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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崇义 杨恒均 （悉尼科技大学）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朝野上下都在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瞻望中国的前途。角度不同，见仁见智，意见分歧自是很大。执政当局的主要着眼点是盘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尽管也不讳言三十年来积累的问题成堆。执政当局的自我表扬，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质疑。那些自以为代表正统“马列主义观点”的左翼人士，怒斥“改革开放”已经在党内催生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无产阶级性质”，更使中国产生两极分化、“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 通常被称为“右派”的自由主义者则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时，重申他们一以贯之的观点：改革开放有得有失、残缺不全。所得在于顺应时代潮流，将中国导向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颇有成就；所失在于执政当局受既得利益及落后观念的危害，没有推进、甚至防范和打击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使得专制权力严重扭曲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包括形成权钱结合、严重分配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 事实上，多年以前就有学者宣告了中国“改革的终结”，指出必须另起炉灶、开创新局。 但是，中共党魁胡锦涛提出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应对方针，表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拟着重从全球共产党政权历史走向的角度，对中国执政当局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因应之道，略作分析。
一、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
众所周知，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衍生物。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首先必须认清它所附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寿终正寝这一时代背景。人类世界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最大事件，是惊心动魄的“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1991年间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面倒塌。中共党国宣传机器不遗余力，试图将这一系列党国“突如其来”的解体解释为西方的阴谋破坏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叛卖。党国宣传机器所力图遮蔽的事实是，共产主义党国之所以解体，根本原因在于它是违反人类现代文明的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被历史淘汰，是因为它逆历史潮流而动。
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在二十世纪初的胜利，确是“事出有因”，诸如沙俄政权因战败而崩溃、俄国民主力量势孤力弱、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贫穷落后的劳苦大众对公正平等的渴望、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具备的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等等。但是，将布尔什维克的得势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成是人类新文明的壮丽日出，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则全是弥天大谎。
中国人以及全世界诸多无辜的左翼人士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蒙骗了几十年，只是到苏联崩溃之后才有机会透过解密的历史去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俄国十月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理想的骗局。对于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政权刚成立时所立即采取的恐怖措施，钦定的“红色记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轻描淡写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取缔反革命的出版物以及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组织，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 实际情形是布尔什维克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残酷地彻底摧毁了在俄国初生的独立媒体、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这些基本的现代民主元素，依靠“红色恐怖”建立起一党专政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密的专制制度。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区别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孟什维克”），给俄国人许诺的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富足等当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目标。但是，当这群职业革命家在1917年底的军事冒险中侥幸取胜之后，便以铁血手段撕毁诺言、依靠“红色恐怖”建立和巩固专制政权，特别是1918年1月5日用武力解散了最具有现代民主象征意义的立宪会议。这届立宪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召集的，也尽力操控，却无法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因而就干脆用暴力将它灭了。 而且，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3月6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以表示与具有现代民主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决裂。正是在用暴力消灭了反对党、现代议会、独立媒体、独立社团等等必不可少的民主机制而建立起俄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时候，列宁厚颜无耻向全世界宣告，他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也是与此同时，列宁给专政下了血淋淋的经典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在早年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之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它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和反动的结论”。 但是，一当列宁政权在握，便立即背叛初衷、理直气壮地地走向“荒谬和反动”。关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的引路人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4月所口授的遗嘱中就已十分敏锐地表达了他的绝望与无奈。