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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东亚汉字国家，尤其是天朝中国，在对抗西方文化方面，曾构筑了一道精神的万里长城，就是朱熹理学强化了的华夷观念、夷夏大防，严重影响了吸收世界主流文化和现代转型。
徐继畬基于深厚的心学易学家学渊源，又在开放五口中的三口，担任了高级职务，环球信息在当时东方他这最宽容智慧的大脑中得到迅速准确的“荟萃采择”，在《瀛环志略》数十易稿中，逐步发现环球文化是多元的，宗教是多样的，“周孔之化，无由宣之重译”，“固不必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也”，在东亚率先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龙夫威1991年提出，徐的进展也揭示出，当中国领导者开始从西方得到灵感的“现代化”进程时，文化交流则是主要源泉。最早赴华的美国人公认，徐继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1851年卫三畏(S.Wells Williams)在最后一年的《中国丛报》发表的评论，用二十五页的篇幅，详细分析了徐氏新著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Legitimizer)的历史性角色。【注：龙夫威：《徐继畬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页24-28，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
周振鹤在日本《中国研究》杂志1996年元月号卷首发表的《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以14000字的篇幅论证出：“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由於主观意识的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天下’，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只有以徐继畬为代表的极少数人，才以极其冷静与客观的态度来认识世界，而且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了中国自身。徐继畬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不但是他认识世界的总结，而且反映了他走出天下进入世界的心路历程。徐继畬是当之无愧的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史家所称道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也是“看到的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天下’，而不是真正的世界”。林则徐浓重的天朝华夷观念，在1850年的福州神光寺事件体现得活灵活现。大约有损英雄形象，有的学者编著的林则徐年谱、传记，将这件事一笔带过，而当时在中国沿海的西方人和后世的国外研究者，却很看重这一事件。在大洋彼岸，费正清1950年代向新一代学生指出，一些值得注意和能引起兴趣的历史问题，与徐继畬的轶事密切关联。他的几个研究生为了回应他的提示，开始着手对徐的角色的研究。费正清认为有的论文值得较多读者参考，就将其修改收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国论文集》里。这样，1957 年版该文集登载了罗克韦尔 (Dorothy A. Rockwell)的研究论文——《徐巡抚的〈瀛环志略〉》。两年后，罗伊(David T. Roy)写出了论文——《徐继畬与1850年福州的神光寺事件》，显然是认为，这是中国内政、外交严重逆转的重要事件。【注：Dorothy Ann Rockwell，“The Compilation of Governor Hsu’s Ying-huan chih-lueh，Paper of China(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1:1-28. 罗克韦尔:“徐巡抚的《瀛环志略》”，《中国论文集》卷11，页1-28。David T.Roy，“Hsu Chi-yu and the Shen- Kuang Szu Case at Foochow in 1850”(Seminar paper，Professor Fairbank's files， Harvard University;1959.罗伊:《徐继畬与1850年福州的神光寺事件》。】
六、原创19世纪变局论，倡导变法
《易·系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秦汉以来的中外关系，不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而是不平等的册封和进贡、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后，老、新殖民国家兵舰、商船航海东来，渐次蚕食中国南洋等地的朝贡国。徐继畬考察到：“按，南洋一水，万岛环生，补巽维之空缺。其种人名为巫来由，黑丑无慧，蠢蠢如豕鹿。汉平南越后，诸番稍通贡献。唐宋两朝，番舶乃聚於粤东。明成祖好勤远略，特遣诏使，遍历各番岛开读。於是诸番岛喁喁内向，效共球者数十族。如吕宋、瓜哇、婆罗洲、苏门答腊之类，幅员差广，可称为国。亦有蕞尔洲岛，户不盈千，仰慕威灵，携孥求觐，遂至渔獠蛋户，概锡王封。虽云盛事，抑未免夸而滥矣。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航海东来，蓄谋袭夺。番族愚懦，不能与校。於是吕宋群岛，遂为西班牙所据。而苏门答腊以东大小数十岛，处处有荷兰埔头。万历后，诸番国朝贡之舟，无复抵香山墺者。以为远人之日久寝疏，而不知其流离琐尾，地已为他族有也。自泰西据南洋诸岛，城池坚壮，楼阁华好，市廛繁富，舟楫精良。与前此番族之荒陋，气象固殊。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牙於此。英吉利诸埔头，在息力以西。南洋诸岛，非其有也。然国势既强，西班牙、荷兰非其匹敌，莫敢迕视。其视南洋诸岛，若已有之。修船炮，备糗粮，诸岛皆奉承唯谨，不必涉息力以西，而后能办应也。昔之南洋为侏〈亻离〉之窟宅，今之南洋乃欧罗之逆旅，履霜冰至，岂伊朝夕，事势之积渐，盖三百馀年於兹矣。”【注：《瀛环志略》2:32a-33a】
