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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给维权运动带来了精神和道德力量。基督教的维权给中国的维权运动带来了道德和精神力量，这和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发展的情况基本相同。基督教的这个大众文化运动带给了社会一种新的道德和精神，并且加速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中国的维权活动来看，几乎所有的维权都是围绕着具体利益而发生的，例如土地、房产、各种苛捐杂税等，都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利益。维权者是由于这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参加维权的，他们要求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这些具体的、受损的利益能够得到补偿。但是，在中国唯有基督教的维权，没有这种具体物质利益的需求，他们要求的是信教和传教的自由，也即是信仰和精神的自由。这样，基督教的维权给中国的维权运动带来了一种清新的感觉，也就是他们不要求具体的物质利益，而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需求，是一种信仰的需求。这样的一种现象，给基督徒的维权运动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可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力量，不受引诱，也不被利用，也不怕打压，他们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我在《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中讲过，世界各国的非暴力运动如果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支持，而在中国的维权运动当中，这种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并没有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儒教、传统宗教在维权中几乎看不到身影，他们仍然是统治者所控制的精神和文化力量。只有基督教的思想在维权中展现了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作用。这种精神力量的介入，很有可能成为支持中国维权运动能够持续发展的道德和精神力量。
３、积极参与。由于目前有许多的城市知识分子加入了基督教，因此以城市为主体的基督教组织在维权方面有了更强烈一些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服从政府的基督教的原则，但是又要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各项政治改革当中，尤其是要在推动政府廉洁、自律、治理和社会公正等公共事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作为基督教的组织，不应该介入上述的活动，但是作为基督徒个人，应该要体现上帝所带给社会的各种公正、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积极介入到政府和政治的改革中，要有公共关怀。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由这些城市基督徒所表达出来的积极参与的观念，在城市中逐渐流行，很有可能这样的一种精神会成为基督教影响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21]
４、救世主义。前面讲过，救世主义和文化运动是一种间接的影响民主发展的力量，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当中，他们虽然在扮演着间接影响的作用，可是又起到了直接影响的作用。例如在家庭教会的维权过程当中，表现有非常强烈的复兴中国基督教的救世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基督徒要克服一切人间的困难，将中国带入“上帝的天国”。例如在中国家庭教会特有的《迦南诗歌》当中，感情强烈、而且旋律也非常深沉的进行曲形式的歌曲到处都是，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积极的救世主义的精神。这种强烈的救世主义可以理解为当基督徒面临到迫害的时候要勇敢地挺身而出，而且要用基督教的思想复兴和拯救中国，为此要不怕牺牲、不怕迫害。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所谓的积极就是要用一种进取的救世的精神，主动地将中国从他们认为是一种处在不合理的精神状态和信仰状态之下转入“上帝之光”的笼罩之下，这毫无疑问让人看到的是一种积极的介入精神。这种积极的态度，也会产生一种入世的结果，不然，如何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如何又要担负着世界基督教复兴的根本责任呢？[22]
５、对三自教会的影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在许多地区由于力量的壮大得到了政府的默认，[23]即地方政府不再对一些家庭教会进行迫害，而是承认他们为宗教活动的场所，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场所进行活动。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政府还对他们的活动不理不睬。这些教会组织在事实上得到了自由。他们因此可以在国内进行自由的传教活动，建立社会网络。这样的情况影响了政府管理的三自教会组织，使得一些三自教会的基督徒也想要得到这样的“自由”，因此他们要从政府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得到“宗教自由”。今年在浙江温州乐清白象镇第二教堂出现的选举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在不少地区出现，由此可能形成为一个潮流，影响到政府的宗教控制的管理政策。[24]
所以，从以上的描述来看，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政治，虽然从主体上讲，是一种消极地、不介入的态度，对于民主的发展也是一种间接的影响，但是恰恰在中国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在政府限制宗教自由的情况之下，而引起了一种反对、不满的态度的出现。这样的态度和要求就使得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政治无形之中形成了一定程度介入的态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中国的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有直接影响也不为过，这是一种现实。至于中国政府逐渐转变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以后，这样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是，从现实来看，直接影响应该是存在的。
四、 小结：基督教与中国民主的关系
