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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至今在政治改革方面选择无所作为，可以归因于邓小平、江泽民留下的沉重包袱和权贵集团的牵制。陈子明运用传统的左、右范畴，将现代中国的政治势力划分为两大阵营、四个派别。两大阵营即“宪政阵营”和“专政阵营”。四个派别是“宪政阵营”的左右两派：即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思想支柱的“宪政右派”与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左派”；“专政阵营” 的左右两派：即以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为思想支柱的“专政左派”和由“党官僚集团”为核心而倾向于威权主义的“专政右派”。并且指出当今中国政局是“专政右派”大权独揽，“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结成联合阵线争取宪政民主，“专政左派”妄图卷土重来。 常规下的现实力量对比，确实不利于宪政转型。由于邓小平、江泽民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以镇压和收买双管齐下来维护党国体制，并使党国体制寄生于国内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经济。中国 “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集团得以形成，并足以左右中国政局。
更为可悲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居然认为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所谓“邓小平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的策略。在那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特别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具有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上，邓小平混乱不堪、一派胡言。既然将实践确定为检验真理和社会理论的标准，岂能继续将实践证明早就过时、而且给人类带来奇灾异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指导思想；既然“粉碎四人帮”的正当理由是“四人帮”推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迫害忠良清洗异己)，那么，自己掌权的时候便没有理由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迫害忠良清洗异己；既然承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既然承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与民主针锋相对的“党的领导”（一党专政）就应该被抛弃和革除，更不能把北朝鲜、古巴、中国、越南等这类既非常贫穷而又反民主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承认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平等交易等原则的“国有制为主体”（行政垄断）就应该被废除而不是搜刮民脂民膏来维持；既然将经济发达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指标，那么，就必须承认经济发达和共同富裕的欧美发达国家是中国应该学习的社会主义榜样，就必须革除与提高效率共同富裕等目标背道而驰的等级专制的权力结构和由这种权力结构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祭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破旗来自欺欺人。
党国权贵集团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后面维护和扩大他们的特权。这个权贵集团，格外平庸并具有整体的惰性。他们沉迷于荣华富贵，不见棺材不落泪，非得等到危机总爆发之时才仓皇失措、临时抱佛脚。他们的这种平庸和惰性，甚至严重地感染了中国学界。依附于权贵的秘书智囊班子及御用学者们，选择的是充当权贵集团的忠实奴才以便邀功领赏的人生道路，基本上体现着权贵集团的意志，想方设法为推延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寻找“合理性”。本来，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出专制体制，成本最低、代价最小。这种变革使朝野双赢，即使对于权贵集团来说也是收益大于损失。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达官贵人们，优先考虑的利益应该是在充分保护私人利益的宪政安排之下，得到生命财产的永久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避免在暴乱和革命中玉石俱焚。宪政的游戏规则是：以谈判妥协的文明共识取代野蛮残暴的斗争哲学；政治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而是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在朝者不再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赶尽杀绝，在野者与当权博弈时也处处留有余地；以民意和选票为依据的政权轮替是天经地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们都绝对尊重竞争对手和选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苏联、东欧、台湾、南韩、墨西哥等一党专制政权都经历“和平演变”走向宪政转型。然而，中共党国权贵集团以及其豢养的御用学者们，恰恰将此“和平演变”视作洪水猛兽，认为那是一条导致执政党垮台和经济崩溃的道路。他们将这些政权的“和平演变”视为失败案例，将这些政权促进“和平演变”的政治领袖视为“反面人物”，研究各种方案、采取各种手段，“将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堵死中国通向“和平演变”的康庄大道，固步自封、划地为牢，其昏庸无以复加。由权贵集团左右的“集体领导”，确实从体制上妨害除旧布新、越出常规的政治进步。
不过，除了权贵集团的牵制，胡锦涛、温家宝迄今没有启动实质性的政改，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认知障碍。常见的一种观点认为，胡、温最高当局“一切都知道”。他们处于权力中枢，对现存体制触目惊心的倾轧内幕，对诚信缺失和官场腐败的程度，对失业严重、两极分化、能源枯竭、生态崩裂、民怨沸腾、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离心离德和弱势群体挺而走险这些深层危机，他们所了解和掌握的信息要比普通人多得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仍然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造成严重认知障碍的根由，主要有两。一是信息渠道受到层层阻塞和过滤，所得信息严重残缺失实；二是长期的党化教育造成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混乱，特别是本能地敌视和排斥那些对带来思想飞跃必不可少的异端信息和知识。
