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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反应，我说没有人说我是左派，但是我今天要为共产党辩护。当时的共产党老实说对国有企业骂得是最厉害的，当时的共产党把国民党的企业，把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不叫国有企业，叫官僚资本，而且说这是三座大山之一。当时中共把中国的民营资本捧得很高，叫作民族资本。我很纳闷，这个词该怎么翻译成英文？民族资本如果翻译成英文，照我看应该是NationalCapital，这个词在英语中怎么听都像是国有资本，但是在共产党的用语中，当时特指的是私人资本。荣德生、刘鸿生、卢作孚，这些人是民族资本，但是资源委员会不是，资源委员会是官僚资本，他们在摧残民族资本。大概在同时，中国的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保育钧先生，他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工商联的副主席。他说我们改革开放搞了30年，民营企业的定位一直定不下来，老实说这个问题1949年以前我们党已经解决了，我们党当时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民族资本，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最高的评价。即使在西方都没有哪个国家说只有私营资本才是民族的，国营的就是反民族的，只有共产党有这种言论。我们知道国有资本不光是共产党，就连美国那样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有一些企业，比如航空航天局，这都是国有的，美国人不会说这是反民族的，只有私营企业才是民族资本。
但是我要说，我不同意崔之元的说法，因为当时共产党之所以把国民党的国有资本说成是官僚资本，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国有资本中有很多贪污行为。我同意崔之元的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没有我们以前说的那么腐败，不但蒋、宋、陈这三家，就连孔祥熙也是。尽管这个人的确是个很腐败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孔家在从政以前就是巨富，而不是在从政以后才成为富人的。
大家都在山西看到过王家大院，祁家大院，这个孔家就是那种，当年就是票号世家，就是晋商。他从政以后，利用权力占过便宜，但是他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不一样，他的第一桶金并不是从国库中偷来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共产党当时否定这个国有资本，主要的理由并不是说国有资本有贪污行为，共产党当时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国有资本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服务的，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家资本，因此他们说这是官僚资本。那么共产党接管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民主政府，大家都知道民主政府爱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这部分资本，他就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全民所有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这里谈到的并不是贪污与否的问题，官僚资本是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在这个认证就取决于政治体制。讲得简单一点，按照我们党的逻辑，专制国家的国有资本就是官僚资本，贪污不贪污都是官僚资本。民主国家的国有资本才是全民资产，所谓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可是60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又开始讨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怎么能说现在的国有资本就不是官僚资本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我们党1949年以前的说法，我们就是应该搞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这个问题现在说需要思想解放，我看用不着，我们只要按照我党在1949年以前的言论就足够解放了！这个言论比任何新自由主义都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说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走在了任何新自由主义的前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有排挤民营，1949年以前好像是万恶深渊，1949年以后好像就成了百善之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的解释是，我们是民主政府，他们是独裁政府，但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这个民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也就一样是可以怀疑的。
实际上这部分国有企业在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运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一些人说1949年是一种无缝对接，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这些国有企业是由当时的所谓国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管理的。当然这些人基本是留美的，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资源委员会三巨头，这些人后来都跟共产党走了。这些人是留美的，但是他们采用的是科学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苏联专家的一套模式来运作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和这些留美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他们很接近，都主张经济核算，都主张计划均衡，就是不搞挂帅那种。因此，实际上1949年前后的企业运作并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临近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当时已经有非常浓厚的亲共产党的势力了，甚至撤退到台湾的资源委员会企业也是这样。有一件事值得一提，50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场白色恐怖，就是清除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当时杀了很多人。用台湾当局的说法叫肃清匪谍，他们说共产党是共匪，这些地下共产党叫作匪谍。这个肃清匪谍的事，当时资源委员会就是重灾区。当时台湾最大的两个国有企业就是台糖和台电，这两个企业的总经理和很多管理人员都被杀掉了，都是匪谍，当时都在跟共产党联系。实际说这个体系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了，摇身一变，换块牌子就从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了。