“荷兰据巴国海口，年月不可考，大约在明之中叶。自是粤海无瓜哇片帆矣。鲸鲵既已横绝，鲽鹣无效顺之路，可哀也夫！”【注：《瀛环志略》2:16b.】
“欧罗巴诸国之居印度，始於前明中叶，倡之者葡萄牙，继之者荷兰、佛郎西、英吉利，皆以重赀购其海滨片土，营立埔头。蛮人愦愦，不察萌〔牙〕（芽）。英吉利渐於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兵戍，养锐蓄谋，待时而动。迨孟加拉一发难端，遂以全力进攻，诸蛮部连鸡栖桀，等於拉朽折枯。於是五印度诸部，夷灭者十八九，哀哉！英人自得五印度，榷税养兵，日益富强。其陆地与西藏之南界，滇省之西界，虽壤地几於相接，而梯度绳悬，往来不易。水程则自孟加拉至粤东，兼旬可达。迩年英人货船，自印度来者十之六七。昔日之五印度，求疏通而不得；今日之五印度，求隔绝而不能。时势之变，固非意料所及矣。”【注：《瀛环志略》 3:18b-19a.】
西力东渐发展到鸦片战争，英国进而强迫东亚、南亚各藩属国的宗主国中国，与之签订《江宁条约》，实行平行礼节。天朝君臣徒唤奈何。
徐继畬对中外关系的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及时作出了“古今一大变局”的总判断：“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注：《瀛环志略·凡例》1:1b.】
由徐继畬原创的这种变局论，成为李鸿章等众多洋务官员的共识，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流行语，和改良、变法的理论前提。大变局，慢转型。从此，中国进入了由闭关到开放、由专制到民主、由传统到现代的漫长转型期。陈存恭1990年《徐继畬事略及其〈瀛环志略〉》注意到徐继畬“对‘世变’的警觉。王尔敏统计 1844年至1902年中国知识界关心时变，提出‘变局’之言论者66人，而未列入徐继畬。《瀛环志略》‘凡例’中提到‘南洋诸岛，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埔头（可能为英文port之闽音音译），此古今一大变局’。此处指中外国际形势之‘变’，西方武力及商业经济力量延伸及于亚洲，改变中国宗藩关系，当然是‘世变’；至于上述，为英军所败，二百年来之奇辱，当系中外强弱形势之变。”袁伟时1992年以《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为名著书，而未注意到徐继畬对变局论的原创，此后他的文章也是引用到李鸿章的变局论而止。】
戚其章2002年在山西省纪念徐继畬暨中国高等教育开创研讨会上提出：“徐继畬和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有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倡导者。受鸦片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先进人士，提出一个理论，叫‘变局论’。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或者是古今之变局。徐继畬在《瀛环志略》自序中讲‘此古今一大变局’。这个变局论，就变成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基本理论。因为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不是社会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西力东渐的结果。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被迫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这次先进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严重，因为西力东渐是中国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甚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都没有看得这么严重，所以成为‘古今一大变局’。徐继畬又比较详细地讲世界形势的变化。变局论后来成为早期改革思想家的一种思想武器，从洋务派到维新派都是这样。变局论体现了很多思想，其一是中外一家的思想。徐继畬说欧罗巴人‘长於用舟，四海之内，无所不到，越七万里而通於中国’，是说世界好象变成一个国家了。他们隐约觉察到，全球化的趋势变成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他们看到变局有有利的一面，有有害的一面，提出可以去害就利，就是要抓紧机遇，走变通之路。《瀛环志略》看起来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它所反映的思想，对启迪民智有重大意义。”
七、1864年《万国公法》创造了与西方语言对应通译的民主宪政思想话语体系
