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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满清的路并不是中共政权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对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而言。朝野上下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日益认清中共党国体制的绝境而争取宪政民主的出路。依照比较政治学的政权分类，当今中共党国体制属于后极权主义政权。后极权主义政权是极权主义政权自身疲软的结果。极权社会何时向后极权社会转化，学界也并无定说。因为极权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因而其重大变化往往依赖生物规律起作用、也就是卡里斯玛领袖的消失这一因素。大体说来，苏联东欧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是1953年斯大林之死，中国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则是毛泽东死后两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说其它社会形态或政权形态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来，后极权社会则只不过是极权社会的一种蜕变。它是极权主义统治发生了信仰崩溃、功能衰退等重大变化而不再有能力严格实行权主义统治、从而使社会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极权社会。但是，这种政权或社会在权力结构和价值认知等方面同极权社会又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因而无法归入别种社会政权类型或社会形态。这种延续性使它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社会区别开来、尽管它与威权主义社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根据林兹和史蒂番的分析，随着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转化，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但是政治上的一元化即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仍然维持不变；党国依旧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但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早已破灭，对马列主义的真诚信念也已基本上为实用主义的精打细算所代替；领导层和一般官民人等都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失去了热情，口头上依旧宣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级干部多是机会主义的利禄之徒；最高领导的权力受到限制，技术官僚开始进入最高领导层。
按照林兹和史蒂番的分析框架，后极权主义政权与极权主义政权在稳定性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当自洽，因而具有较为稳定的结构。后极权主义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多元化，因而具备流质易变的特征。基于这种判断，林兹和史蒂番将后极权主义政权细分为以“早期极权主义政权”（主要特征是最高领袖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而不能为所欲为）、“冻结性（frozen）后极权主义政权”(主要特征是公民社会开始冒头)、“成熟后极权主义政权”（除了“党的领导地位不容挑战”这一天条之外其余方面都已变得面目全非）。后极权主义政权到成熟期，也就意味随时可能瓜熟蒂落而向民主制度转型。 徐贲甚至认为，将当前的中共政权界定为“新极权主义”政权更为准确。他的主要理由是， “六四事件”和“苏东剧变”之后，中共政权为延长寿命而采取了其它后极权主义政权所没有的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向极权主义倒退、一方面在经济和文化上采用实用主义灵活策略。
邓小平主义党国居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杂交，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共产主义党国的原型是列宁主义党国，其本质特征是由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和社会资源。列宁主义党国有多个变种，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斯大林主义党国、毛泽东主义党国和邓小平主义党国。比起列宁主义党国原型来，斯大林主义党国窒息了派系论争而强化了暴力恐怖、淡化集体领导而强化了个人崇拜、淡化大众参与而依靠秘密警察将党机器变成了绞肉机、淡化了国际主义色彩而强化了民族主义狂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党国在全面继承斯大林主义党国体制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国专制主义的土特产，强化了党国“运动群众”和社会动员的能力而不断地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党国的政治目标、通过严密的基层党组织、严密的“单位制度”和严酷的身份制度来强化对全民的控制、强化了依靠诛心术和精神行刑队而施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洗脑。从全球政权类型和谱系的角度说，中国人现在生存于其中的邓小平主义党国，依旧是一种后极权主义党国体制。邓小平主义党国，特别是1992年取消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而大踏步走向“市场经济”之后的邓小平主义党国，其突出的特色在于挂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招牌、在共产党领导下明目张胆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将资本主义嵌入共产主义党国体制之中。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概念，这是由政治权贵操控资本的“权贵资本主义”。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杂交与淫乱，是千古奇观，已远远超出任何正常的思想家的想象。
世人皆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两者本不兼容，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并存于中国，逻辑上的解释是，如果共产党是真的，资本主义就是假的；反之，如果资本主义是真的，那么共产党就是假的。实际情形要比逻辑复杂，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杂交，使两者都半真办假。从私人产权的确立、市场交易的正常化、企业在竞争中争取利润最大化等方面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真的；而从法治的缺失、官场大于市场、党政行政垄断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资本家必须依赖于政治权贵才能生存发展等方面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假的。从实施一党专政、垄断政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这些方面说，中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政党。从共产党本应坚持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利益、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等角度说，中共又是早已丧失了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假共产主义政党。世人对中国的假冒伪劣深恶痛绝，但吊诡之处在于，正是中共领导集团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抛弃和对共产主义宗旨的背叛，也就是中共假的一面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取得了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大约百分之十的奇迹。