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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妨碍人的全面发展，把青少年引向歧途。官本位思想文化强化人们的崇官心理，妨碍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灵魂。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理想、价值观的调查，多数人想当官，多数人不愿意搞科研，多数人不想当工人、农民。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青少年需要全面、健康发展，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搞管理，如果大家从小就一心想当官，谁还去钻研现代科技？工人、农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大家都不愿意当工、农，谁来种粮、织布，养活十几亿人口？公务员只占社会成员的一小部分，大家都想去当官（而且不是想做公仆，而是想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做官当老爷），只能使官场生态更加恶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贪恋权位，国家前景堪忧！
官本位导致我国大量人才外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观念和体制，必然使科技人才受冷落、造成人才浪费，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向“三资”企业、民营企业，本来就稀缺的国内人才流向国外。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分别有80%和76%去了美国。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中国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150万人，归国的只有39万，滞留海外的留学生超过百万，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51]。
官本位导致封建迷信盛行。由于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吏治腐败，使干部的任用、晋升、去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使官场上相信宿命和封建迷信的人日益增多。有的机关、国企看风水、设神坛[52]。有些省部级、厅局级官员也在烧香拜佛、抽签、算命、打卦，算自己的官运如何[53]。不少地方带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点，多是按官员的旨意搞的。
（二）官本位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危害
官本位使政府职能错位，破坏市场规则。首先，官本位必然导致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的企业要上项目或到境外投资，得盖100多个公章，一年多时间办不完手续[54]。其次，官本位使政府职能错位。官本位导致以官领商，官商不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该管的事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事又乱插手。再次，官本位不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而优则仕。商人宁肯把钱投向仕途买官做，也不肯扩大生产规模。大多数商人抱着见好就收的心态，一旦有机会就跳出商界而转向政界[55]。此外，贪官污吏肆意挥霍不义之财，也阻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造成公有财产大量流失。官本位体制下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随意决策屡见不鲜，决策造成的浪费石破惊天。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在1000亿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公共资产大量流失，从国家、集体流向掌权者和私营企业，从国内流向国外。有学者分析，在80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90年代以来，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每年偷漏税损失1100亿以上，国有企业的呆死账及银行不良资产至少在12000亿以上[56]。
按权分配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一般认为，“橄榄形”（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最理想、最稳定，“马鞍形”社会则不公平、不稳定。2000年我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的低收入户只占全部收入的4%左右；另据李实等人研究，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人数占总人口15%左右，中间阶层仅占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 [57]。2002年20%的存款大户占人民币存款的64﹒8%和外币存款的89﹒1%，然而富人的纳税却不到10%[58]。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美国，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富人是有权有势者和与掌权者权钱交易的暴发户，穷人都是黎民百姓。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等单位联合调查，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59]。一个国家一定时间内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的暴富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的赤贫。当今中国，在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同时，却有千千万万平民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此外，在入学、就业、担任公职、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的官民不平等，必然产生官民矛盾和对立情绪，必然引发群体性事件，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官德失范，败坏社会公德和社会风气。官员是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官员队伍是社会主流，官员的行为对平民百姓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近三十年来，我国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根源在于党政官员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一是讲排场、摆阔气、奢侈浪费。不管还有多少贫困群众，尊贵的“公仆”们也要吃山珍海味、喝最好的酒、穿世界名牌、坐高级轿车、住豪华官邸。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既出尽风头又大把捞钱[60]。二是带头赌博。业余时间赌，上班时间赌，甚至在党校学习期间也赌；在家赌，去澳门赌，去美国赌；用公款赌，用外汇赌，甚至用老百姓的养命钱去赌[61]。三是色迷心窍。包二奶（二公）、养小蜜，成为官场时尚[62]。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3市查处的102宗腐败案件，100%的官员有包二奶（二公）行为[63]，有的甚至妻妾成群。如果哪个官员没有情人，他（她）就没有魅力，属于另类。有的官员坦然接受性贿赂，频繁涉足色情场所，影响极坏[64]。四是不讲信用。有的官员长期借用公款不还[65]；有的官员吃饭不给钱，吃垮私人饭店[66]；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有的地方政府或部门盖办公楼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县、乡镇政府指令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承诺政府负责销路，结果不兑现，给农民造成惨重损失。五是嫌贫爱富，见困不助、见义不为、见死不救[67]。有的官员交通肇事后逃逸，找人顶罪[68]。有的官员仗势欺人，开枪打人，横行霸道[69]。有的官员一面傍大款，给富人当“马仔”，另一面却像躲瘟疫似地躲避贫困群众、上访群众。
