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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
（原题）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关于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月 中旬一家美国智库组织的一次中国问题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在这篇发言中，作为对‘改革终结论’的补充和深化，作者又提出了‘改革异化论’，并围绕这个 论点展开了对于中国政治危机的分析。现在，虽然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并未过时。今征得作者同意，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实行改 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当中，相当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机。当然，这个论断，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避免政治危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 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其次，其他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的，比较近的，比如说，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危机。那开始并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危机。事 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危机，最后表现为政治危机，那才真正构成了危机。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判断中 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是我们下面要集中论述的。从这两个限制来看，我们开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确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并 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但是多次出现了其他危机，主要是由于治理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现政权应对这些危机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避 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控制它不会蔓延成为政治危机。
那 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目前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么东西来维持稳定、避免危机？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卷入全球化 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问题、麻烦、乃至危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本质上与这些变化有极 不相容的性质。可是，至少过去十几年来，它大体上应对有方。以前的讨论当中，我从政治吸纳、政治镇压等这些不同方面，分析过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在换一个角 度，试着分析中国当局的政治应对和中国的政治危机相互之间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以前的分析比较集中在学理上讲的那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 这次可能比较注重政治操作的层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较多地着眼整个政治发展，这次则准备就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问题比较聚焦地来讨论。
一．强制与收买：当局维持稳定的两个基本手法
我的粗略的观察是，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政府维持所谓稳定的策略，大体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或者说是四种方法。
第一个方面是强制的（coercive）方法，可以称之为“控制”或者“压制”。从1989年 以后，它越来越依赖党对专制机器的控制。比如，通过对于政法委的强化，党对政法系统的控制比一九八九年之前更严密了。安全部门的作用，现在也比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化了。包括党对宣传部门、文化事业的控制，很多人关注它的‘放开’的一面，但我要强调的是，在这同时，这种控制的强制力增加了。比如 党委或者宣传部门给某个刊物一个禁令，或者是更广泛一些的禁令，那都是很有强制性的。强制的管理在加强，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效能往往是直接的，这应该也是 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利用经济的手段。总体上可以 称之为“收买”。从经济上讲，要想行之有效地运用这个方法，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这是经济手段最重要的保障和最根本的基石。具体地说，即使在总 体经济表现比较亮眼、正面的情况下，资源总还是有限的，那么还必须要制定一个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稳定的战略。他们有这样一个战略。比如说，一九 八九年以前，经济上的好处，主要是在农村，而八九以后呢，主要是城市得到。这个里面，我认为，背后主要是维持政治稳定的考量。就社会群体来看，一九八九年 以前，农民得到了比较多的好处，而八九以后呢，得到好处的主要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甚至是外国人（首先是外国资本家，还有属于外国人 的其他群体）。