我觉得如果真要讲断裂的话，这个断裂不是发生在1949年，而是在1956年。我前面讲过，不管是资源委员会的官僚，还是1949年以后的苏联专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者。后来我们中国称之为.马钢宪法.的那一套东西──马钢，我们今天一听就说那是马钢股份，马鞍山钢铁公司──不是的，那个时候讲的马钢是指苏联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这一套管理流程被叫作马钢宪法，是解放初期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很流行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科学管理，计划均衡，理性计划等等。1949年前和1949年后，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1956年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斯大林模式出现了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以前，我们搞的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在用黄亚生先生的话说，我们搞的是.中国式资本主义.。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搞的的确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苏联式。和苏联式的区别在哪里呢？苏联式是计划经济，而我们1956年搞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经济，计划的色彩很大，下命令的色彩是很浓的。
1956年提出我们要取消.一厂制.，就是这个工厂不应该是厂长负责，而应该是党委负责。我们就提出要用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这个鞍钢宪法说穿了，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计划经济的。鞍钢宪法的全称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面两句话是陪衬，前面几句话是关键。有了前面几句话，中国的工业体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联和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企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在苏联的企业中，是没有专职党委的，虽然也有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掌权，也不是专职的，往往是由总工程师和副厂长兼任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哪怕是几十万人的大型企业，没有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的这一套设置。就是实行一党制，苏联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他那个党的领导主要是地方，行政上面的州委、市委的领导方式。但是中国从1956年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真的有断裂，1956年的断裂比1949年似乎还要大。
1956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种现象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分权。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他们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在中国的经济中提倡分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央不约束地方，由地方互相攀比，你放一个卫星，我放一个更大的卫星，你说亩产5万斤，我说亩产13万斤，政府完全不加过问，鼓励你们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甚至把很多企业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说，这就是改革的先河。邓小平不是要放权让利吗？毛泽东比他更早，就主张分权。我要实事求是的讲，毛泽东讲的那种各地比赛，攀比，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苏联是比较少见的。如果真正要搞计划经济，的确是要强调计划的统一，不能乱来的。
但是我要说毛泽东的各种做法是分权吗？所谓的分权首先要有一个权利的主体，也就是说各地首先要有独立的地方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中央向这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权。我这里讲的独立不是国家体制上的独立，而是有不同于中央的单独的利益，现在是有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是没有的。所谓的发扬地方积极性，在满足中央的愿望方面开展竞赛，比如大跃进。这种地方官争相放卫星，高征购，其实是以损害当地民众利益的方式来揣摩圣意，讨好君王。这种争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并不是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地方利益，而是中央的利益。鼓励各地都搞高征购，鼓励各地竞相放卫星。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权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利肯定是分散的。分散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肯定是多元化的，我要赚钱，你也要赚钱，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这叫分权。可是当时没有真正的地方利益，地方并不是利益的主体。这里所谓的分权我打个比分，就像皇帝号召后宫在化妆技巧上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每个人都要化得争奇斗艳，让皇上看了很高兴。这叫不叫分权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叫分权，把化妆的权力交给了这些妃子。这些妃子和市场经济中的分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些妃子都不是利益的主体，这些人都是皇上的依附者。但是这样的做法对统一的计划，对科学的、理性的计划而言的确是有很大的破坏。这些搞法就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经济，通常讲的首长工程，这种经济搞得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
文革一开始就把计委取消了。这里我要讲一个人，其实这个人的人品应该也是不错，但是他不懂什么计划，他就是余秋里同志，带领几个军人建立了一个生产小组，就取代了计委的特权，由他们按照军队下命令的方式在那里安排中国的经济。计委被取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这样的经济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是计划经济吗？恐怕很难说。这样的变化从56年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经济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特点。
中国的改革现在很多人说跟东欧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就不详细展开了。最简单的说法，所谓休克是说在他们那种背景下做出私有化的决定是很容易的，但是具体的私有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说把大家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只有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才能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私有化的决议很容易做出，但是真正落实到企业上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但是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中国改革的初期大家并不知道要向何处去，大家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从什么地方走出来。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要从1956年以后形成的那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毛式的体制中走出来，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走出这样的体制可以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搞市场经济，另一种就是陈云同志所主张的。陈云骨子里认为苏联搞得很不错，中国之所以搞坏了是因为毛主席另搞一套，把好的计划经济给搞垮了。