与当时欧洲广大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普列汉诺夫的信念中，人道、公正、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与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普列汉诺夫他痛苦地看到，打着“和平”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打着“民主”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普列汉诺夫在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列宁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热与不讲道德的堕落，指出“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指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因而布尔什维克崇尚暴力和“阶级恐怖”；他预言“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他还预言“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其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普列汉诺夫要求他的遗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时不要公之于世，等到布尔什维克垮台后才交给民主政府。因为他坚信，尽管布尔什维克会依靠俄国民众的落后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其实，二十世纪初年，技术进步和社会改良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当时进入“电机时代”的世界现代经济正在得到新的发展机会；民主政治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欧美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社会运动催生了取消财产和身份限制的普选制，向劳工大众的福利倾斜的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障也初见端倪。正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议会道路”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并推动人类文明沿着自由民主的主航道迅速进步的时候，列宁等人违背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趋势，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挫折，走上了暴力革命和血腥专政的邪路。当时西方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领袖，包括本来支持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都与列宁分道扬镳，都认为布尔什维克毫无限制的恐怖和专政已背离社会主义的原来目标。罗素这位逻辑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当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20年就依据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知识和对苏俄社会的亲身考察，严厉批评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革命”手段同他们所公布的“革命”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他断言，布尔什维克依靠暴力、依靠少数人的专政、依靠宗教般的狂热，所建立的不是人间的天堂、而是人间的炼狱。 罗素在1923年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理由，就是要打破少数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恰恰是造成程度更高的垄断，也就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属于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和政客们的政治权力统统集中到党政官员手中，这在逻辑上简直荒唐之极，在实践中也只能带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祸害。
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普列汉诺夫和罗素等人的分析。共产主义党国给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祸害，党国领袖们的狂妄和权欲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制度本身就是充满偏见的毒物，即使人们带着高尚理想和情操去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和制度，仍然贻害无穷。马克思在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念的时候，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所知不多，连广义的国家和狭义的国家之间的区别都不甚了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广义的现代国家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它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表达国民意见、调节国民利益。因为广义的现代国家几乎完全落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粗疏观念完全着眼于行使政治统治职能的狭义国家。
即使在狭义上将国家视为政治统治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也象梦呓一样虚妄。在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之下，“无产阶级”无权建立独立的工会，连他们所就业的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都与他们没缘，连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等等，纯属天方夜谭。将抽象的阶级在政治上落实为具体的人群，本就很难。让某一个“阶级”来“专政”，则根本没有可操作性。“阶级”不可能直接掌权“专政”，必须通过政治“代理人”来运作政治权力。在落实民主选举的国度，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错综复杂，政党、政派和政客五花八门，都争作全民利益的代表。在没有落实民主选举的专制国度，政党、政客与”“阶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本无从建立，“专政”的政治集团在实际政治中便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代表”某个或某几个阶级的自我标榜，都是无稽之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东西南北都无一例外地变成共产党专政和共产党领袖专政，历史与逻辑惊人地一致。
共产党及其领袖“专政”的结果，便是罄竹难书的血腥屠戮、刑罚迫害、冤假错案、冤魂野鬼、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有建立起这种“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迫害的绝不仅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阶级敌人”，而是包括赞同这种专政的、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进行的“大清洗”，受害者达2000万人，其中相当部分是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同志”。除斯大林的贴身心腹外，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几乎被全部杀光；当时在位的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34年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杀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迫害的人更多。单少杰将毛泽东的一生总结为“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连毛泽东嫡系的“铁哥儿们”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也未能幸免。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将95%以上的人归入“人民”范畴，被划为“敌人”的只是占人口5%以下的“极少数”。于是，只要“专政的铁拳”没有落入自己的头上，“被划入95% 的“广大人民”总是“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几十年下来，从“土改运动”打击地主富农、“镇反运动”镇压“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清除“右派”、文化大革命清理“走资派”，轮番对“极少数”的人群实行专政。“地、富、反、坏、右”再加“走资派”，被专政的对象实际上无边无际。按叶剑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受各种不同形式“专政”和牵连的人有一亿之多。这个数字几乎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且很多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革命”阵营内部的相互迫害和相互折腾，实在不堪回首。
