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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瑗
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像你,这样的人了！——哈姆雷特
上 篇 寻 父
爸爸您在哪里，我问深邃的兰天，我问苍芒的大地。几回回梦里，呼喊着您，我亲爱的爸爸您在哪里？
自从你打了右派、发配到川西劳改，从此我们兄弟姊妹和母亲，和你永诀，天各一方，人鬼两界。爸爸，你的瑗瑗想你啊！你的坟墓还在吗？我能够寻找到你的一尸一骨一魂一魄吗？每到清明时节，我多想在您的坟墓上插一柱香，烧一串纸，可爸，您在哪里？天不应，地不灵，难觅踪迹。啊，我只能遥祭西天，愿您的灵魂安息永远。
我父亲徐季正出生1917年3月20日，正是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一场新文化、新思想的大变革风暴正在神州大地上酝酿。在这形势下，远在湘西常德徐氏家族中我的祖父徐少楷，深刻地感受到了，他毕生所追求的“耕读致士，兼济天下”的社会环境己不复存在，只得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社会变革的现实。在这个背景下，我的祖父对于的他的儿子显示出难得的宽容和开明。我的父亲是在一个充满着浓厚的封建气息，却又有一定宽松和自由的家庭中成长。
由于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儿子，所以在这个大家族中显得格外地珍贵。他在母亲和兄嫂的关爱下成长，他从小是吃着大嫂的奶长大，沐浴着爱的温馨。从他们身上吸取着中华民族质朴，善良的优良品德。在潜移默化中，完善着父亲的人性。
那时，祖父是以“儒士”自诩，为人行事总是用着“孔孟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以儒家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来培育孩子们。
等到父亲入学读书的时候，“新学”已经成了时代之所趋。祖父在父亲的二位兄长劝说下，将父亲送到新学念书。父亲由于幼时在家庭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树立了勤奋好学的品质，在小学的各项成绩均为优秀，常获得学校“免费”的殊荣。随后升到省立三中，这段时期是父亲思想最活跃,而趋于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段中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主办湘西八个中等学校的讲演竞赛大会。他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下进行的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感受到了湖南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他组织常德学生界大游行，响应“一二九”全国学生运动，组织了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他在省立中学求学期间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不猎涉。特别喜欢历史，对中华历代的英雄哲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最崇拜的是诸葛亮。诸葛亮宁静致远的修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激励着父亲。
初中毕业时，全省举行了三千多名学生参加的大会考。在湘西三十五个县中，父亲独占鳌头。常德县全县轰动一时，祖父和族人大放鞭炮，以示庆祝，视为徐氏家族莫大的殊荣。
据大姐他们回忆；父亲在省立中学担任学生会主席，不光学习优异，且风雅翩翩，在学生中极有号召力，尤受同学们的拥戴。１９３７年省立三中毕业后,在一个初级中学担任历史教员，兼任小学部主任。同时在一个私人报刊担任副刊编辑。但是祖父思想深处仍然被“程，朱”理学羁绊，对儿子的婚姻要包办代替，早早给他娶了一个读书人家的姑娘杨基明为妻子。