随着资源的增长，社会群体受惠的余地就更 大了。余地大了以后，我觉得，江泽民还是按照后一个思路来维持稳定。那就是在后面这些获益的社会群体之中寻找新的、更加明确的政治结盟。扩大到资本家也来 ‘入股’共产党，就是这个思路最为典型的一个体现。总体来说，就是依赖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使党的政权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来吸收更多的人作为小的“持股人 ”进入这个党，和党的利益绑在一起。最近几年，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党员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年的增长幅度，都是几百万，现在党员总数已经有 七千多万。在未来的七、八年内，应该会增长到一亿。假设党员都可以受惠的话（当然一定有一些个案不是这样，这里仅从宏观上来看），以一个家庭三口人计，一 亿的党员受惠就大约等于三亿人受惠。当然，一家人中间可能不止一个党员；反过来呢，也可能还有其他亲戚也跟着受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 计，总之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进入这个党，主要就是得到好处，归根结底是经济好处。这样，党的政权就可能被一个很大的人群所拥有，至少是象征性地来拥有。他 们不再是因为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或者其他什么理想、信念而进入共产党、而拥护现制度；他们就是为了经济好处，这就是被收买成为保持所谓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 胡锦涛上台以后，还想把这个办法扩大到农村。依赖手中的经济资源的增长，继续扩股，试图让农村也享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一九八九年以来，当局对于它所主导的 社会收益分配，有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完全是为了政治稳定。现在稍微调整一些回去，这是明智的。可是，问题是，现有的‘持股者’，是不乐意看到这 种发展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二．专制主义的‘软力量’：从利益收买到灵魂收买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宣传、意识形态的方面。或者用时髦的概念来说，就是“话语”（discourse）的权力、‘软力量’（soft power）， 也包括搞公共关系。这个方面不可小看，它是可以左右社会心理的。这里面，我观察到一个历史的发展脉络。从一九八九年以后来看，首先是靠强制，特别是六四之 后到一九九二年初的一段时间。接下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国家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它的经济收买手段就越来越有效。时间 一长，这种经济上的收买，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心理上的收买。就是说，当你拿到了这个好处以后，逐渐地，你有一个心理内化的过程，把你拿这个好处的这套交易合 理化的过程，你就开始认同这种收买，认同产生这套东西的那个制度安排。这样，本来以为已经破产的那套政府话语，就有了新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基础，这就产 生了新的属于这个政权的那种话语权。中国当局现在很自觉地在利用这一点。知识分子加入了它这个精英联盟之后，也很主动地在这个方面贡献力量。经过这些年， 这个方面他们制造了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民族主义、盛世论、和平崛起、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等等，还有硬件的，比如海外的孔子学院。这些都是“soft power”，不仅在国际上来说是“soft power”，在国内也是“soft power”。这就是说，随着一九八九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国当局所能够运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从一味的强制，发展到了再次有效地建立了话语权力。随着中国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增加，话语权力有了强有力的物资支撑，从利益收买就逐渐发展到灵魂收买了。
三．体制改革的异化：是制度变革，还是维持稳定？
维持现政权、现制度的稳定，它还有第四条办法，那就是体制层面的变革（institutional reform）， 包括行政、法制、和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改革的举措。具体的一些内容，我后面再展开。这里先把这一条也提出来。当然，这四条之外，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些因 素，比如说新技术的出现？我这里没有把它单独地列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多重的效应。比如说，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因特网的发展。它可以帮助社会力量的发 展，有削弱现行体制的效应；但是当局手里有更多的资源和便利来利用它，也可以帮助维持专制政权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如果它对当局有帮助的话，也是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来起作用的。比如说，当局对因特网的控制和利用，是建立在强制力和经济收买这样一些基本手法上面的；当局通过它来扩展自己的话语影响，也 属于我们上面谈到的第三条。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 当中，前三个是比较具有确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功能是什么，这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一定有助于当局维持目前状态的社会稳定。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往往是 相辅相成的。那些实现控制的手段，一定有助于政权的稳定性，而不会相反；而经济资源的增长和对于一定社会阶层的经济收买，也一定是有助于政权的稳定。这些 东西的发展趋向，也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方面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也就是说，强制的力量会被进一步强化，经济资源的占有 也在进一步被强化，话语力量的建立和扩展也在进一步被强化。其次，应该也比较清楚的是，当局强制力的加强，当局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的进一步丰富，当局话语 权力的扩展，都决不会导向当局要改变它的统治方式这样一个方向。而是恰恰相反，在现制度下这些方面越发展，现制度就越没有可能会主动走向变革。对这一点， 也许还有不少人还抱有幻想，以为多少年之后，比如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当局信心十足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转折，中国的民主化就可以自上而 下地启动。我认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wishful thinking, 逻辑上完全说不通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继续作点分析。