继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引进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价值体系之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等许可帮助下，1864年京都崇实馆出版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丁韪良译美国惠顿《国际法原理》中译本《万国公法》，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创造了与西方语言对应通译的“民主”、“君主”、“人民权利”、 “大法（后来称宪法）”等民主宪政思想的话语体系，此书很快得到日本的学习利用。《瀛环志略》和《万国公法》这两部书分两步，完成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中国本土化，中国人从此用这些价值观和关键词进行思考与交流，民主宪政思想逐步扎根。此后又进行了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尝试，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
八、历史学家忽略的同治变法
直到20世纪末才有美国学者隐约发现，在1866-67年，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台了一个实在大胆的改革方案——创建同文馆天文算学馆，但这一方案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是一次受到挫折的变法。【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卷上，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页568；刘广京：“变法的挫折——同治六年同文馆争议”，《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页403-418，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不过这些美国学者仍忽略了此次变法中的灵魂人物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对办学目标未能明确揭示。
简言之，这次变法的理论前提是“古今一大变局”的理论，变局之下的变法，使中国进入以西方知识为灵感的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这次变法的目标，是在办学校的名义下悄悄进行官制、政制的改革，计划创建的名义上叫做“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高级文官摇篮，可以说是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和各省督抚藩臬后备官员培训学校，变法将调整以朱学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八股文为程式的科举制度，将储才之所翰林院纳入西学体制，培养有环球视野的、了然世界大势的、有一定天文算学知识的、能进行数理逻辑思维的年轻政治通才，为高级官员大换血作准备，用西学之人行自强新政，使西学官员三五年后尽快补缺，担当栋梁重任，以适应“古今一大变局”，“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的不测之变。变法依据的祖制和“典范”，是和西方耶稣会士一起研习天文算学，委任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正的康熙皇帝；变法的方针，是“兼容并包，智周无外”；变法树立的“士林矜式”，是现代首批外交官之一、为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口岸作出贡献的原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现任同文馆总管大臣徐继畬；变法的“指南”，是徐继畬辑著的东方第一部系统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也可以说，这是先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同治朝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总署奏摺称：“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且西人之术，我圣主仁皇帝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本朝掌故，亦不宜数典而忘。……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於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於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蕲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於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摺。见《徐继畬集（三）》第931-933页。】奏摺上提到日本学习西方的信息，可能得自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阿礼国1840年代任福州领事时，曾为徐继畬著《瀛环志略》提供过帮助，1859-65年为驻日本公使，有《大君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等关于日本的书。1865—71年为驻华公使。据赫德日记，阿礼国1865年11月到了天津，同年圣诞节各国公使在法国使馆举行晚宴，迎接新到北京的阿礼国爵士。可见他比被特旨召回北京的徐继畬晚到京。故友重逢，话语必多，阿礼国不会不谈到日本受到西方冲击后“发愤为雄”的新闻。
这次变法涉及到皇家和官僚士大夫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分割调整，坚守朱学的倭仁策动一批御史和守旧官僚，在慈禧支持下挫败了这次变法。但同文馆在徐继畬等斩荆劈莽下，仍不失为中国第一所现代范式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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