毛主席从1956年以后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修正主义是什么？可不是市场经济，修正主义就是指的苏联搞的那套。毛泽东如果说和陈云、刘少奇这些人，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什么思想上的分歧，不在于刘少奇这些人想搞市场经济，而在于毛泽东的大轰大嗡那种运动经济，和刘少奇、陈云这些人想搞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有了很大的冲突。而中国的改革在最初阶段，用现在的毛左派的话就是修正主义卷土重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其实不是78年开始的，75年就开始了。所谓75年开始指的就是邓小平当时讲的整顿。什么叫整顿？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整顿和市场经济没有丝毫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放弃毛泽东时代那种胡闹的做法，恢复比较严格的、比较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不引用经济数据，大家只要看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就知道了，我国改革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大厂文学.，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很有名的蒋子龙先生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个《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有很浓的剽窃色彩，因为它非常像苏联的大厂文学。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反修时期，把苏联的一些.大厂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其中有所谓的《你到底要什么》，《当代英雄》等等，这些故事讲的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讲的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业务厂长，摆脱政治挂帅的干扰，搞专家治厂，严格规章制度，搞好经济核算，然后成功的完成了计划。这个厂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不喜欢政工人员，第二，这些厂长都不知道营销。这些厂长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管生产，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销路是不管的。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按照一个科学的计划，分工你干什么，你把它干好。可是我们知道东欧的改革不可能这样改，因为东欧计划经济已经搞了几十年，已经不能再理性了，已经理性到极端了，所以他们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当然要面临很大的冲击。由于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是在胡闹，只要你不胡闹，怎么搞都会比以前好，即使搞计划经济，也会比以前好。所以我们国家1975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其说是在走向何处上发生了变化，还不如说是在走出何处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无论走向何处，都比原来那种状态好，这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2008年的改革30年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大家可能没有留心，就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陈云在1978年非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很多人认为当时邓的作用还没有陈的作用大，包括1978年著名的理论务虚会，对凡是派的斗争主要放炮的是陈云，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其实并不想这样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他当时才刚刚出来。陈云要改变这种胡闹并不是想搞市场经济，就是想搞乔厂长的那一套。实际上这个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用《赵紫阳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陈云当时说过苏联经济很成功，中国之所以没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的那一套的干扰。
因此中国的改革和东欧的改革有一点不同很重要，就是东欧面临的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当时的问题是不要再胡闹，用最近胡锦涛的话来讲就是不折腾，只要不折腾，就会有改善。这个情况跟东欧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总是一个过渡，到后来还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乔厂长的作用到了80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的不行了，像乔厂长那样管理企业肯定最后是办不下去的，我国东北的很多乔厂长式的企业都走向了穷途末路，中国又一次出现到底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出现了三年的徘徊，一开始好像有一种追求西方式资本主义的潮流，后来又有一种要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去的，也就是毛式的潮流，最后这两种潮流都被否定了，1992年小平最终确定了一条所谓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说它是资本主义了。
1992年之后又出现了一场很大的变化。这场变化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带来了很多成果，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它的很多弊病。这个弊病就是由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改革的特权性质，使得这场变化牺牲了很多民众的利益。尽管从总体来讲，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但是就相对而言，这个贫富差异要比过去严重，尤其是这个贫富差异没有理由。我觉得关键是没有理由，无论是按照社会主义还是按照资本主义都说不通！按照社会主义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异，按照资本主义，应该是公平竞争的。差异是可以有的，但是应该是公平竞争的。我们这两者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确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改革。关于这个进一步的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就不详细讲了，我还想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谢谢大家！
来源:《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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