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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逻辑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被引入价值领域，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各种价值（即人们认为是好的、值得向往和拥有的东西）最终一定可以在一个理想状态或理想社会中完全和谐地完满实现。然而，这根本是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注定了永世无法实现。价值问题的根本性质之一恰恰是，我们要实现任何一种价值，都必定要以牺牲其它价值作为代价，也就是说，各种“好”东西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和冲突——效率和平等，秩序（安全）和自由，自由和平等，自由和民主，社会稳定和创新活力，真和善和美……等等，相互之间莫不如此。这也就是说，当你把任何一种价值目标（“好”东西）推向极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其它价值（好东西）彻底牺牲掉。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内的一切极端主义之所以不可取，一切极端主义诉求一定是自毁性的，首先就是由“价值”问题的这个根本性质所决定的。现实世界、人间俗世不可能有天堂，不可能有理想完全彻底实现这回事，天堂、绝对、完全彻底……只存在于天国彼岸，和不切实际的纯逻辑推理的抽象观念世界之中。
对这个共和主义主流范式充满敌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辩护要想站得住脚，唯一的出路是：1，论证确有比自由民主更优的政体；还得2，证明自己比自由民主更具有全面的综合竞争力，而不是仅限于按照某种理性主义的绝对标准挑自由民主的毛病。迄今为止，我们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
4 马克思主义既不科学，又不人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些话语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人，如果深陷于他的自我封闭的处境之中的话，是谈不到有什么见识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死抱住中华文明优越论不放，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被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之后，很不幸地，又一头掉进了另一个自我封闭的片面处境之中，这回，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叫做“马列主义”的来自西方的封闭处境。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吃亏最大的，就是“封闭”这两个字，这是我们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最为沉重的负面遗产。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也有可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从神那里借一只眼睛”，不但跳出新老马克思主义的封闭体系，而且跳出其它种种一元性“主义”的封闭体系，甚至，跳出整个西方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封闭体系，站在全人类各种文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高度，来设定我们未来的目标和路径。没有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境界和眼光，我们就既不可能了解从自身的文明当中应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也不可能懂得从西方文明当中应该学习什么、拒斥什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当然也就只能是“盲人骑瞎马”，撞到哪里算哪里。
所谓的“西方”，或“西方文明”，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的等价物、同一体，相反，它一定是一个大混合物、混合体；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其中既有许多最好的东西，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根本没有的，比如自由民主和科学方法；同时，其中也有许多最坏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所没有的，比如——我个人这样认为——二分性、民粹性和幻想性。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三大病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1）二分性，或两分法、二元性，是指一种截然二分、黑白判然、势不两立、激烈斗争冲突的零和博弈世界观方法论。中华文明里面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们的阴阳五行说当中虽然有阴阳二元，却还有五行相克相生，阴阳之间也根本不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地斗争冲突，而是相反相成、既相异又互补，“和而不同”——看一眼太极图就可以一目了然，那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间的界线是圆弧、不是直线，意思是，这界线和区分是灵活的、弹性的、变化多端的、审美性艺术性的，而不是僵硬、固定、无可通融的敌我二分。
西方文明的这种二分性，有其悠久的宗教、哲学和逻辑根源。宗教根源，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波斯宗教的影响，它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善、恶两大主神殊死搏斗、最后决战的一个大战场，历史终将以善神的完全胜利、恶神被彻底消灭而告终。哲学根源，来自于希腊哲学根深蒂固的本质—现象、理性—感性、物质—精神、灵魂—肉体、永恒—变化、天国—人间……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逻辑根源，可归之于形式逻辑要么是、要么否（真或假，全或无）的二肢判断。
二分法当然有其功用，尤其有助于构建一套条分缕析、明确清晰的概念体系，但是，它终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世界观。这种“好人，还是坏人？”式的幼童世界图景，竟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之内，左右了相当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几乎全部）西方人的头脑，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2）民粹性，也可以叫作“人民崇拜”、“底层优越论”，是简单地把鄙视民众、贬低体力劳动的封建贵族等级制观念来个大颠倒，把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美丽光环都套到“劳动人民”、“人民群众”头上，而这里的“劳动人民”和“人民群众”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
直到19世纪工人运动兴起之前，西方社会从来都是等级森严，缺乏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性，每个人都被固定在某个社会等级之中，祖祖辈辈只能从事一种职业，财富、权力、权利和社会荣誉都按照社会等级高低分配。很自然地，这种极度不平等必然会在底层社会的精英分子和其他阶层有平等意识的成员当中引发激烈的反感和愤恨，民粹主义就是他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极度简单化、情绪化的反应。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正是死抱住等级特权不放、拒绝改良的旧贵族自己制造出的死敌，一个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越是不平等，等级制越是后果严重，社会主义闹得越凶、越激烈。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美国没有旧贵族。
