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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1927年国民党搞清党，大家知道国民党的清党文件是怎么写的吗？要清谁呢？首先是清共产党了，这点没有问题。这个文件说清党要清两种人，第一种当然是清异党，所谓异党就是共产党。第二，清党要清混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当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清党主要就是清共产党，清土豪劣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尽管只是说说而已，也应该承认至少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其实跟共产党还是很接近的。而这个.乡村建设派.，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他们认为乡村是地方自治。大家知道1949年以前的乡村建设，现在很多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可是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了很多乡村建设，主要是依靠乡绅。而乡绅自治不要说共产党不许可，国民党也是不许可的。因为国共两党都是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从来都是主张强龙要压倒地头蛇的，而乡绅就是地头蛇，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乡村建设派搞的那些事情，最后都被国民党给搞掉了，共产党当然更是不能容忍。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党，国民党内对土改问题也不是一致的。国民党内有土改激进派，也有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内的土改最激进的流派就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代表的CC系。可是大家知道，在国民党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土改问题上越是激进的流派，越不会因为它在土改问题上的激进就对共产党友好。恰恰相反，国民党内的土改激进派通常就是反共极端派，在土改问题上越激进，他们就越反共。在国民党内最早主张用极端手段对付共产党的就是CC系，最早对付共产党的特工组织，中统就是他们建立的，军统都是后来才有的。其实我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土改激进派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派，中央集权派一般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派，越激进就越容不得异党，就越要排斥异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真正要说1949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分裂说透了也很简单，根本就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当时在土改这个问题上，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有非常激进的土改派。但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也有根本就不认为应该搞土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最基本的就是1949年时候的中国，赞成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赞成一党专政的就站在国民党的旗下，当时共产党是打民主旗号的，是打多党制旗号的。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还说过他讲的民主不是指的苏联式的民主，而是指的美国式的民主，说苏联式民主虽然也很好，但是太高了，我们还够不着，我们要的就是美国式的民主，而且他说美国最好是多多干涉中国的内政，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实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甚至还发表过一篇社论，.希望每一个在华美军士兵都成为民主的宣传员.，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言论。
当时真正的分歧就在这儿，为什么梁漱溟先生这些对土改不感兴趣的人会拥护共产党呢？当然他徘徊了一段，最后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一党专政不满。为什么CC系尽管支持土改，而且主张在土改问题上跟共产党竞赛，但是还是极端反共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赞成一党专政的，当时中国的分歧就是在这儿。至于中共掌权了以后，好像忽然间就认为这个民主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这个变化并不是始于1949年，就国家权益而言，大家知道1928年国民党说他们要搞一种新外交，就叫.革命外交.，国民党经常把革命挂在嘴边，说这个外交就是要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尽管这个外交只有短短的几年，因为抗战以后情况就改变了，革命外交就变成了战时外交了。但是在这几年之内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跟几个主要列强，首先是美国，都签订了契约，基本上把在华的经济特权给取消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关制度。这一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海关制度，无论是工业化还是政府的财政都不可能有基础。大家知道在抗战前，国民党的中央财政，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不靠从农民那里取得的，田赋当时是不列入中央财政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关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央财政。当时田赋是作为省级财政收入的，抗战以后才变化。
大家知道在抗战以后，平心而论，虽然中国抗战的军事表现无足称道，经常打败仗，但是中国的坚决抵抗，没有投降，还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且交战双方当时都标榜要跟中国友好。当然了，日本方面所谓标榜友好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谓友好的对象是伪政府，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形式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交回了租界。英美当然也是，都争前恐后的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放弃租界。而且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中国当时实际力量并不强，但是在一些列强的支持下，当然这些列强也有自己的考虑，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安理会五强，五个常任理事国，那是1944年就定下来了。而且在这之前几次列强会议中，包括华盛顿会议，开罗会议，都把中国作为几巨头之一请过去。我们现在讲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大家知道德国、日本经济上都很强，但是他们一直进不了，中国之所以能进去，就是在1944年那次机遇。
仅仅从领土上来讲，1945年以后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收回了很多周边地区的领土。其中很典型的就是收回了中缅边界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不在法理上，但是事实上这些土地当时是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的。而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国有资产，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带给我们的。苏联出兵，他的要价是很高的，要夺回沙俄全部的在华权益，其中就包括我前面讲的旅顺、大连，那个时候都是苏联的殖民地，包括中东铁路，包括新疆很多苏联的矿山。但是这些东西1949年以后我们也没有收回，直到1954年才收回。1949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领土没有收回，比如香港、澳门，一直到邓小平时代，甚至是江泽民时代才收回。
