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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为官员们津津乐道的官本位，是一种封建、落后的观念和体制。在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官本位却渗透到各个领域，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官本位严重妨碍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充分认识官本位的危害，下大力气遏制和消除官本位，已成为我们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调查研究、广泛搜集和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官本位在各方面的表现，分析了官本位的危害，剖析了产生官本位的根源，提出了消除官本位的途径与措施。
一、官本位的涵义与特征
虽然官本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官本位”这个名词却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在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明明是官僚们主宰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统治者却口口声声地说成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这一点再次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虚伪之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关于官本位的涵义，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价值标准（吴灿新2009）。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实质上就是权本位，有权就有一切（薛安泰2001）。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戴清亮2005）。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刘永佶2000）。……真是见仁见智。
我们认为，官本位是集政治体制、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状态。官本位是官员利益至上，以官员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政治上，官员就是权力的化身，公共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官员手里，官员的行为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在经济上，官员掌握着国家和集体的各种物质资源，当官是油水最大的职业；在价值观上，把当官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理想追求，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在思想文化方面，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不管这个官位是怎么来的，不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光宗耀祖；“英雄”--帝王将相（官员）创造历史。
官本位的特征及与民本位的区别。“民本位”是与官本位相对应的理念和社会形态，两者对比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官本位的特征。第一、民本位主张人人平等，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人格上，人们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到平等保护，任何人不得有法外特权；官本位则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主张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保护官员特权。第二、民本位实行法治，法律约束权力，法律约束官员，法律至上，法大于权，法大于官；官本位实行人治，“刑不上大夫”，权大于法、官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法律成为官员的奴婢。第三、民本位是由公众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公共事务；官本位则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即官员的意志和利益是一切公务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民本位是对民负责，为民服务；官本位则是对官负责、对上司负责，为官服务。第五、民本位是由“主人”--人民大众决定“公仆”--国家工作人员的命运，你勤政为民大家就推举你，你不好好干就随时撤换你；官本位则是官员主宰民众的命运，无论官员如何为非作歹，老百姓对他们都无可奈何。
二、官本位的主要表现
官本位本来是与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东西，然而，在建党88年、建国执政60周年的今天，在党内、干部队伍内乃至社会上各个领域却普遍地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官本位的表现进行了大概的分类，但有些东西很难归类）。
（一）官本位在文化上的表现
媒体宣传报道以官为中心。我国的新闻报道，不是以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为中心，而是以官员活动为中心。新闻报道的重点和先后顺序不是根据新闻价值来安排，而是根据领导职务的高低编排。一项活动（会议、展览、奠基、落成等等）能上哪级新闻，完全由参与活动的官员级别决定。正因为这个规律，各地、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搞活动，都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聘请大官光临，一方面可以说明该活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更高等级的媒体报道，等于给自己做广告宣传。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官员肯定是当地的新闻明星--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河南有位县委书记每次下乡视察工作都要求县电视台中断所有节目，现场直播他的活动，老百姓抱怨说：“打开电视不用看，里边全是杜二蛋”[1]。本来用人民血汗支撑的大众传媒却成了为少数官员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
