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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要有人说一些事实

世界上什么最厉害？时间。世界上的事情只要发生了，马上就说不清、道不明，这就是黑泽明电影《罗生门》所要表现的，也是心理学上一再实证的。知道什么是《罗生门》吗？

上山下乡，时间才过去了三十年，有些问题还遗留着或者正在恶化着，曾经经历的和曾经感觉的已经被岁月搓揉、浸泡和洗涤得面目全非。人是何等的健忘以及需要健忘啊！

可以想象，再过三十年，那就更加变得莫名其妙、不知其何了。到时候，一定会形成一个离题万里的共识，于是后人们想当然地把这称为历史。本来极其简单的事情必然复杂得眼花缭乱、百家讲坛。

认真说起来，这个国家其实是没有历史科学的，这里的人从来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有的只是所谓历史学家秉承旨意有意无意篡改后的文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概都是这样变形的，这和这个国家一贯的实用历史观有关，更和主流历史学家的史学观以及如何治史有关。当然，也和专制极权控制下不能秉笔直书有关，秉笔直书是进入不了主流的，也是不可能获得话语权的。

以史为鉴，这话是骗骗人的。这个国家从来都在原地转圈子，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国家几乎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如此，当历史的影像模糊不清时，最好的办法是反省诸己，以己度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诚实地看看自己就明白历史了，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没有什么变化的。

如果不愿意诚实，自己遮遮瞒瞒，把自己夸张变形了，那么历史也就夸张变形了。

关于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这个几乎涉及每家每户几十年的惨痛经历，这个彻底改变了三千万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命运的运动，已经被成功地屏蔽，已经迅速淡出视野，已经成了网络上一个毫无意义的争吵话题，甚至已经成了酒足饭饱以后唱红歌心理释放的一个话筒开关。

必须说一些什么了。当然说了没用。这个国家的事情自然有其独特的大众认识惯性，不知不觉地在国家意志的导向和个人有选择的主观能动下记住一部分，遗忘一部分，修正一部分，ＰＳ一部分，渐渐就会形成铁板一块，结合的键异常坚固，随便怎样也是没法打开、重组和改变的。

只要看一看这里的人从来不会接受历史的循环反复教训，想一想关于历史、科学、常识话题以及热门诸如特异功能、中西医、普世价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左右、爱国、大饥荒、大跃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伊拉克战争、庚子年、五四、四五——甚至公交车让座等等一系列的争论就会明白了：人们永远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接受自己已经接受的。

但是，还是要说一些什么了，总要有人说一些事实的，但求心安吧。

因为只是普及版，只是网络快餐帖子，不是学术论文，所以肯定挂一漏万，谬误百出，希望各位网友补充吧。至于吵架就免了，好不好？

如果想谩骂，朝着镜子去好不好？好一张可爱脸蛋，不要浪费了资源。

二、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始

大概从延安或者更早什么时候开始，拥有生杀大权的革命首领的理论就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割裂开来。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大众结合就成为了革命对于学生、知识分子和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要求。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自有他们的说法，正确与否不去管它，历史不承认对错。

这种结合，一部分的具体实践就是对革命者个体的以身相许，老革命对于女学生热烈的革命行动总是表示非常赞赏和支持，却之不恭便笑纳了，他们一起度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与众不同，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很少独立人格和独立主张的，即使似乎有，也是很少能坚持的，所以还是只好算没有。

这个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宽泛，只要识几个字的人几乎都可以归入这个知识分子的范畴。这些识几个字、读过几本书的知识分子，日积月累地被革命理论熏陶，自己也觉得身为知识分子确实是不对头的，确实在身体结构上或者思想方法上有什么和工农大众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肯定是不革命和不大革命的，必须长期、艰苦地改造之。这就为后来的一系列对于知识分子的玩弄肆虐预留了心理空间。

１９５５年开始，河南、北京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就开始了。他们以为这就是革命，他们肯定知道这是很讨为政者喜欢的。其实在心理上是主动迎合和工农大众结合的革命理论，投石问路。可能是一种自虐取宠，也无法排除有对未来获得回报的预期。

有没有人毫不考虑自己的目的，仅仅是从心底里认为这一切都是生命的必须以及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假设也是有的吧。虽然这很难证明。

这一批人开了一个头，从此，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断断续续没有停止。一直到１９６８年文革后期的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下乡形成最大的高潮。