除了暴力恐怖和残忍的专政，共产党政权所强加于世人的“公有制”，同样贻害无穷。列宁主义党国所实行的“党国社会主义”，是一群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边缘知识分子在掌权之后，依据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他们自身的利益，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强行建立起来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建立过程，决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完全是倒过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以揭示“短缺经济学”名世的经济学家康尔奈深刻地指出，这一制度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下来是与此相应的政治权力结构，所有制形式以及计划经济调控机制反而只是外围，直接为政权服务。 “党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有制”，绝不是马克思笔下那种“自由人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而是国有制（“集体所有”也只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一种国有制形式）。这种国有制既无效率、更无公平，弊端无穷。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噩梦中醒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吉拉斯，非常精辟地将“党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所谓“公有制”归结为“官府所有制”(Office Ownership)。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所有制”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落入“新阶级”、即在位的党政官员手中。这个“新阶级”实际控制所有生产资料，并且从中获取利益。但是党政官员们并不是法权意义上的所有者，他们不能将“公有财产”带走或传给后代，因而他们也是最缺乏“所有者意识”而任意浪费财产的所有者。 这种以“官府所有制”的官家经济，有强度榨取民众、建设政绩工程、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等方面的优长，但总体上对现代国民经济有害无益，最终结果是普遍贫困、民不聊生。
这种天理难容的制度，在肆虐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被历史抛弃了。连继承苏共衣钵而致力于复兴共产主义事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也认定，“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 如果说“党国社会主义”是由冒险家列宁及其追随者们依靠暴力强加于亿万斯民和依靠谎言骗人就范；那么，共产主义政权或“党国社会主义”的解体则绝对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之所以说是“历史的选择”，是因为这种体制是经过几十年充分的表现和试验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无情淘汰；之所以说是“人民的选择”，是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党国的宣传将他们说成是“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在他们有机会切实行使“选择”权利的时候，在他们走向实实在在的投票箱的时候，用他们庄严的选票与党国告别。“党国社会主义”这一粗鄙的社会主义赝品，在诱使这么多个民族偏离人类文明的正道而走了一段长长的歧途弯路之后，终于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了。这样一种历史转折，当然令有识之士大喜过望。福山重提“历史的终结”，尽管有择言不慎之嫌，但他从人类政治制度这个大视野对历史作出的宏观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正象福山所说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这一政权类型战胜了中世纪的君王专制政治而将人类历史带进了现代。在二十世纪，这一政权形态受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政治势力的严峻挑战。但是，法西斯主义昙花一现就失败了，共产主义政权在呼风唤雨几十年之后也自行瓦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被证明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佳选择。
二、中共在存亡绝继之秋的出路与抉择
用“土崩瓦解”一词来概括1989-1991年间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风驰电掣般的解体，再也恰当不过了。但是，全球共产主义的崩溃与转型，却是一个拖泥带水的历史过程。整个人类进入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但“后共产主义时代”仍然有共产主义政权残存下来。实际上，全球的共产主义政权在这场“剧变”中的命运可大致分为三类。最大的一类是原苏联及其卫星国，共产主义党国体制迅速解体并向宪政民主转型，尽管转型的顺利程度和成功程度参差不齐；第二类是北朝鲜和古巴，风雨飘摇却面貌依旧；第三类是中国、越南与老挝，在思想上丧魂落魄和政治上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对外开放。
中国、越南、老挝、北朝鲜和古巴这五个共产党政权能够在大风大浪中幸存下来，有其各自特殊的情由，但至少也有两大共性。第一，这些国家在原来的共产主义阵营中最为落后，特别是在政治发展方面。这些国家缺的是民主协商、和解共赢的传统，有的是从白骨堆里爬滚过来的草寇英雄的乖戾血脉，其统治集团为保持政权而随意动用军警镇压民众，宁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其蒙昧、落后和野蛮程度，其不讲人道的“镇压意志”，与当时苏联东欧领导集团不可同日而语。第二，这些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建立，都经历了长期农民革命战争而留下了特别崇拜国家暴力、权威主义人格特别普遍、现代公民意识特别稀缺等落后传统。就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形而言，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能够躲过此劫，其机缘之阴差阳错，令历史学家们叹为观止。1989年波澜壮阔的“北京之春”，发生在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历史大潮到来之前，共产主义政权的转型这种历史任务，尚在人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当共产主义崩溃的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已在“六四风波”及随后的大清洗中损失殆尽，再也未能对党国体制形成有效的挑战。
那么，中共政权作为“后共产主义时代”全球最主要的共产主义政权，将何去何从？应该说，中共政权意外获得的稳定，不仅使中共很多庙堂中人产生了新的幻想，甚至也给西方“中国学”界带来了诸多困惑。近年来西方“中国学”界出现的走势是，赞同中国即将崩溃这一观点的人在减少，赞同中国即将民主化这一观点的人也在减少，而认为中共政权将继续生存下去这一观点的人则在增加。
当前中共政权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晚清一比。当年满清政权从“鸦片战争”时起就已经命若悬丝，但它此后负隅顽抗、苟延残喘，也还拖了半个世纪才被推翻。在苟延残喘的这段时间内，满清政府只是在掌权这一点上决不让步，其它方面都颇具弹性地逐步放开和调适，包括以“洋务运动”来推进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富强，以开办新学校、派遣留学生、允许民间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方式来发展现代文化。满清政府甚至于也沿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改革，可惜它为保守慈禧集团的权力而扼杀了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后来的“立宪运动”也因为不愿削弱最高统治权以及满洲王公贵族的特权而被革命运动所淹没。只要中共统治集团作出与满清保守集团同样的选择，中共政权当然可以重复满清政权的路。中共政权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残酷而有效地摧残民主力量，直到它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表面得“稳定”中逐步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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