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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预测，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胡锦涛的权力。当然，如果胡锦涛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
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确相当紧张，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者拥"财"自重的地方诸侯，也的确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形迹，但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却眼明手快的江泽民、朱熔基所化解。朱熔基用几近一对一的谈判方式搞掂的分税制，虽然阻力甚大，但却总算暂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不仅粗糙，而且有诸多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制度。除此之外，将强势地方的领导人以一种不成文的党内惯例纳入政治局的决策过程，也大大减少了地方领导人与中央的冲突。让姜春云、谢非等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官升一级，虽然有调虎离山的权谋考虑，但也的确在实质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也因此，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其实，即便没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联想，在军队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兵一方，挑战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无饷可发，军队的整体性被瓦解。而考诸胡锦涛时代，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省委书记一级的封将大吏几乎完全为外省人担任，像1990年代谢非、姜春运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期坐镇原籍的地方诸侯在中国已经绝迹，加之换岗频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实力逐渐座大的可能。这种换岗显然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汉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为君守的规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经常与地方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势的一方，甚至是邪恶的代名词。不管这种文化是好是坏，但时势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对抗中央。以上诸种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决定了，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很难遭到所谓地方实力派的挑战。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过军队、警察、财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年，胡温在中国大搞宏观调控，其力度、手段与朱（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观调控并无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对声浪却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决心已经大不如前。形势如此，地方领导就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们冒充诸侯，打肿脸充胖子了。如果读者更加仔细一点就应该发现，以前在中国不时响起的"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支持中央权威"这一类宣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消失多年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地方作为一种挑战中央的实力派系，可能已经暂时退出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胡锦涛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胡锦涛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胡锦涛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江泽民是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1911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胡锦涛的身上。如无意外，胡锦涛的任期将在2012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2011年，胡锦涛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这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前面说过，胡锦涛在1992年刚刚50岁的时候就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纵观十六大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却找不到一位50岁的"年轻人"，这意味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被政治局集体认可的王储（下一届核心）出现。这个关键的空缺说明，江泽民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江泽民好歹是个核心，而胡锦涛却仅仅是个总书记。这从中共正式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胡锦涛这个核心，比江泽民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心，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有心，也无力就做到这点了。威权加速递减，乃是现代社会不移之趋势，又岂是个人之力所能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模式是为邓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江泽民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胡锦涛，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
中共十七大届满之时，按照年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将与胡锦涛一起退休。既然胡锦涛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那么胡锦涛的继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规则产生。依目前中共党内强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个新的规则一定是带有某种民主性质的选举或者协商方式。说穿了，所谓民主一定是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产生的。党内民主一开，社会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风起云涌了。如何在党内民主开始的时候，保持秩序将是胡锦涛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所谓弱主，就是打破惯例、创设新制的能力较弱，但诡谲的是，胡锦涛这个弱主必须在其任期之内完成这个新制度的创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对此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不少人观察到，胡锦涛上台之初，也大谈了几天宪法、党内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述职之类）。但诚如我们所私下推测的那样，胡锦涛的这个民主试验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下文了。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江泽民上台之初也大谈过一阵"民主集中制"的同样情形。不管胡锦涛是真心推动党内民主，还是为了在党内党外赢得民意而做秀，党内民主都将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着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胡锦涛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胡锦涛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共产党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胡锦涛党内民主的虚伪性，结果不出所料，胡锦涛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胡锦涛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党内民主好说不好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胡锦涛一笔重要的负资产。从现在的迹象看，胡锦涛已经视此为畏途。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共产党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么大的风险，胡锦涛都应该顺势而为，并将这个"势"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贻误时机，让其他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借势。与顺势而为的风险相比，逆市操作的风险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论，胡锦涛时代可能正是中国最高权力接近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规则性更替的关键过渡阶段。