自１９５５年以降，１９６０年大饥荒以后，政府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一部分城镇居民为了逃避饥荒，率全家下放农村，向粮食靠拢。

１９６１年以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理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每年都有一大批出身于非工农革命家庭的青年先后被迫无路可走，于是去了边疆、农场、农村。

１９６８年文革以后的十余年，则是有数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或农场，还有大批由于备战需要或者“不在城里吃闲饭”为理由而全家下放带下去的小孩子，后来也算是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是在１９７９年底或者１９８０年才慢慢在拨乱反正中停止，将来会不会重启呢？不知道。起码，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掩饰、美化甚至鼓吹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这些义务为执政者的政策开脱、掩饰、美化、鼓吹的人，其中很多都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岂非咄咄怪事。有人说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洗脑了，不是的。切记，任何时候，永远不要低估国人市忠邀宠看眼色行事的能力和无耻，永远不要怀疑国人在强权面前的怯懦和自保，他们灵魂里就知道怎样获得最大的安全保证以及可能获得的利益。

怎样来证明这一点呢？如何来戳穿这批人虚假而坚固的盔甲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并且已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已经今非昔比的新农村去扎根。

请注意，扎根，不是去镀金，是把户口迁到农村去靠两亩地成家立业。当年知青下放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城的希望的。

而且，确实有一些知青从此再也没有回城，如果稀里胡涂再次瞎了眼投胎在这里，至今可能又是一条好汉了。

三、有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数量问题不应该是大问题，逻辑的思辨应该是：社会只要还有一个奴隶，就是奴隶社会。

但是，很多人是特别看重数字的，对于数字的纠缠是一种惯常使用的争论方法，只要数字有所误差，那就成了否定一切的理由。譬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最终就在饿死的人数上纠缠不清，以此来否定人为大饥荒的存在。

但是数字是国家控制的，信息垄断是权力的体现。即使是国家，这种统计一般也是没有或者极不准确的，国家没有理由来做这种统计。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可信的、认真的、准确的统计数字，从来就是一笔胡涂账，一堆乱码符号。看看现在的数字造假就明白了，一样的。

千万不要希望通过解密国家档案来取得什么突破，执政者不会为自己干的不光彩事情留下任何真实的档案，他们又不是傻瓜。而老百姓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大的资源和能力呢？

大体上，上山下乡的知青有这几种吧：

１９５５年开始下放农村的；

１９５５年以后少量的或者是个体的，譬如１９５８年去天津宝坻务农的邢燕子；

１９６０年大饥荒时期随城镇干部、居民下放后没有回城的下放户子女；

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在执行八字方针中因为大学解散、城镇就业困难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农村、农场、和边疆的；这里就有著名的董家耕、侯隽等标兵；

１９６１年以后重提阶级斗争，无法上学、无法就业的剥削阶级子女无路可走而被迫下放农村、农场和新疆建设兵团的；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上海等大城市去边疆建设兵团的，至今还记得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悲惨场面；

１９６８年文革以后下放到农村、农场、林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以及大批回乡知青；还有文革后清理阶级队伍、城镇居民全家下放被带下去的子女，这是数量最大的一次；

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也许是文革中最可怕的一幕，至今被成功屏蔽！

１９６８年以后一直到１９７９年之间下放郊区、农场和回乡的历届中学毕业生。

其中，从１９６８年文革以后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有统计资料说是下放的城镇知识青年是１４００万，这个数字不包括１９６８年以前的，更不包括户口在农村、户口来自农村后来回老家的知识青年，这个数字应该不小于１４００万。

维基百科的数据说是２０００万，这同样不会包括大量回乡知识青年，因为无法统计。

四、什么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

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撕开来看，很简单。

上山下乡是政府意志，动用国家权力、国家舆论和专政工具的压迫，强行褫夺了３０００万人（包括未成年人）居住、学习、就业的基本选择权利。

必须兜底重新定义这种多年来毫不掩饰、赤裸裸的对基本人权的践踏。难道不是吗？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来花言巧语、横生枝节，不要来背官方的政治教科书。

奇怪的是，总是有一些人在无法检验、无法重复的自我感觉上强词夺理，譬如，磨砺了意志、锻炼了精神。无法再现的单个体验从来不是诚实评价一件事情的态度，谁都知道，譬如有个别人自称能通灵，那只是神经有些不对头。