但是，以这样的观念和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社会弊端，诸如腐败堕落、两极分化、弄虚作假、环境破坏等等。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邓小平主义党国是将列宁主义党国和资本主义经济结合起来的畸形怪胎，实际上是将列宁主义党国寄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肌体上苟延残喘。由于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自身利益等方面的严重局限，邓小平将列宁主义党国奉为神明。但是邓小平同时也知道，不采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就无法发展起来，日益贫困的中国人民就会将中共政权推翻。因而，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当然清楚，既然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那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发展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邓小平无法以理服人，因而他的招数是“不争论”、耍无赖，以此来避免“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这样一来，邓小平主义党国的基本景观便是断裂的思想、断裂的政治、断裂的经济、断裂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已断裂到何种程度？按照社会学家陆学艺等人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按照更加激进的观点，“三十年后这场大抢劫和大掠夺的结果和阵营已然泾渭分明，中国产生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掌握着全国百分之九十财产的五百高干家族，和围绕着他们为他们服务的，占着中国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官僚、工商业者、教师、医生、律师。另一个是失去了公有制利益的，在大抢劫中由于无权、无地位、无知识而被挤压到赤贫地位的占着中国人口至少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下岗工人、被暴力拆迁的居民、城市民工、 农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煤矿工人、上访冤民等等新群体。”
在当前中国由权贵集团支配的权力框架和利益格局之下，基本局势可以概括为四个“左右”：权贵集团左右逢源、弱势群体左右遭殃、中间阶层左右摇摆、最高当局左右为难。何清涟、秦晖、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改革以来的左支右绌一放一收过程中，向左限制自由，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砍福利，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向左强化国家权力，则个人权利受侵夺而公共服务并没有增加；向右削减公共产品，则政府公共职能减弱而公民的个人权益并没有增进。向左收紧行政控制，则公民私产受侵犯而公共财富并没有增加；向右放开市场化，则公共资产迅速流失而普通民众的私产未必得到保护或增进。永远得利的是权贵集团。增强政府权力，权贵集团的权势便进一步增强；加速市场化和私有化，权贵集团便利用权势破坏市场规则牟取暴利。 很显然，只有通过宪政改革打破现存权力框架和利益格局，才有可能有全民“小康”与“和谐社会”。在权贵资本集团的操控之下，“改革”只能蜕变为“少数人瓜分公共资源的狂欢盛宴”。
这样一个断裂社会没有可持续性，按照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路线进行发财护党的“改革”，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深层次问题，而是不断加深这些问题。当初被邓小平暂时搁置起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都更加深化了，而且日益以恶性方式表现出来，已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邓小平主义党国的可持续性已走到尽头。新、老左派将种种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中共的“改革开放”，病因找错了，当然开不出正确的药方。他们以“万言书”、公开信及其它方式发表的政论与政策建议，在两个方面对中共领导集团及部分民众颇有震撼力。一个方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另一个方面是对社会主义一些价值理想的呼吁。但是，他们想要还原到“正统”的社会主义中去，半是坑人坑己、半是痴人说梦。 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正统”社会主义是残忍无道而被历史抛弃的人间地狱，这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在那些时代成型而为当今左派们津津乐道的党国中央集权与马列原教旨主义等等，正是通向地狱之途。
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共和的缔造者孙中山昭示后人的一则著名题词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党内自由主义领袖李慎之在1999年那篇足资传世的雄文中引述孙中山这一题词，明白无误地将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归结为当代世界的三大潮流。他说：“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 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果，正是因为推行改革（市场化）开放（全球化），顺应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这两大世界潮流；而当今中国问题成堆、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也正是因为抗拒民主化这一世界潮流，使中国在体制摩擦中自我折腾，使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体制障碍。中共维护党国体制，毫无疑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正如克林顿1997年10月29日在记者招待会当着江泽民的面所说的那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当局“站在历史错误一边”。 当今中共当局唯一明智的选择是在一再拖延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急起直追,尽早理顺体制,完成中华民族实现宪政民主的大业,也使中共在这种政治大转型中获得新生。
三、胡温扭转乾坤的机会稍纵即逝
人类历史事变只有概率和趋势，而没有“必然规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起决定性作用的人这一变量具有不确定性。近代以来中国国运不佳，处于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总是为中国作出最坏的选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出现三条道路的较量，即“民主党派”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国民党所代表的威权主义道路、共产党所代表的极权主义道路。结果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迷信武力和暴力的领袖将大多数中国民众及宪政妥协方案撂在一旁，拿几百万人命到战场上决定胜负，决出了极权主义的结局。半个世纪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回归自由民主主义人类文明正道的机遇，但是，由“太上皇”邓小平掌控的中共选择了走回头路，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而维持一党专政，与全球的民主化大潮背道而驰。历史已经最清楚不过地昭示，坚持一党专政是中华民族的死路，走向宪政民主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历史的发展，既将宪政民主改革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也为完成这一任务准备好了经济、文化和民意等方面的条件。有魄力的政治领袖可以大有作为，平庸之辈则会浪费或糟蹋难得的历史机会。中共执政当局可以选择宪政改革，成为历史伟人而名垂青史；也可以选择无所作为或开历史倒车，了却平庸的一生或留下骂名。当今执政的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期限已只不足四个年头，他们是否还有走向宪政的意愿、魄力和能力？
