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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些同志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总算是独立了，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这一点也需要作分析。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起来、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1945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我们在国际法律上得到承认，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要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应该是1945年，而不是1949年。那么49年的建国是怎么回事？49年的建国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我们把国民党说成是美国的走狗，把共产党说成民族的代表。其实，如果以一个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些问题，有些东西是带有很大的党派偏见的。蒋介石骂我们共匪，我们就骂他蒋匪，不就这么回事吗? 任何政治派别，任何取得政权和没有取得政权的政治派别，在它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各种国际联系，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你如果要用骂人的话来讲，有人骂我们也骂得很难听，说你们取得什么民族独立啊?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我们把党派偏见的一些语言，冷静下来进行思索，很多问题会就看得更客观一些。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后来中苏两党、两国闹翻了，毛泽东也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那是后话。
说了这一大堆，是想阐明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对时代的判断要有新尺度、新标准。现在已经是21世纪。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民主、宪政、人权，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的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它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由于各种原因，路径选择错了，结果一错全错，“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解决不了“五个一般”，而是背离了它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纪念耀邦，想了许多，才讲了这么一番冒昧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
（2009年3月，北京）
附录：
张博树：厚泽先生留给中国的精神财富
厚泽先生走了。他走的是这样突然。来台北前我和朋友相约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厚泽老，虽然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但老人家精神尚好，还当着我们的面下地走了几步，坚持坐在椅子上打吊针。再往前推几个月，我们还曾一同去京郊一个健身场所游泳、谈天，知我不善水性，厚泽老还嘱我不要勉强。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如今斯人已去，我们在深切缅怀故人的同时，自然应当思考厚泽先生留给了这个世界什么，留给了中国什么。
朱厚泽是人所共知的前中宣部部长、贵州省委书记，以倡导宽松、宽厚、宽容闻名，人称“三宽”部长。厚泽先生还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与李锐、胡绩伟等党内民主派老人一起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在我看来，就对现存体制的反省、对未来中国宪政改革之路的认知而言，厚泽先生是党内主张改革的人士中走的最远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问题的反思是深刻的，对党国体制症结的认识是彻底的，对未来中国应该走什么路，认知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
去年纪念耀邦逝世20周年，几位朋友发起编纂《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就得到厚泽先生的大力支持，或者，更准确地说，厚泽先生本来就是这个项目的策划者之一。厚泽先生不仅全程参与了这本书的主题设计、作者遴选与邀请，而且自己也提供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面改革的宣言书”，讨论、挖掘耀邦当年的全面改革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厚泽先生还结合20年来中国社会演变的现实，深刻阐述了未来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篇文章指出：“我们对时代的判断要有新尺度、新标准。现在已经是21世纪。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民主、宪政、人权，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由于厚泽先生的慎思、严谨，对自己的稿子总觉得不满意，这篇文章最终没能放进《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发表。现在想来，是一件憾事。作为这本书的主编，也作为厚泽先生的晚辈、同道，我想在厚泽先生逝世之际公布这份文献，是适时的，也是应该的，它是厚泽先生留给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样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所思所想，了解一个党内改革者的认知和博大的情怀。
（2010年5月9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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