一切行政化、官僚化。企向官靠，文向官靠，卫向官靠，全社会都向官靠。国有企业有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歌舞剧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都有行政级别，有些学会、协会也成了官僚机构，甚至和尚、道士都分处级、科级。大学本应是学术研究、培养人才、远离官场、风清气正的学术殿堂，可如今从学校等级、编制、机构设置、干部配置任免、管理运行等完全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人们形象的描述高校庞大的官僚队伍：“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高素质人才出的不多，大师没出几个，官员却出了一大帮。难怪人们热衷于学校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升重点，不管教学水平是否提高，反正领导干部可以升官，房子、车子、票子都跟着升。何乐而不为？！
经久不衰的帝王戏、宫廷戏。在近20多年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帝王戏、宫廷戏充斥着我国的各类文艺舞台和媒体；打开电视，“明君圣主”满天飞，山呼万岁、“皇恩浩荡”，使人感觉好像置身于“天堂”般的皇天后土。帝王戏、宫廷戏从形式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正剧”，如《雍正王朝》；一类是喜剧演绎，如《戏说乾隆》。正剧是以“正史”的面目出现的，然而，随意篡改历史的现象却比比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力美化、颂扬封建皇帝，搞帝王崇拜。似乎每个帝王都体恤民情、爱民如子、夙夜忧叹、日理万机……电视剧《汉武大帝》甚至赞美汉武帝“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地”。好像封建皇帝比共产党人都胸怀宽广、品德高尚，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都功勋卓著。从内容上看，又以反映清朝的影视剧最多，乾隆、康熙、慈禧3人成了主角，其中塑造乾隆的影视剧就不少于20部（截至2002年）。中国的腐败和衰落就是在清代，一个思想空前禁锢、阻挡历史潮流的时代怎能叫“盛世”？一个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朝廷有什么值得歌颂？难怪一个小孩子看了几部清朝帝王戏后，就问他爷爷：“清朝那么好，干嘛孙中山还要闹革命呢？”[2]
纪念设施多为官员而建。在美国，近1/3的中小学生不知道总统是谁，但对当地古往今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却如数家珍。我国一位记者问10名初中生：屈原是谁？只有一位学生回答是解放前的人。记者问：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10名学生都答对了[3]。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遗迹中，从皇帝到大将军绝大多数是大官的，反映科学家、艺术家的寥若晨星。改革开放前，各地只有刘胡兰、董存瑞等少数革命烈士的纪念设施。近年来，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含元帅、大将、上将）的雕像、纪念碑、纪念馆、故居等，尤其在贫困的革命老区，富丽堂皇的纪念设施与百姓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
编史修志以官为核心。不论是编写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党史、军史、地方志，都以官员为核心。不论是编村史、乡史，还是写县志，科学家、艺术家或其他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人可以遗漏，各朝各代的大小官员绝对不能遗漏；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反动军阀，甚至汉奸卖国贼，都会留下浓重一笔，而平民百姓--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却没有一席之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确定军事家词条时，是以大将为界限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家是以官位高低为标准来确定的。36位军事家包括5位国家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11位解放前牺牲的高级将领。世人皆知，军事家包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有军事著述的军事理论家，能征善战、战功赫赫的战术家；可是，有的人什么家也不是，就因为当过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就被内定为军事家，难免令人质疑，难以经受历史检验。
图书出版为官服务。什么级别的官员有资格出版政治理论著作，有不成文的潜规则。文章或专著作者的官位越高越容易发表，其权威越大，发行量就越大。不少报刊还专设“领导论坛”，有“省部领导论坛”、“市县领导论坛”。笔者在“百度”网站上搜索“领导干部读本全书大全”，一下子出来31800条信息，什么“干部理论学习读本”、“领导干部口才全书”、“领导干部健康大全”，等等等等，真是应有尽有，玲琅满目。历来被视为淫书、禁书的《金瓶梅》，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洁本，但明确规定，省军级以上高干才有资格购买[4]。诸如此类的“中国特色”不胜枚举。
（二）官本位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表现