如果不出现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经济崩溃、民族战争、金融危机等等）打击，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将很难受到有效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枢纽的中共政治局也将在"保证不翻船"的底线上保持团结。邓小平如果能够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暂时不必为"中央自己出问题"而担忧了。因为，胡锦涛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政治局，而是来自于中南海之外。
四、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三种力量的博弈。即领袖层、官僚集团以及民众之间的博弈。我们所说的领袖层，就是集中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经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员。以这种标准计，中国领袖层人数充其量不超过百十人。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通过合法权力执行领袖层决策的党、政、军、企中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所构成的集团。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财富欲望）远远大于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宽泛一点定义，我们可以将那些1990年代之后逐渐被赎买的知识及企业精英所构成的准官僚阶层纳入其中--这些人和官僚精英一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精英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所说的民众，则是指被权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中所潜藏的破坏能量相当警惕。虽然有农村改革、西单民主墙时期与民众的短暂蜜月，但这种蜜月很快就烟消云散。及至1989年那一场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的警惕更是上升为一种畏惧。共产党靠民众起家，当然不能明说他们并不信任民众，但在背地里，这却变成了一种支配着中国领袖层行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改革之后一度被中国领袖层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之后被列入了"靠不住"的行列。虽然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被逐渐赎买，但其中经历相当长一段的冷冻时期。逼手逼脚之下，中国领袖层将其意志全部托付给了中国官僚集团。反过来说就是，官僚集团变成了中国领袖层可以实现其意志的惟一工具（注意：是惟一）。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类似于现代公司中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委托xx关系。如果我们将中国看成一个巨型企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将中国改革政治中的几个参与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国领袖层是老板、官僚集团就是经理层，而民众则是员工兼股东。这个抽象模型虽然挂一漏万，但却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年之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领袖层的施政目标被逐渐窄化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蜕化成GDP的增长，而受托实现这一目标的的经理人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中国官僚集团受托发动、组织、维持经济增长。
在老板（中国的领袖层）的逻辑中，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中国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经济增长的福利就能够自动惠及所有员工和股东（民众）。所以，只要作为经理人的官僚集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个目标，那么官僚集团就是胜任的。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从这个利润中多贪污一点，多收得一些不义之财，也是小节，不足挂齿。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领袖层一向是懂得这种驾驭之术的。这是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大老板（中国领袖层）与经理人（中国官僚集团）之间一直延续的一种默契。凭借这种默契，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不过，官僚集团显然是不仅仅满足于做最高领袖层的xx人的，它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这种xx权力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89年之后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中国官僚集团对xx业务日益"精湛"，他们与老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渐加大，老板（中国领袖层）因而也对经理层（中国官僚集团）越来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后，1992年狂飙突进的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逐渐衰退，中国这个巨型企业制造利润（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开始不断减弱。但不幸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官僚集团经理层在xx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断膨胀。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不仅要将利润（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甚至还要将属于股东和员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本来就已经相当可怜的份额据为己有。如此一来，中国政治在前改革时代的仍然可以勉强维系的局面就开始破裂了。
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的买办化。基层官僚权小责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资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权力和财富），就必须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剥夺最底层的民众。这是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在征地过程中雇佣300名黑社会成员，造成六名农民死亡、数十农民受伤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画了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逐渐黑社会化的特点。在中国基层，定州绝非孤例。与基层官僚集团相比，中国省市一级主要盘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集团则有逐渐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团的明显趋势。在中国黑龙江（田凤山案件）、辽宁（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级干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这种趋势的直接证明。这种分利集团虽然较少直接诉诸暴力，但他们毫无遮拦的利益最大化对民众福利的吞噬能力则远为剧烈。在最上一层，中国官僚集团则有与全球化力量合谋，进行跨国寻租，从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趋势。