那么在1945年形成的这个格局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新疆问题。去年新疆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东突成为了大家议论很多的话题。可能有些人知道，东突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就是由苏联人支持的所谓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至少在我国的官方历史上仍然是得到的正面的歌颂，新疆至今还有三区革命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但是三区革命正式的诉求就是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东突，这个东突是苏联支持的。1944年苏联支持这些人在三区发动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进攻，而且一开始就锐不可当。因为三区民族军的装备之精良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骑兵，这一切都来自苏联。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共产党人，但不是中共，而是当时的联共(布)，这些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都是联共(布)的党员。不少参加三区革命的还有当时的统战对象，就是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这两股势力联手在那里搞疆独。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1949年这个政权更迭对保住新疆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苏联跟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是不好的，国民党统治中国，他们就要把新疆分离出去，而共产党统治了中国，跟苏联是兄弟党，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新疆就保住了。后来三区革命的这些人都承认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在1949年的时候一次飞机失事全部死掉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是戏剧性的，跟最近波兰那次差不多，我就不想涉及这个问题了。但是剩下的一些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最有名的就是赛福鼎先生。
以前一直有些人说1949年这次变革对于保住新疆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发生这个变革，那么苏联就会把新疆给分离出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是没有力量阻止苏联人这样做的。可是这个说法最近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材料已经证明，苏联改变主意不再追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并不是1949年的事情，甚至也不是1947年的事情，这个转变发生在1946年年底。这个三区民族军很厉害，他们席卷了半个新疆，但是打到乌鲁木齐郊区，就是玛纳斯河边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如果他们不停住，那整个新疆他们都能拿下来。为什么停住呢？据说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发现他对三区革命的控制能力有限，三区革命的泛伊斯兰势力比他想像的要厉害得多，斯大林就很担心，一旦这个东突独立成为事实，很可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是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对苏联的中亚各个共和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连锁反应，搞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很快就改变了政策，不再支持东突，而且要求三区政府跟国民党谈判，要求承认中国的主权，在中国的版图内实现自治，当然这个实现自治是以满足苏联的权益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三区问题上，1949年这场更迭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没有这场更迭，苏联也不会把新疆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对他们也不见得是有利的。而有了这场更迭，我们知道三区革命后遗症一直是很严重的，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些老区，1949年以后一直到1960年伊塔事件之前，苏联的影响非常严重，三区的继承政权，甚至包括新疆军区很多高层都是苏联代理，比如当时南疆军区的副司令伊敏诺夫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然他是新疆俄罗斯族的。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一直到了伊塔事件，1960年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人在三区的老区闹事，后来不行了，他们就跑到了苏联。我们说是6万人，他们说是10几万人，基本上这些势力在伊塔事变之后都走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真正摆脱了三区革命事件的后遗症。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三区革命正式的说法上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其实这就是东突的前身，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知道除了三区以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前几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帖子，这些帖子其实带有亲国民党的色彩，说国民党时代中国的版图有多大，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签订了很多条约，结果割让了很多领土，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大概在两年以前，很多重要的网站上都出现了强大的反驳的舆论，有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我觉得这些文章大概都是有背景的，不像一般网民写的，因为引用的材料很多，而且有很多内部材料。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划的边界其实都是画饼充饥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控制这些地方，因此1949年以后签订的那些只不过就是承认了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损害中国的权益。这个说法我觉得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的确国民党的中国地图并不反映现实，比如台湾的中国地图到现在还把外蒙列成中华民国的领土，大家知道这个外蒙从20年代开始就不归中国政府管理了。但是我要说，并不完全如此！就云南而言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时期云南的地图是这样画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画法，(画图)，和现在的边界相比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是中国实际控制的地方吗？应该说在抗战以前不是，抗战以前中国的确是不能控制这些地方的。
但是抗战以后，中国一度控制了这些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远征军的活动，远征军占领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地亲中国的地方势力，包括汉族土司。汉族土司在抗战一开始就宣布归附重庆政府，当时就被国民党任为少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国军的军官，地方基本上就纳入了管辖范围之内。由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抗战后这些地方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至少是在中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网上这篇文章就说这完全是胡扯，说中国根本没有控制过这些地方，因此中国没有放弃一寸领土。他引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现在不想引用那些，我只想引《人民日报》，你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1957年周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解中缅边界问题上讲，他说缅甸要求我们从1941年线以外地区撤兵，我们当时控制了这片地方，为什么说是控制了呢？因为1952年我们追缴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那片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之前，这片地方是国民党占的，不是缅甸人占的，所以解放军1952年为了打国民党也进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缅甸要求我们撤退，我们就同意了，我们政府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这可是白纸黑字，而且不是什么秘密文献，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你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放弃领土呢？当时这个裁军最终在1956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从缅甸那里取得了一个象征的让步，就是我们要求保有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村子。为什么要保有这三个村子呢？清末民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当时一帮英国人跑到片马，结果引起了全中国的舆论哗然，因此片马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名词。当时中国政府就说不让他拿回这片地方，可是这块地方仅仅限于片马三村，这三个村子加在一起也不过是10多平方公里。而这一片在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有4万多平方公里。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边界上的一个小角，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说只要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其他都让给你了，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解决了这个中缅谈判。