中国的传统社会却和西欧大为不同，自西周末年、春秋时代以来，中国的贵族社会就开始瓦解，平民的地位急速上升，尤其是科举制带来的垂直流动，以及大一统秩序下全国范围、甚至远及万里之外的商业贸易的发达所造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水平流动，是同时代的西欧完全不能想象的。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是中世纪欧洲的图景，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也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和民粹相类似的东西，中国人从底层社会到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都是向上看，都是“力争上游”的，上进心极强——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中国人的这种极为强烈的上进心是决定性因素——相应地，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原则和理想必然就是尚智、尚贤，即精英主义。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句中国人的传统信念不能作欧洲贵族式的解释，它不是一个事实判定句，不是说在上统治领导者一定聪明、在下被统治被领导者一定愚蠢，是说聪慧者应当居上、愚笨者应当在下——它是一句价值判断，讲的是“应当”如何。这当然不错,难道反过来倒是对的不成？你见过哪个家庭、企业或国家让愚笨无知者居上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看看外国那些成功的大企业（比如韦尔奇主管的GE，乔布斯的苹果），最优秀的大学，没有一家不是把选才、用才、给一流人才创造最优越条件放在第一位的。“第一流的人才在哪里，光明和希望就在哪里”，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
偏偏，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宣扬的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也就是穷人有福、愚昧无知者才能上天堂，彻底颠倒黑白的一套。“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等仇富话语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知识越多越反动”之间的同构性，基督再临、千禧年的千年至福和“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之间的同构性，无需多大智慧便可一眼看穿。请记住：中华传统文明里从来没有这种理直气壮、打着“社会正义”漂亮旗号，强行把每个人往下拉的反文明蒙昧主义。中国的底层造反，所谓的“农民起义”，杀富、仇富绝不少见，“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的旗号对民众的鼓动性也很强，但那只是在表达“凭什么你们富、我们穷”，是说“我们也应该富”，绝没有半点“当穷人好”的意思。这才是底层民众的健全理性，正常社会的健康常态，而西方式的民粹主义则不过是僵化等级制下毫无改善机会的底层民众自欺欺人的自我夸大、自我抚慰罢了。
而民粹最有害的后果，是它一旦和民主相结合，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坏的坏民主——民粹民主，变成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精英、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的专制压迫和无情剥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居多数的国家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因所在。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是民粹民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今天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那样真心信奉这个民主。他们对于民主，哪怕是民粹民主，从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
从举世公认的科学方法的角度看，马克思，和出色地继承了马克思学说“革命精髓”的列宁的民主观是十足混乱、自相矛盾的，但这在“辩证法”家的眼里却不但不是问题，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级”的科学方法的表现——因为矛盾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自相矛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明之处。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人民大众最完全、最彻底的民主，和对资产阶级等等阶级敌人的暴力专政”，所以这个“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6）。民主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民主 （同理，黑即白、白即黑，是即非、非即是，依此类推，可以推出一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命题，直到当今“后现代”们的“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至于“资产阶级虚伪的自由民主”，不过是少数剥削压迫阶级对多数人民的专政，所以，民主还是专政。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放眼看去，无论何时何地，民主永远就是专政而已——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别无其它。理由呢？简单之极，因为民主是一种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国家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统治即专政。必须等到共产主义彻底实现，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政治消亡、任何“统治”和“专政”一律消亡，当然，民主也就一起消亡了，毫无必要了。到那时，作为专政的民主也好，作为民主的民主也好，全都“消亡”了。
总结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史观，共产主义之前的政治通通是专政，民主不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当然毫无例外，通通是专政：“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列宁）；共产主义之后则专政和民主都毫无意义了。所以，在一切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眼中的那个好东西，在马克思学说当中实在难说是个什么好东西。它要么就是专政，要么毫无意义。
作为非辩证法家，你如果坚持“低级”的形式逻辑，非要把民主和专政区分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亦即多数穷人的统治，并且是多数穷人绝对的、“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列宁）。这不但在民主理论的类型学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极端民主即民粹民主，更妙的是，列宁还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民粹民主的凶残本相——对少数人“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
请务必注意：马克思，列宁都根本没有“歪曲”或“篡改”民主——当然是指民粹民主——的本质，也根本没有生造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新概念。许多（说不定是全部）西方学者对此理解有误。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民主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曾经长期占据过民主的主流位置（7）。后发现代化国家民主化最大的困境，恰恰就在于此！