胡、温等人的认知障碍同时表现在实用层面和价值层面。其一，在效用层面，他们荒谬地将专制统治当作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在镇压六四民运、镇压法轮功等问题上，他们至今依旧坚持的论证理路是：镇压之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镇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而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所昭示的基本事实和基本道理是，专制统治并不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众多自由民主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利用民主机制和民主协商，能够以更小的代价和更低的成本取得更长久的社会稳定和更平衡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个别民主国家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在那些国家实施专制政治，境况只会更糟，亚、非、拉专制政权造成社会动荡、经济破败和人道灾难，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这些年来促进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绝不是因为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边缘、将全民引向赤贫至愚（犹如今日北朝鲜那些“革命干部群众”）的专制政治，而是因为张开双臂热烈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正直的经济学家们充分肯定中国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并诚恳尽早进行配套的民主化改革，以便及时转变负面太大、难以为继的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在价值层面，胡、温等人还没有实现从“专政”观念到“宪政”观念的的更新和转变。他们一方面大谈特谈“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大谈特谈“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另一方面又继续奉行““只准官家放火火、不许民间点灯”的强盗逻辑，依赖宣传部、国保、国安等专政机器强化“报禁”和“党禁”，越来越精致地严密打压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 据传胡锦涛曾在2004年9月中宣部的一篇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他们没有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角度去看待公民的“异端”行动，没有体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发表政见和宗教信仰，都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没有体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发表政见和宗教信仰，都是正常的现代社会必须容忍或鼓励的正常举措，没有体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社会稳健和成熟的基本标志。他们反而认为，政府有合法权力随意使用武力镇压和剥夺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公民行使宪法载明的公民权利被当成犯罪，违反宪法剥夺打压公民基本权利反倒理直气壮。在党国体制和党文化的话语系统中长期浸淫而造成的逻辑混乱和思想失常，实在可悲可叹。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论定胡锦涛、温家宝已没有克服认知障碍的可能。他们的很多同辈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在这几年才接受和认同自由主义思想、接受和认同人类普世价值。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转变其实很晚，他一直人到中年都不过是“党文化”的可悲牺牲品而不知自尊自爱。只是掌握最高权力以后，有机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才逐步认识到一党专政是死路一条。他形程了“新思维”并依靠“新思维”使苏联走上了告别一党专政的不归路、从而也使世界脱离了从冷战走向核毁灭的险境，而成为名垂千古的伟人。（只有站在极端狭隘的一党专政立场才会将戈尔巴乔夫当作反面人物）。温家宝近两年来的突出表现，耐人寻味。温家宝2008年3月18日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改革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所引述的王安石名言，如做深度解读，意味深长。“天变不足畏”，可以解读为不怕变天，不怕 “党天下”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祖宗不足法”，可以解释为马列主义和党国体制的祖训可以不必遵循；“人言不足恤”，可以解释为面对任何反对改革的言论都义无反顾。
结论
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是当今中国的病灶。贪污腐败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创造了寻租机会而又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制约以权谋私的行为，两极分化是因为社会权力结构使权势集团赢家通吃而弱势群体承担代价求告无门，能源枯竭和生态底盘破裂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竭泽而渔而没有有效制约。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给部分人带来对专制主义的幻想，但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断地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党专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由暂时的特殊因素来支撑而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之要求的经济增长，以贪污腐化、社会不公、道德失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是在全球范围内被时代抛弃了的一种落后体制，它只是寄生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肌体上苟延残喘而已。
中共面临两种前途，一是自我转型而获得新生、一是因循守旧而被历史淘汰，两者必居其一。宪政转型的动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危机的催迫，也就是原政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而不得不改弦更张、被动应对。这种危机往往是由某一突发事件引发而形成全面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另一类动因是主观认知和判断，也就是最高领导层深刻地认识到现存体制所面临种种深层次问题在缺失合法性的现有体制框架内根本无法解决，必须改弦更张、建立新的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合法性危机、化解爆炸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当今世界一百二十多个民主政权，包括原苏联东欧各国及台湾，都是从专制政权转型而来。处于“专政党”的决策者作出主动自我转型的选择，他们所代表的不再是这个党的眼前利益，而是广大党员们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在普遍“犬儒化”的后极权主义环境中，中国宪政民主改革所面临的前景是动力不足、阻力不大。