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例如称呼，在国外，无论总统、总理还是乞丐，都可以称“先生”、“女士”，都是尊称。但在中国就完全不同，民对官必须称官职官衔，表示尊重；官对民就直呼其名，表示轻蔑。东部某市在全年2000多件行政诉讼案件中，无一位行政首长出庭[5]。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作了刑事被告后认为，北京市中级法院无权审判自己，最高人民法院才有资格审理此案。有的贪官在被告席上仍然放不下官架子，“我同意，”“研究研究”等官话脱口而出。贪官们入狱后觉得对自己“身心”打击最大的有两点：一是每次进出监舍都要向狱警喊报告，二是与盗窃犯、诈骗犯（草民、刁民）同关一室[6]。2000年，四川隆昌县一位77岁的老人去县城的路上被汽车撞伤、奄奄一息，好心的路人报警后，老人被送进县医院。然而，老人两次被送进医院，两次又被医院扔到荒天野地，医院院长的理由是“医院不是难民收容所”。当院长得知这位老人是环保局局长的爹时，又急忙偷偷地将老人请回医院，安置在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方案、最好的药物治疗，而费用全部由医院承担[7]。有多少“小王红”因交不起押金被医院拒之门外，不幸夭折；有多少穷人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在家等死，有的甚至死在医院门口。而大官们看病，卫生局（厅、部）长陪同，医院院长跑前跑后，比伺候亲爹还尽心，住豪华病房，请一流专家，用最好设备，吃进口药物。如果说“儿童在雨中表演、领导打伞观看、造成多名儿童感冒”，“领导在有遮荫的台上一个接一个地讲话、孩子们在烈日下暴晒当场晕倒”之类的事屡见不鲜、已不再是什么新闻的话，那么，克拉玛依特大火灾则是天下奇闻，是对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最好诠释。1994年12月8日，在克拉玛依剧场突然起火的关键时刻，校长高喊：“孩子们，让领导先走”！结果，年仅七八岁、十多岁的中小学生325人被烧惨死、132人受伤，包括副市长在内的一二十位“领导”则因为“年富力强”和危急关头的“当仁不让”，得以“全部生还”！
是否做官、官位高低成了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为了深刻感知我国的官本位，不妨看看外国。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逝世后，以色列政府诚邀爱因斯坦出任第二任总统，遭到断然拒绝。爱因斯坦说：“我当不了总统，对于自然科学，我还了解一些；对于社会，我几乎一无所知，怎么能当好总统呢。” 法国人就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民族英雄选举，结果科学家巴斯德名列第一，名震遐迩的拿破仑大帝只夺得亚军。英国人也十分崇拜科学家，牛顿去世时，为他抬棺材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及大法官。德国前总理科尔更是自豪地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胜过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8]。而在中国，本科生对村官职位趋之若鹜，硕士对乡镇长职位趋之若鹜，博士、博士后对县处长、司局长职位趋之若鹜，更不用说总统（国家元首）职位了，哪有不想当的道理？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知晓率最高、最受青少年崇拜的都是大官，而知晓率最低的是科学家。
两院院士学术水平再高、贡献再大，你是平头百姓，你只有做奉献的份儿，没有任何特权；乡长、镇长级别虽低，那是官员，实惠多多、地位显贵、不可一世。农村老人凑在一起，提起谁家的儿子当了官，都挑大拇指，夸其有出息。同学、战友、老乡聚在一起，中心话题离不开“谁升官了，谁发财了”。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喜欢搞老同学、老战友、老乡聚会；没有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尽量回避这种场合。大学、中学搞校庆，邀请的重点对象是相关领导和校友中的大官，其他没当官的校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人把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一大标志而大肆渲染，有的机构还搞出了出大官最多的高校排行榜[9]。
日益火爆的考公务员热。2006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近百万，比上年增长1倍，平均录取率50：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2014：1。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为104万，比上年增长20万，平均录取率78：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远远超过往年。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有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热门的职位4080：1[10]。2008年，广州大学一个毕业班38人，有25人报考公务员。有的人同时参加中央、省、市3级公务员考试，考了一年又一年，大有范进考举人的劲头。缘何千军万马拥挤独木桥？除了就业难的原因外，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收入高、待遇好、有保障、有前途，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更重要的是考上了公务员就是当了官，就有了不同于平民百姓的高贵身份和社会地位。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是指某些官员的官经，即宁可当级别低点儿的“一把手”，也不当级别高点儿的“副手”。这里又有几种情况：一是宁可当有实权的乡镇党委书记或公安局长，不愿当无实权的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一把手”一言九鼎，集人、财、物权于一身，不论级别高低都爽不可言。二是宁可当有实权的县级干部（如交通局长、组织部长），也不愿当副厅级巡视员。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虚职，虽然级别上去了，因无实权，就不好捞钱了。三是宁可当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不愿当富裕县的县长。虽然书记、县长同属于正县，但是，县长得看书记的脸色，因为书记代表党的领导，当然书记说了算。批发官帽最多的也是书记。