１９３８年，日寇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中国，湖南也岌岌可危。国难当头，男儿当自强！为了寻求报国的出路，寻找新的生活，１９岁的父亲毅然冲出了封建家庭，离家出走。这不小的打击于祖父母来说是多么的沉重，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这件事时，心情还相当地沉重。祖父死时,他未能见到最后一面，特别是对他有哺乳之恩，受大家敬重的大嫂，也未能报答。传统的忠孝思想，使父亲常感到深深地内疚。
他只身来到省城长沙，举目无亲，漫步街头，忽见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的招生广告，了解到学校的章程后，为了解决食宿之急，即报考录取到重庆就读。这个学校讲授的课程类似于商学院校，有管理、财政、税务、会计、金融等方面的知识。战时的二年学习，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最好的岗位，军政部军需署预算财务处，先后任会计、科员、秘书、财务检察官、计划室专员，参与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财税改革工作。在担任这些职务时，手中握着很大的权力，经常在美军和国军各大战区之间，作检查、审计、督查工作，具有很高的职权，因而各战区高官对这来自中央的“尊神”莫不敬畏有加，小心趋奉。
父亲这段显赫的经历，我是从父亲留下的极少照片中看到的。有一张他在台湾时和一位美丽的高山族公主、族长的合影，留下了惊鸿一瞥。对这一切，父亲在他的自传中谈及，他当时是恪守祖父教诲的“一介不取，一介不与”的做人原则，不取分外之财，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他以财政法规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了一部《财政人员手册》。这本书成了当时是财务人员学习的教材。
在任专员期间，父亲借检察工作之便，顺道回到了老家。多年不见的父母、兄嫂见到父亲，一点没有衣锦还乡之气派，相反却显得几分寒碜。四伯曾对曾对我讲：你父亲太正直,按理他的这个职务相当吃香，不会缺钱,视之下他穿的衬衣都是旧的。祖父不由谓然叹道：“握着如此之实权，却是如此的清贫，难得，难得，不愧我徐门的子弟，系我徐氏的骄傲。岳飞所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惜死，天下太平矣。’”父亲用这样的行为，做出了对自己、对家族、对国事的坚贞。
1941年，军需署长何应钦的夫人在陪都重庆以“抗日军政家属”的名义，在市郊开了一个纺织厂，为救济抗属服务。纺织厂成立之始，何夫人即向军需署请求派得力之人帮助，于是委派了年轻聪明精于业务的父亲，到厂担当主管会计。不久，他的才干为何夫人赏识，随即委任他担任厂长。这样父亲得到了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
有一位这家厂的入股人，就是我的外婆，她认定父亲是她心目中的乘龙快婿，把她的女儿硬是说给了我的父亲。她就是我的母亲王靖澳。她1926年出身于浙江临海的一家望族，父亲是一位将军，抗战后她去了后方重庆，她几乎是在母亲的“包办”之下，1943年，和父亲结婚。
几十年后来回顾这段“休妻”的往事，我们对于“作古”父母，实在是只能作为历史往事来看待。抗战八年，中国人演出了多少婚姻爱情的悲喜剧。据说，婚前父亲曾告之外婆，老家已有妻室，但是外婆不以为然，当然父亲也被母亲的美貌才能所征服，此外，他与杨妈妈婚后无子女。
由于父亲刚烈的秉性，和厂里某个要人意见相左，便愤然辞去职务，回到军需署，继续和那些枯燥的公文和官场的应酬打交道，腐败的官僚作风，腐化的官场使父亲对国民党大失望,以至于当他集体加入国民党后，再重新登记时，他毅然退出。他在军需署工作使他心烦意乱，将军需署喻之为“假币制造所”。抗战才胜利，内战又到来，这是父亲最繁忙的时期，在各个战区奔忙，随着蒋军几百万军队的消灭，各路官员纷纷寻找退路，投奔台湾、香港以及海外。而父亲不顾大舅曾电报催急到台，甚至将金贵的、难觅的赴台机票交给父亲，但父亲执意留在了大陆上，主要原因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汪至柔与父亲关系密切，对他的影响较深。国民政府都在大撤离时，汪却鼓励父亲留下，说：“像你这样人才，共产党政府肯定是会需要的！”父亲对旧政权的失望，对新政权的问往，是他坚决留大陆的原因。解放后，汪至柔调任中央水利部副部长，但是正如许多被劝说留下的国民政府官员，他们后来受到整肃的命运，是由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决定的，汪至柔们已经无力助以援手了。遇到这种情况，连贵为总理的周恩来也叹为奈何，何况如父亲这样的小人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新中国最繁荣稳定的时期。父亲担任着重庆市食品公司财务主管，并主持公司的主要业务。母亲在公司秘书处工作。