官本位造成官民比例失调，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官民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1：297猛增至目前的1：18。由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超过7000万人。由于严重超编，相当比例的县、乡政府债台高筑，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不达标或被拖欠。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其中乡镇政府负债总额2200亿元左右，每个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70]。全国平均每年“官车”消耗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出国培训考察费2500亿元[71]，另据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公车使用情况的统计：截至2007年11月30日，全国公务车5221755辆，平均每辆一年费用约为20万元，全国公务车费用逾万亿，中国人均每年要承担公车费用为798·7元[72]。有限的财政收入被官员消耗，拿不出更多的钱投向教育、科技、社保和其他公益事业，同时，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官本位在政治方面的危害
官本位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中央编委规定，县级机构人员最多不超过750人。但据北京大学社会学所1995-1996年的实地调查，北方县级机构的实际人数约为1000人；在广东，有的县仅政府“部、局、委、办”正副职领导干部就有508人，副科级以上干部1300人[73]。宁夏同心县是贫困县，仅33万人口，吃“皇粮”者竟高达1·1万人，超编2800人。马勇任同心县委书记期间，将其4个子女“招工”、“转干”，没上过一天班，却总共领到工资2·35万元！在该县，5岁女童当“干部”，9岁男孩“吃皇粮”，“20个官太太看着3个死人”（县民政局所属的烈士陵园只有3座墓碑，因为是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夫人、儿媳都聚集在这里）。群众说：“这哪里是烈士陵园，简直是官太太们的疗养所”[74]。科升处、处升局、局升部，盲目升格；一个局裂变两三个局，不断扩张；一个市（县）设十几个副市（县）长，一个市（县）政府配二十几个副秘书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些公务员上班无事可干，上网聊天、炒股、做生意。由于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有名、有利、露脸的事各部门都争着抢，出人、出钱、出力、担责的事各部门都往后缩。一天能办妥的事，可以拖你一周；一个月能办完的事，可以拖你半年。没有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缺乏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同利益集团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官本位体制下，这种改革必然最大限度地体现官僚阶层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取向，改革成果必然更多地惠及官僚阶层，这就促使我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75]。由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过去那种类似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现在变得日益紧张，甚至经常对立，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明证。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务不公开，不讲真话，不讲诚信，愚弄百姓，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严重地削弱和危害党的执政基础。
加剧政治腐败，加大变质危险。在未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官本位体制必然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达到疯狂程度。有学者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4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在13﹒2%--16﹒8%之间[76]。此外，有约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人民血汗500多亿美元[77]。5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于扶贫，它可以使全国的一亿多贫困人口全部解决温饱；它等于清王朝给列强赔款总和的6倍[78]。古人云：“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由于吏治腐败、卖官鬻爵，催生了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即劣胜优汰：一些被老百姓痛恨的官员一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一边被提拔重用--越腐败越优秀；而一些受群众拥护的、清正廉洁、坚持原则、心系群众、不跟贪官同流合污的人却在官场上站不住脚，被淘汰出局[79]。政治腐败催生黑社会组织，腐败官员又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有的黑社会组织钱、枪、权都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无恶不作[80]。自2006年2月在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已打掉黑恶势力1285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7万多名，缴获枪支2500多支，其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黑恶势力却似乎逆势发展，难以遏制，主要原因就是有官员当保护伞。重庆市自今年6月打黑以来，已有64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被捕，1544名涉黑犯罪嫌疑人被抓，469名逃犯被追捕，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查获向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的党政官员数十人，其中包括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区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被捕的黑老大中，多人戴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帽子”[81]。
由于腐败，整个社会尤其在青年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极大地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由于腐败，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使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前苏联也是官本位：官就是利、官就是特权、官就是价值、官就是正确[82]。前苏联社科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的占85%[83]。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共垮台时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不感到惋惜，反而兴高采烈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四、官本位的成因
（一）历史根源