可是，这第四个因素，也就是体制变革的因 素，它的价值、后果、前景和趋向，比较来说，都不大确定。就价值和后果来说，体制变革的性质，究竟是维持现在政权的稳定呢，还是它也有可能导致别的方面的 后果？它的趋向和前景，是在持续地深化、发展呢，还是根本无关痛痒、越来越没有实质内容了呢？总的来说，这类体制变革，是在不断地削弱现有制度呢，或者其 实是在强化现有制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回答，差异是很大的。简单地说，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下。第一种，不妨称为‘持续有效论’，就是认为 中国政治层面的改革，包括三层吧，即行政的、法制的和政治的，这个改革是在不断持续进行的，而且是有效地在推动中国的进步。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它有效、持续 也好，不管是当局主动的还是公民社会力量迫使它在这样进行也好，总之，这种看法乐观地认为改革是在持续地进行，尽管可能是缓慢的，基本上有效，尽管有的时 候有些方面的改革的效果不一定那么明显。这样的改革，这样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前景就是渐进、和平地转换到民主化。在这里面，也还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 是着眼领导层、着眼党国的，认为当局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种良性的改革。也许为了权力的问题，这样的改革有时候会有所收缩；因为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 这种改革不是进展得很理想，但是，这种看法认为，当局从长远来讲是认同政治改革的目标的，甚至是认同民主化的目标的，要给他们时间来慢慢推动。另外一种 呢，认为当局也许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不情愿的，但是它为了其他方面的需要，因为内部斗争而为了权力的巩固也好，为了其他什么原因也好，它必须推动经济上 的、法制上的、行政上的这几方面的改革，甚至不得不推动政治上的改革。而这几方面的改革，最终会带来一个当局所没有预期到的政治后果，这个政治后果就是民 主化。总的来说，这两种判断都是认为改革是持续有效的，体制改革可以使中国和平地转变到民主化。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当局是主动还是被动在进行这样的持续 有效的改革。
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 政治改革了，甚至没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改革了。或者说，尽管当局也不是完全没有试图进行一些改革，包括政治层面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效果。这 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形势和性质的判断，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形势和性质的判断，就是‘没有’或者‘无效’‘，与前面谈的那种看法是持正好相反的意见的。这样一个 判断下，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基本的看法就是会出现危机。不过，有人判断危机会随时、马上出现，而且当局无力驾驭，这就是所谓‘崩溃论’。另外的学者 呢，比如裴敏欣，则不是这样比较简单的‘崩溃论’。裴敏欣所讲的，是“停滞论” （stagnation）或者“衰败论 ”（decay）,就 是说这套东西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政治改革的缺位使得这个体制不能够有效地具有应付这种挑战的能力。最后其实也还是要发生危机，不过相对来 说危机来得比较长程一点，很可能是停滞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到来。对于危机到来的后果，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说危机出现以后，因为现行体制的控制力降 低，反而可能使得民主化转型出现机会，可以叫做‘危机转型论‘；另外一种是估计危机会产生混乱并且持续下去，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一般与‘崩溃论’的 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看法，是赞成裴敏欣的观点的。在这个 基础上，我想强调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阐发，看看是不是也可能构成第三种判断。所强调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其实存在这样一个比较有效的但是非常有限的 制度性的变革。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从根本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看，目前不存在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但是，从当局的利益来看，从维护其权力垄断但又要适应新的经 济、社会和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说目前的中共政权完全没有做什么体制层面上的调整。在他那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有政治改革的，特别是有行政层面的改 革。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常常各执一词，有的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有的看法相反。在价值的层面上，我同意说中国目前不存在政治 改革，而且我认为连经济改革也已经死亡了；但是，从实用的层面来讲，当局并不是一味守成、完全没有作为，而是也在挖空心思地动动这里、弄弄那里，要使目前 这个制度、也就是政治权力垄断的制度，更为有效地运转乃至持续下去。这个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但是也不是纯粹的‘停滞‘。也许应该视之为‘异化的改 革’。我们知道，‘异化’的本意，就是事物走到他自己的反面去了。改革本来是为了改变他那个制度，现在这个意义上的‘改革’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他那个 制度，巩固他那一套，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制度下的所谓稳定。