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父亲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热情展示心中的雄略蓝图，根据重庆的山川地域，在嘉陵江边的南溪口建立了西南最大的生猪屠宰综合加工厂，承接川中、川北的猪源。在长江边刘家台建基地承接川东片区的货源。在茄子溪建冷冻肉类加工厂，承接川南货源。又在化龙桥建饲养场。这个科学合理的布局一直保持到今天。
面对日愈发展的经济建设，父亲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中心就是开拓川猪出口赚汇，仅一年时间就为国家赚回大批资金，相当于24万两黄金，为此，《重庆曰报》1956年3月有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重庆市食品公司成了全国同行的学习模范，父亲为此过度劳累，身体不佳。
由于积劳成疾，组织照顾他，按照劳模的资格到南泉工人疗养院休养。但是，他的心中无法抹去肃反运动留下的沉重的阴影。下面是他1956年12月在疗养时的几则日记。
父亲一九五六年底－一九五七年部分日记
南泉疗养前记
自一九五六年起即病胃，年必间作，忙于业务乏闲疗治。
十月起，我所工作的重庆市食品公司被分配公费医疗两名，赖组织的关怀，被批准送往南泉工人疗养院住院休养。借此疗养期内休养身心以恢复劳乏，并静心思虑以沉淀思想。为不虚此行，乃作此小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天雨路滑，两人划一小舟，颇有愿偕隐湖山之慨。公司对余当全无安排，而余之历史结论年内不能作出，心中颇此怏怏。实令人不胜愤懑之至。尔饱食终日，胃疼似有所增加，又不愿对医生言，恐因此阻返家之计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雨
昨日因靖澳来，陪其作划船游览。细雨霏霏，当时颇有诗意，但不觉受寒，胃疼难耐，饮食不思四肢无力，虽增加棉大衣和呢帽亦不胜缩瑟，医生云气候影响生理，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阴
上午理发后，院方通知云：公司有长途电话至，心中揣度是否组织上有什么重大问题找我？找我的问题一定不是工作问题，一定是关于我个人的问题。电话接通后系张金祥科长云，关于我的问题要我请假进城一谈，答：拟月底出院，可否出院后再谈？张说最好是请假回公司一趟。
午饭后即请假回公司，到政治办公室时，朱家农已先至彼处，约余晚七点钟往谈，乃返家暂息。
届时张金祥和姚千两同志接待，状极客气。张首言，余对肃反学习的意见和看法，继出示组织对我所作的历史结论书面材料，继余细阅该结论共分四段，首段系余之简历，二段系审查的根据，共提出五个问题：1、在抗属工厂任厂长时，与何应钦妻子的关系；2、美军顾问团时，有无特别政治活动和其他组织关系；3、东南数省视察时有无特殊反动任务；4、据检举，唐文起曾介绍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过，而该所系特务机关；5、财务署国民党部的问题。三段则为审查结果，将以上问题根据对证结果；1、抗属工厂工作纯为工作利用，并无特殊关系。2、美军顾问工作则系前出纳撤职，我被暂代，并无其它活动。3、东南数省视察则系后勤总部每年例行公事，且该次余系担任财务检查工作，并无特殊任务。4、唐文起系余军需学校老师和其较好，但并未介绍过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应予更正。5、财务署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系署长孙作人所搞的重大罪恶活动。四段为结论：以上问题均澄清，查证清楚，属于一般历史问题。
余阅后提出几点异议：1、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商人，应是职员。2、唐文起与我并无师生关系，仅系一般同事关系。3、财务署国民党部为区分部，并非区党部，不仅无重大罪恶活动，也无一般党务活动。4、48年以后曾任财务署计划室校队员，并非统计专员。