对于基督教和中国民主的关系，必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加以了解。从总体上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可以独立行为的社会组织；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使得中国出现了前边所讲的一个和全球化文化接轨的大众文化宗教运动。基督教的社会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教育程度、社会资本等方面在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有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而且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的来源，这些方面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推动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来讲都是重要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不仅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在中国民主发展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中国民主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文化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不管基督教本身愿意还是不愿意，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基督教在扮演着一个使社会逐渐强大，并且开始组织化起来的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角色作用的推动之下，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中国民主的发展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之中而加以出现的，社会强大就会要求国家对于社会做出重大的让步，从而推动政治的变革。这种政治的变革既要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也要包括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变化，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要由社会的发展来加以推动，指望国家自身放弃自己的权力或者改革自己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上来看，中国的基督教在扮演着比他们自身所能认识到的大得多的作用。
从世界民主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些国家的政治变革是通过宗教的发展而出现的，也就是说某一种宗教的出现和发展伴随着国家政治变革的出现和发展，这是一种同步的发展，例如韩国和菲律宾的政治变化都和基督教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所谓的宗教变革和发展，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例如早期佛教的发展就曾经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5]其实，对于这样的历史变化用文化来解释可能更为容易一些。文化的变化对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目前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所产生的政治变化在世界各地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价值观的改变、信仰的改变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也同样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视，这个大众文化运动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宗教与政治都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它影响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它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变化。因此不管宗教本身的态度是怎样的，宗教的发展都要对政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样，民主和基督教也不可分离，民主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这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中国的历史也可能在重复着这种现象。
[1] 本文为2009年7月18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当代中国政治治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中国共产党”会议提供的论文。
[2] 这个研究于2008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题目为《大变革的前奏》；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在9月刊出了这个研究报告，题目为《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
[3]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见《背景与分析·特刊》第19期，2008年7月24日，后刊于《解读中国民主》，世界与中国研究所，2009.5.
[4] Robert Woodberry & Timothy Shah, “The Pioneering Protestants”,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P. 119.
[5] Alfred Stepan, “Relidion, Democracy, and the ‘Twin Toleration’”,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9.
[6] 这些论述和下边的论述主要引用自Robert Woodberry和Timothy Shah合写的文章“The Pioneering Protestants, ”见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g 4-9，P. 117－131.以及Timothy Shah的文章“The Bible and Ballot Box: Evangelicals and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South”,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 and Fall 2004.
[7] Peter Berger, “Christianity: The Global Picture”,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6.
[8] Hillel Fradkin, “Epilogue: Does Democracy Need Religion?”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6.
[9]它们是商业文化、学界文化、大众文化和大众化宗教文化运动，前两种是精英文化，后两种是大众文化。见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塞缪尔·亨廷顿和彼得·伯杰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新华出版社，2004，北京，页1－7。
[10] 其实，用一种文化现象的方式来看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能能够更好地理解基督教目前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基督教这个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冲突在所难免。而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如果涉及到政治权力的介入，也就会影响政治，就必然会发生政治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的冲突，在现在的冲突也同样如此。可以看我的《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一文。
[11] 见我的《基督教和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文。
[12] Carol Lee Hamrin, “China’s Protestants-A Mustard Seed for Moral Renewal”,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y 2008.