四．‘鸟笼改革’的边界和效用
所以，我说这个体制变革同时具有“有效性 ”和“有限性”。它的有限性，在于这种变革完全是为了巩固现政权、现制度的，此外不可越雷池一步；而它的有效性，也在于它确实也是可以帮助现政权、稳固现 制度的。当然，对于前面第一种看法来说，也就是认为中国改革持续而有效的那种看法来说，它可以认为，这种“有效”和“有限”的变革从长期来讲是可以制度化 的，它可以使得中国在政治改革上也“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找到一个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这就是说，“有效”性逐步积累，终于会压倒“有限”性，从长期来 讲，“有效”性大于“有限”性。这种看法，属于权威主义巩固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这种‘有效性’是对什么东西有 效，高估了‘有效性’的累积效应，低估了‘有限性’的刚性制约。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普遍利益和政权利益视为了一体了，认为 对于巩固政权有效的东西就会对于促进民族利益有效，或者反过来，认为这个政权为了有效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地、不得不逐步向对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有效的 东西靠拢。这种假设，如果不是共产党那一套拿人民利益说事的骗人花招的话，那就是政治上很幼稚的看法。用江泽民批评香港新闻记者的话来说，‘too young, sometimes naïve’ (太年轻，有时太天真)。
接下来我想集中地谈谈这个“有效”和“有 限”的改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改革，带有什么样的含义。我认为，对现行体制来说，它在中国推行任何的一个所谓改革，其实都在试图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 件，就是能够有效改善治理，有效解决它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不管多么有限的效能，总是能够有效地减轻一点问题，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有效地 维持权力的垄断，决不能够使它的权力垄断受到挑战。在这两个之间，那个选择空间是非常狭窄的。我们知道这句老话，所谓“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用我 这里的概念来解读，就是说，不能有效解决治理问题，那就等死罢；而如果不能维持权力垄断，那就是找死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它确实找到了一条路，摆脱了它在 政治上的这个“二律背反”，既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又维持了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但是，这条路，是以政治上没有出路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它只解决了经 济发展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那些负面效应。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条折中的道路呢？当局是不是也正在走这样一条折中道路呢？这样一 条折中道路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它是不是能够走得通呢？
所谓“折中道路”，就是刚才讲的，既能够 解决治理问题，又能够维持权力垄断。那么它就必须在这两个边际之间不断地寻找平衡。回到“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这个说法，就是“半吊子“改革，就 是说，找死也没有找到家，等死也又不完全等死，不断地在试图拉长等（死）的时间，也拉长找（死）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在这样一条钢丝上，在这样一种 拖延的时间上，把现在的政权和制度相当长时间地维持下去。 “长期巩固论”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东西看成可以制度化的来解决问题了，是认为这样的拖延战术就可以给它更大的回旋余地，最后那些问题、困难就拖掉了，最后就 可以解决了，或者说是不了了之，以不了为了之。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政权，确实是在有意识地尝试这样一种战略。
实 行这个战略，我认为，它也有成功的一面。昨天贺卫方教授讲过，那些法制方面的改革，虽然很有限，但是它对法制的品质有一些有效的改善。可是，我们也知道， 在维持一党专制这个方面，却并没有任何松动。包括昨天汪永晨讲的这个环保团体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环保团体也好，其他公民社会性质的团体也好，在他这个 政治框架内，实际上都有两重性质。一个是帮助改善治理品质，解决治理中的一些问题。这既是在帮助这个社会、民族、老百姓，也是在帮助这个政权。因为有这个 效能，所以这个政权是允许他们存在的。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你的这种努力，一旦有可能挑战这个政权的权力垄断，在这一点上它就一定要卡死你的。这个底 线，它是十分清楚的。它就给你这么一点儿空间，让你发挥可以帮助它解决问题的那一面的功能，限制你可能质疑、挑战它权力垄断的这一面的可能。昨天那个有关 水坝建设的听证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个事情对于共产党来讲是不影响一党专制的，你做成功了也不影响一党专政的，反而可以在局部有效地改善制度。这并不 是说它想让你这么做，而是说，社会力量的兴起，逼得它不得不给出一点空间。但它要掌握对于这点空间的边界界定。不是全部卡死你，它现在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 了。但是，你想要从根本上、宏观上解决问题？那也绝对不行。这个刚性框架的制约也好，公民社会团体的本来的活动方式也好，这样都使你努力于局部、个别问题 的改善上；而你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努力，实行这种改善，从客观后果来讲，对这个政权、这种整体的制度框架，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就是说，你帮它发挥了那种不 影响一党专制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治理的功能。当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玩这个游戏。对于行政改革，我认为更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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