大家知道实际上缅甸政府是很弱的政府，直到目前它对中缅边界缅方一侧的土地控制能力仍然是很弱的，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地方势力的手中，而且这些地方势力往往是亲中国的，包括去年的果敢地区。这些地方即使割给的缅甸，缅甸政府仍然控制不了，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我们出动军队把国民党军队赶走，把这片地方交还给缅甸。关于一点，我们2007年采访过退休的当时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他当时是中缅边界谈判时代的中方秘书组组长，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1952年搞边防的时候，那个时候密**那片地方是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驻扎，他说缅甸官方几乎没有控制边境的能力，控制边境的其实是国民党。后来我们要出让这片领土就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当地的土司不干，姓杨的土司亲国民党，其实就是果敢的土司，第二就是那里由国民党军队驻扎。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据缅方的要求，我们出兵把残军赶出20公里，把蒋军总部赶到澜沧江边，把这片地方腾出来交给缅甸。
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现在跟国民党画的地图不同，就说那是我们丢掉的国土，当然不能这样讲！但实事求是的讲，的确有一部分领土是1949年以后丢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国家主权的恢复，或者说国家权益的恢复，1949年以后的确有进展，这应该承认。道理很简单，不管哪一个党执政，1949年以后起码国家是一个革命统一的局面，比起之前战乱的局面，多少说话的力量要大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对中国国家权益的恢复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这个正面作用在1949年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出来，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这个是当时三区革命的时候，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发行的货币，邮票，他们的帽子。当年的东突符号现在也在用，这个东西是有继承性的。
我这里讲的是所谓半殖民地的问题，就反封建而言，关于租佃关系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租佃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更多的人说租佃关系也不能叫封建。我不想涉及这种问题，我只是说即使我们要消除租佃关系，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只是在土改完成的。现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人，很多人都指出这个租佃关系的消退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地权集中的程度在民国时期20年中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了。也就是说，民国这20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土改，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土地一直是在分散。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书，但那是一家之言，我只讲其他人的，这个郭德宏先生应该说也是一个主流学者，他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前任主任，现在已经离休了，是个老同志。根据他的说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土地关系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就是地权是分散的，第二，尤其是他所说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也就是地主土地中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因为地主的土地不完全是出租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有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的。用于出租的那一部分减少的更厉害，以至于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这个自然的过程，在40年代晚期，中国土地分配的系数已经相当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和一些公认为是通过土改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在土改以后的地权分配的平均系数相当。
比如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也搞过土改，而且公认是搞得很成功的，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取消了地主租佃制。但即使这样，1960年台湾的地权分配平均系数仍然达到0.4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那么中国有些地区在40年代晚期已经低于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如果仅仅说反封建，有一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土改以前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土改以后他们才有了土地。
确切的讲，土改以前中国大部分农民是有土地的，通过土改，农民手中的土地增加了一些，有的增加了10%，有的增加了20%左右，但是农民土改以后拥有的土地主体是他们在土改以前就有的，土改以后是增加了，但并不是本质性的。
我们再看国有化问题。我们都把1949年以后的国有化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工业真正的国有化，很基础的步骤其实是在1949年以前就出现了。抗战以前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权益上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是外国资本，有一些是中国的企业，当时共产党叫作民族资本。而国家资本当时占的比重很低，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抗战之后这个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是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第二是战争期间的影响，英美的资本都跑掉了，很多民营资本被毁灭了，更重要的是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把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都国有化了。大家知道当时在沦陷区民营资本免不了要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因为你在沦陷区跟西方是没有联系的。但是你只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资企业做生意，国民党接管之后就说这部分是逆产。国民党当时接受的两部分财产，一部分是敌产，所谓敌产就是日本人的财产，还有一部分是逆产，所谓逆产就是指当时留在沦陷区的民营企业，把这部分企业都给国有化了。当时共产党对这种做法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说这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摧残民族资本，而且借用了一句民间的话，把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劫收.。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个.劫收.，中国的工业最大的部分已经变成国有，国有的成分已经超过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
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中联办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位是亲左派朋友，也是我的清华同事崔之元先生。崔之元先生被人们称作.毛派.，他对改革以前的评价很高。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不是为毛泽东说话，而是为国民党说话。他说以前我们把国民党的国有资产叫作官僚资本，这是不对的。以前我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霸占了这些财产，其实不是的。据他所知，蒋、宋、陈这三家都很清廉，并没有从中捞什么东西。孔祥熙是个坏蛋，很腐败，但是这并不是主流。他说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很理解，崔先生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为了证明国进民退是有根据的，而且中国只要是为了强大，所有的执政者都搞，不光是共产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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