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传统的寻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对旧有政治结构的嵌入甚至主动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创建新的寻租结构。这个过程虽然相当复杂而且总是掩盖在种种现代金融技巧之后，但其本质无非是将本来属于民众的福利拱手外献，并从中赚取xx费用。这与中、低级官僚集团挤压民众福利的作用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寻租的难以识别，他们甚至比中低级官僚的掠夺更为剧烈。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现象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与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恶性扩张同步发生的，是老板（中国领袖层）要求经理层（官僚集团）上缴的份额也逐渐开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于今，中国政府税收直线飙升就是这个最大化的形象说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袖层为了维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刚性投入（这关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经济增长红利中所索取的份额也水涨船高。这两个刚性的最大化叠加、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作为员工、股东的中国民众的福利被压缩在极限甚至出现绝对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工资增长。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相当规模的人群中出现了明显的福利倒退。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福利本来就被设置在相当低的水准之上，倒霉的是，他们不仅碰到了一个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还碰上了一批贪婪无良的经理，两相夹击之下，难怪许多股东、员工要在生死线上浮沉了。
虽然中国领袖层并非民选，在法理上也无需对民众负责，但他们仍然对民众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隐性责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众民不聊生，衣食难周。就像你不能搞得股东或者员工血本无归，颗粒不收一样。因为到这个时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换句话说，老板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就会成为问题。这一点，在中国领袖层在那里叫做，稳定，或曰：注意人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我们深刻见证了中国人顺民的一面，但顺民与暴民只是一体两面，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中国顺民是不是有这种性格我们不得而知。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以现代食物技术之发达，信息技术之先进，将部分中国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并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农村以及偏僻城镇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暴烈的骚乱，不由得让我们对上述信条在中国的适用性颇感疑惑。我们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怎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愤怒？我们疑惑，中国的官僚xx们究竟已将人们剥夺到了什么程度？
对官僚集团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夺，中国的老板们多少是知情的。从逻辑上说，作为授权者的领袖层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官僚集团的权力，但是由于官僚集团是惟一的执行者，除此之外，别无分店，所以中国的领袖层在实际上几乎无法行使那种理论上的解雇权力。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之后几乎不再有人能够以个人威权震慑和约束官僚集团，而领袖层鉴于对民众力量的畏惧，又无法通过民众以合法的方式来监督、约束官僚集团。正是参透了这一点，中国官僚集团才可以有恃无恐，一边受托，一边打劫，巧取豪夺几乎达到明火执仗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官僚集团在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一种实践中的必然。这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显然，这是典型的委托xx问题在中国改革政治中的一次再现。
2005年12月6日，在中国广东的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武器射杀抗议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1989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是中国的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在剥夺日深的当代中国，出现汕尾事件，丝毫都不让人惊奇，但作为一个检验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却是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汕尾事件发生后，中国领袖层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迅速严惩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愤和国际舆论；另外一种则是装聋作哑，让事件自然平息。后一种处理方法，显然是对官僚阶层胡作非为的一种间接鼓励，其后果是刺激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前一种办法，则无异于自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团对领袖层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向心力。更加重要的是，在汕尾这种具有特殊标签意义的事件中表态支持民众，惩罚官员，有可能形成一种领袖层支持社会自发动员的印象，这是中国领袖层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显然，胡锦涛及其同事面临着一种两难--一种胡锦涛时代中国领袖层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两难。不过，再难也要选择。不出意料，中国领袖层选择了难堪的沉默，而惩罚凶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当初，胡锦涛处理张文康及孟学农时是何等的雷厉风行，霹雳手段。但为什么时间过了不到两年，胡锦涛却变得如此畏手畏脚，进退失据？答案是，时机不同、性质不同。在北京，胡锦涛面对的是两个孤立的高级官员，恰好可以打虎树威，而在汕尾，胡锦涛面对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则必须投鼠忌器。汕尾事件与北京SARS在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触发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后者不会有这种担心。这就是中国领袖层态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判若两人的谜底所在。同样的心理，在稍早之前发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2005年7月，广东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村主任，但最后遭到地方当局的阉割。我们注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代表中国领袖层意志的中国《人民日报》在2005年9月16日曾经发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该文说"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 然而，几乎在转瞬之间，中国领袖层就立即从这个立场上撤退，转而对地方当局的黑社会行为不闻不问。这种转变凸现了中国领袖层在民众与官僚集团之间进退维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一个县级甚至村级官僚集团，在击溃不满民众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政治局。这不啻于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官僚集团正在彻底瘫痪领袖们的意志，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已经全线崩溃。一个看上去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在背地里却是如此虚弱，虽然不合常理，但却是中国政治的真实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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