个对国家有贡献。他曾为国家创汇24万两黄金，他是大功臣。在家他是一个极善良有责任心的大丈夫。这一切并不是他给我们全家带来的苦难，而是时代给他制造的悲剧，我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父亲的冤情会昭白于世。
文革中抄家的风潮席卷山城，妈妈已如惊弓之鸟。将家中犯有忌讳的东西悉数烧去，烧掉的不光有父亲的一些遗物，还有着我外公，原国民政府军政部参谋本部一厅厅长王纶将军的遗物，墨宝及有价值的《哀思录》――《哀思录》是悼念外公时，许多名人、政要，真迹悼词的记录。当我赶到时，急忙将未烧掉的父亲日记，自传，照片抢出，带回长寿湖得以保存。
在僻远渔乡中的小岛上，倦鸟归林，沉寂的夜里，在昏暗的马灯下翻阅着父亲的自传，日记，品味着在那山雨欲来时，他那种忧于国事，郁闷而无奈的心境。
当历史的坚冰消融，当我拂去历史的尘埃捧着那篇本不应有，且迟来的平反昭雪书时，我不禁涕泪交流看见了给爸爸罗列的“八大罪状，”这哪里是罪状，这是铮铮良言，掷地的金声。
“八大罪状”的核心是对阶级斗争，对人性的摧残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历史的沉淀显示了父亲对真理信念的坚定执着。
啊父亲，你是那拆翅的雄鹰坠落在山底，你是那霜压的秋菊给百花留下最后的幽香，你是追求光明的凤凰在烈火中涅磐。
啊，生我养我，给我身体与灵魂的父亲，您在哪里！
妈妈说你是个善良的人，应到了天国。你的朋友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在天国中再没有苦难。
每年清明时，我却感到茫然，何处燃香，烧纸呢？啊，父亲你在那里？在梦中见到您总是抬着棺材蹒跚的身影。于是我曾迷信于算命卜卦，人们告诉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儿想爹来，爹也想我，不能使父亲成为孤魂野鬼。
在小时候，爸爸给我们讲过杨家将的故事。为取回杨老令公的忠骸，杨家一门忠烈前仆后继，深入虎穴，孟良，焦瓒双双殒命。
我们要找回父亲，找回他失落冤屈的灵魂，尽管人海茫茫，红尘滚滚，我们子女一定要找到你。啊，亲爱的父亲，你在哪里？耳畔唯有秋蜚啾鸣，涛声阵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十年的文革灾难过去了，寻觅亲人的心愿得已实现。在国务院的督促下，1984年我们全家和在台湾、海外的舅舅重新修复了远在南京、被红卫兵炸毁的外公坟墓。
1981年寻找到老家亲人认祖归宗后，于1993年5月回常德老家，全族近百人为父亲和几位罹难的伯伯们修了一个衣冠冢，使父亲魂归故里。中国的传统美德是游子远行，立功立业，最后回故里光宗耀祖。我们老家许多先人，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解放后却长期受到诬蔑诬陷。这本来是引以为荣的骄傲，却变成了耻辱和罪过。是非如此颠倒，大家心里怎么能服气？因此，修建先人的衣冠冢，只是稍稍抚慰了人们心灵的伤痕。
于是我们又开始寻找埋葬父亲的坟墓。父亲生前单位的人事已经屡经变迁，我们从发黄的档案堆积中也未曾找到父亲的一丝遗迹。妈妈告诉我当年和父亲一起打成右派到喜德劳教的孙叔叔、朱叔叔还健在，或许知道一些消息。于是几多周折才找到朱叔叔、孙叔叔。他们都年过八旬，身体孱弱，但是朱叔叔说：“我拼着老命也要去一趟。”
有了朱叔叔做向导，我们兄弟姊妹决定前往喜德，寻找父亲的遗塚，起码我们也要看一看当年父亲劳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启程时，我给朱叔叔说；即使找不到父亲的坟墓，我也要捧回那曾葬我父亲的泥土。如今乘成渝铁路和成昆铁路的火车，十几小时也就到了，可是当初对于我母亲来说，那是隔得山高水远，想也不敢想的事。一个右派臭老婆去给丈夫收尸骨，那是莫大的罪过！
2006年5月2日，我兄妹四人偕同父亲生前好友朱叔叔一起乘火车到四川喜德县。
朱叔叔是和父亲一起因“反党小集团”打成极右派劳教，成为臭名昭著的四川右派劳教地“415信箱”中的囚犯。这位过去文质彬彬的记者，因为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而被人啧啧称赞，如今，我见到他时，已是风烛残年，家徒四壁，带着殘疾身躯的83岁老人了。他自言道1957年之祸，泱及儿子，两个儿子，一疯一瘫，吃着低保。自老伴过世之后，家道更是不成样子。自己还要拖着病躯，一跛一跛照顾病中的孩子。给他们端屎、倒尿、喂饭、喂药。闲暇之时，想写一点东西，但家中连一张书桌都没有，言讫唏嘘不已。
当我道出此番来意后，老人慨然言道：“我平生最敬重你爸爸，莫道这点小事，纵然豁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帮你这孝女了却你的心愿，使你父亲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但老人残疾之躯能否经受千里旅途的劳顿？渴求与担忧在我心中矛盾的交织着。朱叔叔看出了我心中的忧虑，要我不要为他耽心，他是一定要带我们到喜德去的。他也很想故地重游。那也是埋葬了他的人生的坟墓。行前的头天，他特地到他一位精通易经的朋友家中卜算此行的结果。卜卦出来是一付吉卦，告之在河边的山上，午时就能找到你父亲。
啊，尊敬的朱叔叔，昔日的大记者，今日却是贫困如洗的衰翁。命耶！运耶！但朱叔叔的那一颗金子般的心，如今世间能有几人呢？其实我心里对找到坟墓，没有太多的希望只感茫然。在那个非人道的年代里，流落着多少孤魂野鬼。朱叔叔说精诚之下会感于天的，虽然时过烟云，但山川依旧，何况彝族人的风俗是不土葬的，你一定能找到。似乎对我来说又有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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