[13] 许多家庭教会都有这样严格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家庭教会的出版物，刊登了一些教会组织内部道德和信仰的规定，要求教徒在道德方面自律，这些规定有些是非常严格的。例如北京的守望教会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信徒遵守。见守望教会的“教会纪律手册”，以及“河南省基督教家庭教会教条”，《圣山》2008年第4期。
[14]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各种流派的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当时这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所带动和发起的；之后流行文化在中国出现。目前所出现的基督教文化运动是在此之后慢慢出现的。目前如果谈论中国当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话，应该关注基督教所带动的这个大众文化运动所起到的作用，重点我认为是“运动”这两个字。宗教自由所体现的思想自由化可能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核心内容。
[15] 同注12。
[16] 家庭教会对在民工中进行传教非常重视，这是建立基督教传教网络的重要一环，见牧禾，“温州教会民工宣教之探讨”，《麦种》，2009年第1期。
[17] 除了培训农民工之外，家庭教会也有自己的神学院，培训自己的神职人员，也有不少人在海外接受专业培训后回国工作。
[18] 据说这是民政部的统计数字，见范亚峰“异象、圣局与战略”，《圣山》，2009年第1期。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河南的家庭教会。这是一个很小的教会，20多个人组成，成员也不富裕。他们告诉我，在汶川地震中，他们捐款1万元，并由他们的“传道人”亲自带到汶川地震灾区，将捐款直接交到灾民手中。
[19] 最新的案例就是刚刚发生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案件（2009年6月），由于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定进行宗教活动，这个家庭教会组织被地方政府取缔。但是这样的取缔对于家庭教会来讲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们照样进行活动。
[20] 在我访问过的许多家庭教会的人员都是这样认为的。我对这种解释可以理解，但是紧接的问题就是，他们对政府的行为会满意吗？我在河南对一个家庭教会访问的时候，家庭教会的人员告诉我，当地的警察平时对他们不理睬，对他们的宗教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缺钱的时候会把他们抓起来，要200元的罚款，他们不交，就关起来，第二天罚款变50元，交钱就可以回家了。回家以后他们继续进行宗教活动，警察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21] 应该指出，大量的城市知识分子加入到家庭教会以后，尤其是在大城市例如北京，基督教的一些观念在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他们较农村为主体的家庭教会更对现实问题有所关怀。我在《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一文中讲过，基督教能否对中国的社会关心的公共问题进行关怀，是决定基督教和政治关系的关键，同样对这个问题的关怀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民主的发展。其实，这种关怀在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在逐渐增多，有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参考有关家庭教会的出版物，例如参见范亚峰“异象、圣局与战略”一文和刘同书的“天命与世道——家庭教会与政府在新时期的基本关系”一文，见《圣山》杂志，2009年第1期。
[22] 其实现在国际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已经非常清楚，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对世界基督教的命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前边讲过，新教上个世纪在世界发展了十倍，但是从西方国家来看，世俗主义的发展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在某种程度出现了宗教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基督教寄希望于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家庭教会在过去的30年里至少发展了有20-30倍，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基督教人口最大的国家，那又会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作者就曾经谈论过世界基督教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和可能起到的对世界基督教发展重要作用的期待。
[23] 我在《基督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发言中提到，据我的观察，中国许多地方的家庭教会如果人口达到当地人口的7%-10%的时候，政府的态度要发生变化。见李凡著，《解读中国民主》，世界与中国研究所，2009年5月。
[24] 我在2009年2月去乐清白象镇了解过情况。该镇的第二教堂为政府的三自教会组织，但是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提出要学习中国的基层民主，用选举的办法来产生该教会的管理人员，而不能由政府任命。在他们组织的选举中，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员全部落选。但是这个选举结果当地的宗教管理组织宗教局和统战部不予承认，认为选举非法。当举的管理人员在组织这个教堂的宗教活动的时候，原来的管理人员就进行捣乱活动，大放流行歌曲，使得宗教活动无法进行。目前组织这个选举的人员已经被地方政府抓了起来，要进入法律程序。这个事件影响很大。地方的一些教会组织在看这个事件如何解决。其实，这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影响政府的宗教政策的一个案例。这样的案例在全国的一些地方也在出现。这就表明，中国宗教自由化在家庭教会大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只是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家庭教会的发展，而且三自教会也开始要争取自己的自由了。
[25] 其实佛教在４、５世纪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就导致了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将佛教列为“国教”，事实上出现了佛教国家，如北魏。
背景与分析
特刊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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