这种磨砺锻炼说，只是为执政者的罪恶寻找开脱，主要是为自己被蹂躏糟蹋的青春找一个可以挽回一点颜面的安慰。当然，也有可能是天生的思辨能力缺失或者认知障碍。

不能因为被海扁数年练就了金钟罩铁布衫就认为遭人拳打脚踢是好事；也不能因为被奸污后生出了一个大胖儿子而致洪福齐天就承认强奸是合理的；更不能因为被人戏弄多年而自我感觉增强了心理承受能力就对戏弄者感激不尽。这种天方夜谭的传奇故事即使可能有，也只是心理错位的个案。

纵然有人因祸得福，也不能说祸就是必要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再说，如何检验你的意志锻炼了什么呢？谁能证明你如果没有经历上山下乡就必然不如现在这般坚强如钢呢？或者顽固如钢？

事实恰恰相反，在非正常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一定有非正常的心理阴影，譬如不太阳光、不太诚实、不太宽容、不太自信，或多或少罢了。

国人大都没有正常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所以他们长大了就很有中国特色。譬如他们忽然没来由地冒出来一句青春无悔。

青春无悔？还在继续拍马屁而已。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聪明的中国人永远不会有这种心理疾患的。不要说什么区区绑架或者劫持了十天半月，就是原来口口声声誓死捍卫一辈子的皇上，只要确实大势所去，也是一夜间就不认账的。不踏上一只脚算是客气的。

总而言之，坚持不说真话，坚持宁左勿右，坚持相信马屁不穿帮，坚持永远朝着强权执政者谄笑鼓掌，这都是几十年中形成的政治生活经验。至今已经进化成为了一种基因，随着生物遗传而遗传下去。不然一旦倒霉了算谁的？不得了的！

不知道是谁率先说出了青春无悔，这话说得真有水平。意思是，这种狗屁青春本来无论如何要悔一悔的，现在一咬牙，俺就是不悔了。否则为什么历朝历代别人不说呢？从古以来每个人都有青春的吧？为什么不说少年无悔、老年无悔？说这种屁话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悔得肠子都青了能重新来过吗？这哪里是悔不悔的事情？唉，一世人生已经玩得差不多了，垂垂老兮，临终说一句真话好不好？

看来还是不能，或者已经积习难改，或者从来就不觉得、不愿意承担社会职责，或者就是由于思考能力的被动或主动缺失，那就不苛求了。

最最要命的是，真话已经没人相信了！

五、阶级斗争学说下的上山下乡

１９６１年，因为一系列荒唐作怪的失败，明确重提阶级斗争，虽然原来也从未停止过。

这些说法和国人文化中怯懦、暴戾的传承一拍即合，于是国家彻底政治化，国家机器成了强大的绞肉机，以执政者和执政者所掌控的军队为保障的国家机器不断制造政治高压，大小政治运动连续不断，遭遇噩运的人不计其数。

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提出百分之九十五这样一个概念，将地、富、反、坏、右（地富，按照胡平的估计，约为２０００万人。土改期间杀了２００万。３０年后，１９７９年被摘帽还存４００多万；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详，毛主席自己曾说，杀了７０万，关押了１２０万，管住了１２０万；坏分子，品种繁多，无法统计；右派，不是原来所公布的５５万右派分子，而是最近披露的３１７８４７０人；还有其它的种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三反分子、胡风集团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作为假想敌，以“反修防修”这一个指向不明的政治理念来替代不择一切手段保住权力的实质，人为把人民撕裂成两个阵营。阶级斗争这把利剑悬在每个人头顶，老百姓个个心惊胆战、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会变成阶级敌人，拖男带女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想想都吓死人。

哪里是什么极少数呢？单以三百万右派分子计，和其有关联的父母、妻子或丈夫、兄弟姐妹、子女，每位株连五人，那就是起码两千万人受到牵连。

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子女就一般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严重的甚至被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

１９６１年以后，作为阶级敌人的子女，在其个人档案中一般会注明“此生不宜录取”。

那么，他们到哪里去呢？到边疆、农场、农村去。虽然官方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脚踩污泥、放眼世界；身居茅屋、胸怀天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身临其境的人都知道，世界、天下和自己完全不搭界，自己只有一种准备，其它无路可走。