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从秦朝开始形成的、后来不断完善的都是官本位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地主阶级政体。秦始皇灭六国后，刻石自颂“六和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秦始皇废分封而集权于中央，罢领主食邑而设郡县，派官吏行政，土地国有，由国家统一均配。皇帝是最大的官和最大的地主。官为邦本，民为官役。小农经济是官本位的经济基础。儒家道统是官本位的理论根据。官本位曾经是领先于世的灿烂的农业文明，但由于它过于完备竟然垂而不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几千年沉积的官本位文化和思想观念却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和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一遇适宜的温度、土壤和环境，它就会死灰复燃。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短缺经济，有限的生活资料只能优先保障少数人--皇室、王公大臣、大小官吏。因此，古代中国各种职业由贵到贱、由高到低依次为仕、农、工、商，入仕为官成为人们的最佳职业选择。从历史脉络来考察，官本位萌生于先秦“学而优则仕”。孔子的门生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之所以“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是因为当官可以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因为有权就有了一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本位成熟于西汉的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充斥官本位的儒家学说成为整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官本位意识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于是，读书做官也就成为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千古流传的教子警句。官本位发展于隋唐科举制度。隋朝开始建立科举制度，到唐朝趋于完善，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共存续1300年。在这漫长的1300年科举考试中，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形成长盛不衰、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的赶考（考官）热潮。二）思想根源
官本位的思想理论根源是儒家道统（孔孟之道）。儒家道统的本体论是天命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人对天是不能违反的，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所以，孔子提出“畏天命、”“知命”。而君主帝王就是天的代表，是“奉天承运”来统治黎民百姓的。儒家道统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认为，君臣父子的名分（即等级特权）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黎民百姓是先天愚蠢的，所以要实行愚民政策。儒家道统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君主帝王是“天降之才，”是上天赋予的，并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孔子的政治观是“克己复礼”。他所要复的“礼”就是《周礼》（亦称《周官》），是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基本内容是官的级别、职能、待遇即贵族官僚特权。儒家道统的人性观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 儒家道统的核心--三纲五常是维护封建官僚的等级特权。
人性观是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根据。在我国，自孟子始一直是性善论居主导地位。按儒家观念“人人皆可为尧舜”，统治者更是品德高尚，因此在政体设计上就靠人治，不靠法治；依靠官员的“德行”，不要权力制衡；靠“自律”，不要“他律”，由此形成了两千多年的官僚专制政体。在西方，从基督教教义到古希腊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始终是性恶论居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充满自利、欺诈、贪心、嫉妒等恶习，它“导源于人的罪恶本性”，“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是出于天赋”[84]。霍布斯认为，人性中有许多无休止的欲望，如权势欲、财富欲、安逸欲、肉欲、喜好赞誉欲、虚荣心、利己心等[85]。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权力有巨大的腐蚀作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86]。 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87]。所以，孟德斯鸠在政体设计上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8]。基于性恶论产生的分权制衡理论，创造出了西方的民主法治政体。
（三）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89]。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集体、股份制）是我国经济基础的主体。本应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的集体资产实际上是由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少数人支配的，本应由民意机关--人大管理（或委托政府代管）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由少数党政官员支配的，人大和公民的监督权又缺乏保障，由此出现了“产权虚置”问题--少数党政官员控制着公共财产，他们只享受公共财产带来的好处，却无人对其损失、流失、浪费、破产负责。如果人民群众对管理者不能有效制约，那么，公有制就会变为官僚所有制。
当官成为发财、暴富的捷径。早在2200多年前，吕不韦父子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投资“官市”比种田、经商都强，“其利千万倍”。今天的官员们更是深谙此道，使他们的老祖宗黯然失色、自叹弗如。原北海市海城公安分局局长周贻胜给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送去3000美元，不久周就当上北海市公安局长；原柳州市委书记刘知炳给成克杰送去2万元，刘很快就荣升为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坦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90]。20年前，私营企业主们看不起政府官员，现在他们却宁可出十几万、几十万为子女在政府谋个职位。为什么？他们说，干了20年才发现，在政府里挣钱比搞企业容易、轻松得多[91]。
（四）体制原因
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是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的在野党。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血雨腥风、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以及军事斗争的特点，都要求我党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指挥模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又需要集中人、财、物力，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然后又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使我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得以进一步强化，终于造就成今天这种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干部管理体制。客观地说，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民本位，反对官本位的。他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92]。他多次带头减薪，他主动放弃大元帅军衔，他要求将军下连当兵，他号召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他临终前确立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是最精干的。令人惋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本位却日益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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