入仕升官成了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中小学生争当班干部[11]，大学生争着入党（为日后当官做铺垫），大学毕业生在自荐信中假冒学生干部，众人拥挤独木桥--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热[12]，各地竞聘科、处、厅级领导干部时的火爆场面，西北某高校多位教授、3位博导竞聘一个副处长岗位[13]，《成长》杂志和网站在对2500多名中小学生的理想调查中69%希望当官“有权”[14]，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城市居民择业调查显示：做官为首选[15]，跑官、要官、买官、骗官，……这一切都证明：入仕、升官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追求。
水平高低、真理多少与官位高低成正比。在中国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官越大水平越高、真理越多。民对官、下级对上级必须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不得有丝毫怠慢，否则就是对领导的不敬，就会遭殃。前些年，当评委的还是真正的专家学者；近年来有高级职称的人多了，当评委也得有官衔，什么局长、司长、处长、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没有官衔的人水平再高也沾不上边。各类研究课题申请书、奖励评审表、专家评审表均设“行政职务”一栏，同等情况下官员优先。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基金相关文件规定：重点课题只能由省级以上机关、科研机构承担，并且须由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牵头。同样水平的书法作品，出自平民百姓就不值钱，如果出自党政官员就立刻身价百倍。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墨宝”一个字少则一万，多则八万，仅此一项两年半内就收入200万元[16]。
（三）官本位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生活待遇（衣、食、住、行、娱、医、葬）按官位高低而定。官员的衣、食、住、行、医、葬等等都有标准，确定标准的依据就是官位高低。例如，服装费、招待费、就餐费、差旅费标准，什么级别的官员分配多大面积的住房，哪一级官员可以住几星级宾馆，哪一级官员配备什么规格、品牌的轿车（甚至车牌号码），哪级官员可以乘飞机、坐软卧、坐头等舱，都有规定；哪一级官员可以配厨师、警卫、秘书，哪一级官员出行可以警车开道、交通管制，都有讲究，因为那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例如，《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逝世后尽管骨灰也放在了八宝山，却不能和丈夫的骨灰放在一起，据说其丈夫是高官，杨的“级别”不够。又如，美学大师宗白华，生前不爱写书，只能评为“三级教授”，晚年生病，因为级别不够不能住高干病房。北大校方迫于形势紧急，连夜开会讨论，并火速将他提升为二级教授，这才将享誉中外的大师搬到了高干病房。可惜为时已晚，宗先生最终死于“三级教授”的级别上[17]。
政绩工程，瞎折腾。上级对下级考核的内容“德、能、勤、绩”，只有“绩”看得见、摸得着。俗话说：“粉往脸上擦，金往脸上贴”。假如投资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得到若干年后才能见成效，远水不解近渴。为早出政绩、多出政绩就要搞大广场、宽马路、上大项目、做大GDP，于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官赏工程”、“首长工程”应运而生。据报道，某海滨城市拟搞跨海交通，专家论证海底隧道比海上大桥成本更低更安全，但是，市委书记却拍板建跨海大桥，这是典型的“显绩”思维。搞政绩工程没有钱怎么办？向银行贷款，向企业摊派，强迫公职人员集资，完全不考虑投资风险和还贷、还债负担。例如，河南灵宝县豫灵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创造“政绩”和“形象工程”，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致使这个仅有6万人口的小镇负债竟高达1亿多元，以目前的还债速度，这笔“政绩债”要还100多年[18]。目前，恐怕一个县负债几个亿、一个市负债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并不少见。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出了一幅对联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
一个地方如何发展，本来都有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都是经过人代会（或党代会）表决通过的，但是，只要中途一换新书记，立马会换成自己的一套思路，以表示新的领导有魄力、有创新、大手笔。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为“瞎折腾”。
官员的灰色收入。从工资单上看，党政官员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大型国企老总、“三资企业”高管，但党政官员的工资含金量高。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方某省有这样一句形容官员的民谣：“饭基本不在家吃，日用品基本不用买，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在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中，几乎每人都有一笔查不到贪污、受贿证据的钱财，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被称为灰色收入。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仅“人情往来、红白喜事收入就100多万元，每年送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有几万元，岳父病故就收入几十万元。”因此，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才敢跟审判人员叫板：“我想现在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没有经济问题”[19]。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案发后，在其悔过书中对现实中“钱对权的渗透手段”概括为十二个“一下”：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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