注意！１９６６年夏，文革开始，这一批早期的知识青年希望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改变命运，他们认为被迫上山下乡一定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一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自己的迫害，于是纷纷结伴回城闹革命，除了贴大字报、发传单、游行、上访，还有哭诉、卧轨、绝食、自杀，但是后来无功而返。他们这种举动无人理睬，被主流媒体斥之为“闹经济主义”，干扰了斗争大方向。

而１９６８年文革后期大规模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更是造就了诸多惨剧，大批小孩子随家长下放农村，从小就成为了一个准“知识青年”，一世人生才开头啊。

阶级斗争的说法以及所谓扩大化，造成了无数惨绝人寰血淋淋的悲剧，至今尚未尘埃落定。这不是这个帖子所要说的，这个帖子只说和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

六、文革中的中学红卫兵

有一些人大义灭亲，他们对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远远大于制造红卫兵的制度以及红卫兵的红司令。他们难道从来没有去想过，造反派、红卫兵就是他们的祖父辈或父辈；他们的娘老子一般就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除非他们是文革结束后的归侨。

尤其匪夷所思的是，越是对造反派和红卫兵摆出不共戴天姿态的，偏偏越是不肯着一字否定文革，甚至越是赞美讴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发动者、指挥者和领导者。

这些同志的脑筋是很特色、特别以及特殊的，深谙政治三昧，寻常人等实在看不明白。

中学红卫兵说到底当年只是１５岁到１９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政府和国家领袖号召的。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来和十几年接受的教育以及国家权力对抗。这个事情就有这么难以理解吗？看看现在的中学生就明白了。

简单说几个结论吧，对事实尚有兴趣的可以参看《文革ＡＢＣ》。

红卫兵是谁？答：造反派中的大、中学生。

造反派是谁？答：所有成年或少年中国人。有人会问，那被打倒的走资派呢？那是没有轮到他们来打倒别人，否则还要造反得厉害。譬如那位国家主席开始也是很起劲的，直到最后不知道有没有弄明白自己何以成了这次革命的对象，有没有搞错？

红卫兵为什么是红卫兵？答：十几年来学校和老师教导的，执政者一贯号召并且至今依然一成不变地在号召的，大小所谓当权派一直身体力行并且至今依然装着在身体力行的，国家掌控所有舆论工具宣传多年并且至今依然在唆使的，国家一切暴力机器一贯支持而且是决不允许反对的。

所以，很奇怪的是，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对中学生红卫兵的报应，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纯属活该。这是很奇怪的思维，说明人的思维在长期的信息单边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可以扭曲、错位、吊诡到何等地步。

稍稍动动脑子好不好？好好的放著书不读、课不上，忽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世界上哪来这种随心所欲的事情？大、中学生为什么要造反？大、中学生为什么可以造反？大、中学生凭什么造反？大、中学生又是造的什么反？你现在来造一次反试试好不好？

有人就是不愿意去想，对一、两代青年学生毫不负责的利用、戏弄和耽误，才正是对全体国人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报应。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这是不得不做的事，不得不犯的错。斩钉截铁问一声，面对那些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曾经参与文革的孩子，谁有权利掷石头？

为什么不得不做，不得不犯？因为这些孩子也是国人，具有国人数千年来的一切心理和行为特征，不能，也不可能有其它忽然不同于前人的独立思考和叛逆举动。如果有了呢？那就白白把一条小命送了。“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是说。

权倾一时、手握重兵的朝廷大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打江山的功臣；资深的革命知识分子、权威专家，一个个俯首帖耳、战兢觳觫、伏地便拜、束手就擒，难道小孩子倒忽然要有政治勇气跳出来抗旨反潮流？

不巧身处文革时期的学生，如果不比现在的学生好，起码也不会比现在的学生不好。可能总的来说还要好一点，因为时间又过去了四十年，又是江河日下窒息四十年了。

为什么有人始终坚持，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必须由无能为力的孩子来承担罪责；为什么有人始终宣传，造反派只是一部分丑陋的坏人；为什么有人始终不愿意承认，文革是全体国人价值体系、怯懦卑劣暴戾本性的大爆发；为什么至今不能光明正大、正本清源地回顾反思文革，而文革的发起者却依然是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舵手，而得以发起文革的权力框架和政治体制依旧如故。而且，文革又何尝已经结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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