张、姚等对余异议表示接受，要我写一书面材料更正后，呈报市委。
最后姚说：在肃反时，可能有个别同志说话的分寸不太好，应解除误会，历史问题既经组织查证清楚是好人，当一般历史问题则应放下包袱，组织上并将最近开大会，向群众宣布使大家撤除怀疑。
我以既组织上实事求是作了较为正确的结论，则过去委屈、意见亦可慢慢化除。
双方谈话约一小时半始告结束。
给我作历史结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本周张昌礼经理对靖澳说，上海、北京证明未到，年内恐难作结论。今遇到意外之事，心中之高兴可想而知。
在公司回家后，朱家农特来探访，对余已作结论表示欢欣，其已于今日由组织上为其作历史结论，唯其因被错斗心。虽组织一再道歉终难释怀。余多方劝解，瞩其认识应正确，思想不应钻牛角尖。他对我的话颇愿接受。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阴
昨夜余极疲乏，因有数年历史包袱今已放下之，兴奋不言而喻。虽然胃疼加剧亦无所谓。上午写好书面意见交靖澳给组织修正，乘空赴刘子嘉处探询近况，适杨永安来访，到刘家因庆衡患病，刘带其看病而在家，乃告以，我的历史已作结论情况，瞩其安心听候其组织为其作历史结论，不必焦虑也。昨晚突遇王茂才亦告诉此事，无不为此而高兴。
从刘家出来偕同杨永安至新新喝咖啡吃点心。杨与妻黄维君离婚事就问于余，余力劝其思想必须明确，应努力寻求和好之方，相谈至午，杨又坚请我至粤香村吃牛肉，乃相别去
中午，冯白城、朱家侬两人知余下午返南泉，特来闲谈均谓：组织上能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为同志们作出历时结论这也是根据党的政策，今后工作问题只要历史作了结论则好办矣。
下午返院后，身体大感劳乏，略事休息即夜膳，膳后约杨永安爱人黄维君与谈杨永安近况，劝其不必坚持离婚，黄思想似有所转变，其意只要杨能痛改前非重新和好并不太难。黄对杨的优点并未全盘否定，足见彼等婚事有挽回之可能。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昨夜眠甚好，唯胃疼加剧，上午执笔为张医生草拟改最高人民法院信，因畏冷身倦而罢，由于我这样的身体，心中未免悲哀，自怨历史包袱虽已放下，身体不争气事业难有所作为矣。
返院后饮食又锐减，在城市每顿尚能够吃面一大碗，而在医院不能吃完一个馒头，其因久住厌烦，要求住院。虽然有人劝余再住十天，余返家休养之心已决，无论好坏要早日出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 （星期二）
晨起靖澳赴公司加班，我乃一人往子嘉处作闲聊，至大阳沟吃川北油茶颇感味美适口，且价廉物美。
子嘉因其所在单位市煤建公司领导掌握有问题，前此该公司肃反学习将子嘉列为重点中的重点曾被斗争至深夜，因此子嘉思想颇不通，经余多方劝解始稍释然。
在子嘉处吃一小碗面，胃疼痛难耐，返家卧床休息，夜和靖澳带孩子们上街闲游，曾至子嘉处彼夫妇则往观越剧。于是带小孩到各闹市闲游而罢。
从以上日记可以看出，肃反虽然最后给他作的结论，没有重大出入，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却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父亲自以为是忠心耿耿地为国家工作，很有成就感，因此常常苦心思考，提出许多建议，也对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但是作为中共领导干部，他们在思维习惯上却总是把你看做国民党的人员，可以留用，但不可信用，更不能让你说三道四。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祸，预告着从巅峰到底谷的规律。父亲这样的耿直坦诚之士，岂能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局所容。1957年春夏之交，中国知识阶层受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大灾难。数百万知识份子遭受着残酷的打击。
国民党留下的党政军警人员，经过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一大批，剩下的就等待反右运动清理出局了。在这严峻的政治局势下，父亲心情极度郁闷，他敏锐的查觉到鸣放仍是一场阳光下的设局。如若投身进去，将是万劫不复，然而他那传统的知识份子气质，却使他在矛盾的交织中不能解脱。这种苦闷，这种无奈，只得私下里给自己的朋友们，倾诉当前政治的一些看法和主张。没想到这些话语，却被公司领导罗列他向共产党进攻的八大罪状，并被划为右派，其“八大罪状”为：