走向宪政本是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位前任喜出风头、虚荣张扬，骨子里却是胸无大志的庸碌之徒。1997年初“太上皇”邓小平消失之后，江泽民大权在握，本可大展宏图，1998年初中国甚至还出现过“民主小阳春”。但是，随着1998年底对“中国民主党”的全面取缔和 1999年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江泽民又一次倒行逆施，坚定不移的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装模作样，欲显帝王之风，结果只留下一世骂名。江泽民在任期将满的时候，抛出“三个代表”理论，并倾其全力在十六大上将其列入了党章，想借此奠定他作为“第三代核心”的历史地位。但此举照样是枉费心机。中共阶级基础或社会基础的扩大和改变，早就是既成事实，东拼西凑的理论论证只是画蛇添足、庸人自扰。资本家所应得到的待遇是在宪政的政治法律框架下受一视同仁的保护，而不是拉到共产党中去党特权分子；中共的根本问题在于一党专政，而不在于它想代表哪几个阶级、哪种生产力或哪种文化。更为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是在整体上被时代超越和抛弃了的意识形态，在马列主义的框架和语境进行的理论“创新”，除了在这一意识形态内部引起多余的争吵之外，于国于民并没有多大補益。
尽管胡锦涛六年来的执政风格与其前任迥然不同，但很可能也只会与他的前任一样平庸。胡锦涛低调内敛、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作为平庸政客了却一生，似乎更符合他的性格。“变法”是超常规的壮举，而非例行公事。只有非常之人，才可行非常之事。更何况，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是中共高层的危险雷区，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改革派前辈都在这个雷区遇险。除了性格因素，胡锦涛等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典型的“技术官僚”，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没有可圈可点的成绩，胡锦涛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摸过专业业务。他们换取仕途升迁的资本，首先是对党国超凡的政治忠诚，其次是机缘和勤奋。按照代际思想特性，李泽厚将包括他自己在内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视为“解放的一代”， 在近现代几代知识分子中最缺乏创造性。在他们之前，“辛亥的一代”寻求对中国传统模式的解脱，“五四的一代”呼唤新的社会模式，“大革命的一代”为各种新模式建功立业，“抗战的一代”继续扩大新模式的构建，而“解放的一代”则是“接受模式”的一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 陈子明更将胡锦涛、温家宝这一群领导人概括为“辅导员一代人”，他们在大学时代无缘接触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瑰宝，因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已被党国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来取缔；他们最初的职业生涯是政工干部，而政工干部的标准角色是“传声筒”，根据文件照本宣科，政治创意非其所长。
但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还有很重要的另一面。 他们来自平民、有“亲民”的冲动而没有“太子党”圈子那种与生俱来、司空见惯的狂妄与骄横；他们起于基层，对中国民间疾苦有切身的体验,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不太愉快的经历使他们对专制的祸害也有切肤之痛；胡锦涛、温家宝是“胡、赵新政”时代起用的新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意识和民主法治理念曾是激励他们开拓进取的思想养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毕竟是“读书人”，有机会在“后共产主义”时代补充营养，获取新的思想和知识资源、进行新的政治思考，而且不再受“草寇英雄”那一代人的制约。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在思想发展与政治行动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
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进步不可低估。“口号治国”是中共党国的特色之一。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同样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诸如“两个务必”、“三个贴近”、“以人为本”、“保持先进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八荣八耻” 、“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四个坚定不移”，等等。这些口号，多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看似新鲜的“新三民主义”，也只是“为人民服务”那一口号的具体化，而且正如朱厚泽所指出的那样，不落实“权为民所授”，“新三民主义”难免流为空谈。 但是，胡、温当局的一些观念和言论，确实突破了马列主义的框架，为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构建思想基础。例如“以人为本”的观念，既与中国传统中的健康思想接源，也为中共严厉打击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彻底翻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将中国传统中的“和合”理念与现代的“民主法治”结合起来，彻底颠覆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人权入宪”，以及温家宝在多种场合赞赏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更表明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已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障碍。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2009年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再次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并没有将这些先进理念落实为政治行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的一些举措，特别是那些改善民生的举措，被称为“胡温新政”，虽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基本上是好施小惠、不行大义，即使在关注民生方面也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户口歧视问题、没有及时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他们不行大义，也不完全是因为没有胆量。胡锦涛是一位深藏不露而又“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权争高手，世人当无疑义。由于江泽民及江系势力虎视眈眈，胡锦涛在第一任期的五年时间内主要是与江系势力争夺地盘、巩固权力，这完全可以理解。他靠两大秘诀，一面因势利导，一面以柔克刚，顺利接班之后又有惊无险、有条不紊地迫使江泽民、曾庆红彻底出局，使曾经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上海帮”彻底解体。身为“弱主”而能一统江湖，韬略实在不寻常。胡锦涛“储君”十年，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上台秉政之后的政治作为；以他的历练与心智，他当然知道走向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世人对他的期待，也是他确定其历史地位的必经之路。那么，为什么胡锦涛掌权以来在政治改革方面无所作为、不得要领？他在剩下的执政期限中是否有可能炼成大智大勇，最后一搏、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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