“专政党”给掌握实权的党政干部带来荣华富贵，因而宪政民主改革的动力不足；由于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沦丧，宪政民主改革的阻力并不大，那些党政干部不会带着愚忠与旧体制共存亡（原苏联东欧的转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党政干部们所担心的只是可能产生的动乱使他们失去已经到手的权益。但是，宪政转型不仅不是动乱，而且是真正有效地防止动乱的不二法门。除了领导层的历史功名，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也会在和解共赢、宪政转型中得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多种补偿，换取充分受法律保护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受法律保护的各种自由权利、能够充分展现个性和才能的公平竞争机会、能够凭良知活出“真性情”的人格升华。2003年以来此起彼伏的各阶层民众“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12月10日民间合力推出的《零八宪章》，最清楚不过地标明中国民间已经做好了宪政转型的一切准备，党国执政当局何不顺水推舟？
注释：
《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http://www.redculture.cn/redroad/24/01/2007.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http://www.tech.cn/data/19/12/2007;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http://www.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21/02/2008；
徐友渔：《改革开放30年》，http://www.tech.cn/data/detail.php,1/6/2008；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14/06/2008
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第4-13页。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18/content_10524481_3.htm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7页。
参阅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http://www.tech.cn/data/11/11/2007/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634-635页。
同上，第623页。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522页。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首发，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译载。
Bertrand Russell,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London and New York: Unwen, 1920, p.7.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sation, London, 1923, p.153-154
单少杰：《毛泽东治国春秋》，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Janos Kornai,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London, 1957.）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转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第720页。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中国即将崩溃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参阅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中国即将民主化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参阅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共政权将继续生存下去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参阅Andrew Nathan, ‘China’s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January 2003, p.6-17;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4-45. 有不少人将前苏联和东欧那些经历了民主化变革的国家都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足为训。
同上，p.46-51
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当代中国研究》，第12卷第4期，2005年冬季号，第4-26页。
参阅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格丘山：《奥运：一个刺刀铁丝网围绕起来的中国富人梦》，http://www.peacehall.com/news/20/08/2008
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美国博大出版社2003年版；秦晖：《雄关漫道：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22/012007；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冼岩：《胡锦涛治国方略的软肋》，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12/1/2008
参阅石柳子主编：《北京地下“万言书”》，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President Clinton and President Jiang Joint Press Conference, http://www.clintonfoundation.org/legacy/102997-joint-press-conference-with-jiang-zemin.htm
参阅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http://www.usc.cuhk.edu.hk/07/09/2007；冯崇义、杨恒均：《明年起步，三年实现宪政大业》,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30/06/2008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
陈子明：《中共十七大后的代际更替》，http://www.latelinenews.com/news/25/10/2007
关于胡、温生平，参阅文思泳、任知初：《胡锦涛传》，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高新：《温家宝传》，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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