在当时那个科学落后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背景中成长、接受教育的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惯于翱翔在人间天国幻想的云端，让诗人的浪漫思絮漫天飞舞。他哪怕是稍稍脚踏实地一点，也应该想到，他那个“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有什么保证，不至于演变成对于任意划定的随便什么人的专政，甚至演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不错，马克思有一个区分敌我的客观标准，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且不说何为多、何为少的界限如何划（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过规定，雇工七人以下为合法，以上即“剥削”——试问理由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已经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已经成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还要被专政？因为“拼死反抗”？因为“思想反动”？因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那么，思想反动或不反动就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但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思想反动”？由谁来定？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以及“专政”永远会“扩大化”，以致斯大林把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杀光，毛泽东把他的老战友们整得死去活来，都绝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正是马克思学说的逻辑必然；而马克思本人的“科学预见”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定他那个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架直接通向彻底和谐人间天堂的天梯——这是太无知，太天真，还是过分沉迷于完全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幻，把美梦当了真？或者，是因为他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某种哲学比科学更科学（一个科学欠发育时代的德国人所犯下的低级错误）？
西方人至今仍然普遍认定，无论如何，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民主。大错特错！无论如何，那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民粹民主，多数暴政式的极权民主。只不过，无论如何，那绝不可能是自由民主！共产党人并没有故意行骗，他们只不过是选错了民主类型，受骗上当了。他们的民主观其来有自，甚至，你说那曾经就是民主的主流，搞不好，未来说不定还会成为主流，也毫不为过。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遍布全球，极为“雄厚”的民主思想理论和社会文化的基础，我们才格外忧虑，一旦贸然开启中国民主化的大门，十之八九，就会是民粹民主的漫天狂潮席卷天下！
（3）幻想性，很类似心理异常中的“幻觉”和“妄想”，但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也许可以这么说：幻想是介于心理病态的“幻觉妄想”和健全人的创造性“想象”之间的心理现象。
无人能够否认，科学大大地造福于人类；但是科学如果被坏人和半通不通的人滥用，其为祸也是不可估量，而这个滥用随时随地都在发生。限于篇幅，本文只谈科学和幻想的关系。
前面已经讲到，“科学方法”简而言之就是逻辑—数学方法，加上一头一尾的经验主义的观察和实验：从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建构理论，然后再以可观察的现象和事实加以检验。大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科学哲学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这中间的“逻辑—数学方法”其实应该叫做“假说—演绎方法”，意思是，逻辑和数学只是一套思维工具（纯形式），本身无所谓真假（锯子、刨子有什么真假？只有好用不好用），有真假的只是理论的经验内容，即理论和其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真”、“真理”全都是建立在“假说”（或“假设”“设想”“猜测”“猜想”）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什么明确无误、无可置疑、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上。永真、不可能错、“无可置疑”的只能是纯形式，任何带有经验内容（“现实”内容）的理论都只是假说而已，所有的“因为……所以……”都只是“如果……那么……”而已。所谓“真理”，只是一再地通过了检验，没有被推翻，“非常可能正确”的东西。好的假说的提出，是科学创新的关键环节，是对科学家天才洞见和创造力最大的考验，这其中就必须运用高超的想象力。高超的想象力——问题就出在这儿。
首先，好的假说，必须是两种因素（还有其它因素，姑置不论）的紧密配合：一方面是超越常规、天马行空般的丰富想象力；另一方面，是对科学规范的长期学习、遵循和熟练运用。只有后者，只能当教书匠，不可能有创新；只有前者，那就是我所说的“幻想”。许多“自学成才”的门外汉自认为的天才发现，其实都是幻想而已。在科学的初创期，这类人物还有用武之地，放到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今天，就只是笑柄而已。可悲的是，受毛泽东民粹主义（“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等等）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是不断看到这种悲剧性人物的表演。
还需要说明：错误的假说和“幻想”不是一回事。“正确”的假说是一再通过了检验的（然而，由于归纳法的性质，再多次的检验也不可能保证它将来永不会错），“错误”的假说则只要是有一次通不过内行的严格检验，就可判定为错，一票否决。而幻想（特别典型的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幻想）是根本不懂、或根本拒绝“检验”等等这一套科学规范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西方文明当中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大流派，是和当代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的一头一尾这个经验主义程序（毛泽东的说法叫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完全对立的。这个流派，就是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经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到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唯理主义（理性主义）哲学，被称为“欧陆理性主义”。这是近代西方哲学两大流派之一；另一派是“英国经验主义”。这套唯理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认为通过观察、感官感知的“现象”、“经验事实”毫不重要；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虚假的、骗人的、不“真实”的，只有通过理性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知识，才是真实的“本质”；而逻辑推理，就是以欧氏几何为范本，从无可置疑、理性上不言自明的前提（公理和基本概念）出发作严密的演绎逻辑的推演，最后建构出一个无逻辑谬误的理论体系。这其中，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逻辑”（和数学）的本质，而这个不了解的原因又是由于不了解欧氏几何的性质。欧氏几何的直线、圆、弧……等等虽然已经是高度抽象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内容的，仍然是对现实世界经验现象的抽象概括。希腊人由此误把理论的“纯形式”（逻辑和数学）和“经验内容”混为一谈，进而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从经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纯形式成了永不会错的“本质”，经验内容本身反倒成了虚假骗人的“现象”。这个错误可就犯得太大了，从中导致了波及人类知识每个重要领域的巨大谬误，以至于帕斯卡老早就讽刺说，“没有任何一种荒谬绝伦的理论，是没有被历来的（西方）思想家提出来过的”——括号中的“西方”两字是我加的，加上这两字才符合事实。简而言之，这等于是把思维主体、思维对象和思惟产品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全部都归结为逻辑了！把这三者都等同于一个逻辑结构，就是我所说的泛逻辑主义，其中一个最荒唐的范例是黑格尔哲学。我们拿波普尔的“世界1，2，3”，和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作个对比，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科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和玄想（幻想！）式的、完全不顾现实内容的纯粹抽象概念的游戏（也就是那套唯理主义哲学），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以下三段文字比较难懂，没有耐心的读者不妨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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