1、党的“三害不是一、二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而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制度的问题。
２、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之分，没有阶级之分，阶级学说是挑拨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工具，经过几个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都不愿以诚相待，变成了互不信任，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3、人民政府管的事太多，从生管到死，人民内部矛盾自然多起来。
４、崇拜虚无主义，说孔子才是中国的完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应以力服人，应以理服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历次政治运动是霸道、不是王道，他希望对知识分子采取宽柔政策。
5、胡风反革命案件是文字狱。
６、在党群关系上，他建议要吸取齐恒公不听管仲的话，听易牙、竖刁的谗言，以致遭到身败国亡的教训。
７、他为蒋介石惋惜，说蒋介石要是走民主的道路，现在也不会如此的惨败。
８、他认为“鸣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共产党现在很被动，要批判右派，会影响放。如任其泛滥，又不可收拾。章伯钧，罗隆基文章是起了带头作用。他很欣赏章乃器说章伯钧是投降将军的话，史良揭发章伯钧的私房话，认为不应该。认为潘光旦的‘不跳论’有很深的道理。
这八条意见无疑的是飞娥扑火，赴汤蹈火！这样，父亲以他高傲的灵魂弹奏了他生命的绝唱！
于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批判指向我父亲。重庆市食品公司的食堂中一幅幅的大字报，像招魂幡卷向父亲，都是批判“右派分子”徐季正的重磅炸弹。重庆解放军剧院中千人的批斗会上，父亲慷慨陈词，被粗暴地夺去话筒，强行剥夺了申辩的权利……
一顶千钧之重的右派帽子，扣到父亲头上，从此他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而停职，降薪、开除，自是必然的结果。
爸爸遇难之后，陷在深深的孤独，无奈、焦燥之中，一个人默默无语地在屋中踱步，一根接一根地抽廉价的香烟，熏得我和兄妹们流着泪水，然灾难的降临，却使我们兄妹一下懂事起来，再也不找爸爸嘻闹了，却默默关注着爸爸的言行。以孩儿之心，抚慰着爸爸那颗淌血的心灵。
哥哥、弟弟沿街捡来烟蒂，卷成纸烟给爸爸发泄心中苦闷。每待爸爸回家的时候，我总是领着弟弟妹妹到路口去迎接憔悴、疲惫不堪的爸爸。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长江边上的珊瑚坝河边，我和全班同学正在除四害灭蚊虫。突然间，看见了多日不见的父亲，只见他单薄的身子抬着一条巨石，晃晃荡荡，一步一挪，他看见了我，我望着他，近在咫尺，父女俩却不敢相认！他怕影晌我，我却恐惧的怕同学知道我父亲是右派。父亲噙满泪水的眼里透出的一丝愧疚，他的眼光是那般深沉，那种无奈，直透入我的心底……没想到这次令人心酸的见面，竟成为了父女俩的永诀！那一年，我才十一岁，但爸爸在那瞬间留下的痛苦的眼神却永远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
日后我老想，我那时为什么不敢大胆的喊一声，最亲爱的爸爸呢，这是我一生中好悔好悔的事啊！我一个才十一岁小女孩究竟惧怕什么？是谁在阻隔我们父女相认！以至于在我日后的梦里，总是常常梦见父亲的脸刻着金印，抬着一口漆黑锃亮的大棺材，在昏冥中象是在地狱中行走，我哭着喊叫着，拉住爸爸的手不要他抬棺材！我向天呼叫着，呐喊中我嘶哑的失去了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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