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的母校北京女十二中(貝滿女中)將迎來150周年華誕。它是由美國人貝滿夫人於1864年創建的。它在清末的古都北京開啟了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培養了冰心、李德全、謝希德、王承書等大批卓越人才,解放後它繼續為國家培育大批學生,它的歷史既曲折又精彩。
提起我的母校女十二中(解放前的貝滿、現在的166中),心中頓時五味雜陳,酸甜苦辣一齊湧上心頭。1959年,我從培元小學升入女十二中初中部,三年後又考入高中。1964年,我因病休學一年,次年秋又上高三,1966年6月初畢業考試剛完,即趕上“文革”,在校經歷了三年天翻地覆的運動之後,1968年底下鄉。算起來,我在女十二中度過了十年,這是怎樣的十年啊!我覺得女十二中與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二十多年來我遠離故土,但是初中部教堂的鐘聲在我夢中時隱時現,高中部大院裏的紫藤蘿白丁香依然在我眼前怒放。我又怎能忘記我的那些前輩和我的恩師啊?
陳璉
1947年,一位娟秀的年輕女子來到北京燈市口的貝滿女中任教,她叫陳璉。
師生們傳說,她是蔣介石的高級智囊“文膽”陳佈雷的女兒。她學識淵博態度謙虛,很快就贏得了學生們的好感。課堂上,她結合時局講解歷史;在課下,她組織讀書會,發展民青盟員。1947年9月底,她與丈夫袁永熙突然被捕。幾個月之後,由陳佈雷出面作保,她與袁永熙才先後出獄。
1939年初,我媽媽張定華在昆明西南聯大加入地下黨。後來,聯大的兩支地下黨合併,我媽媽併入女同學支部,支部書記就是陳璉,袁永熙則是總支書記。聯大的地下黨相當活躍,他們宣傳抗日,搞讀書會、壁報,開展進步戲劇活動,下鄉宣傳,與三青團鬥智鬥勇。1941年初發生皖南事變,國民黨在昆明抓捕共產黨,地下黨組織黨員們陸續分散撤離昆明。從那以後,我媽媽好多年沒見到陳璉。直到解放之後,媽媽才聽同學說起陳璉在團中央工作,袁永熙在清華大學擔任領導職務。
誰也想像不到,幾年之後的反右運動,竟把袁永熙打成右派。陳璉迫於壓力,不得不與他劃清界線,離了婚,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我知道那是什麼滋味,因為我父親也被打成右派,我媽媽獨自帶著我們姐妹四人。又過幾年,“文革”巨浪撲來,陳璉受到很大衝擊,終於在上海跳樓自殺。
我始終沒有見過陳璉,但是她的命運常常使我深思。年輕時背叛家庭忍受牢獄之災,中年時與丈夫離異,“文革”中受盡屈辱,這麼多厄運加諸在陳璉一人身上!媽媽非常懷念她。去年,九十三歲高齡的母親還念叨著要寫篇文章紀念陳璉等聯大同學。“文革”之後,西南聯大的老同學頻繁來往,袁永熙來過我家。他在農村勞動多年,已經沒有了往日的風采,他的記性也變得很壞。老同學讓他證明當初的一些事情,他幾乎都不記得,也並不熱心,大家免不了有些怨言。我想,他們兩人的三個孩子命運一定非常坎坷艱難。
陳璉
李佩
中學就讀貝滿女中的李佩也是我媽媽西南聯大的同學。
在聯大,李佩很活躍,曾擔任學生會副主席。大學畢業之後,她去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受到地下黨的影響,參加了一些進步活動。1947年,她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工商管理。第二年,她與在康奈爾擔任副教授的郭永懷結婚。郭永懷當時已是美國很有名氣的空氣動力學家。
1956年10月,郭永懷和李佩帶著女兒郭芹費盡周折回到祖國。郭永懷是中國研製“兩彈一星”的功臣,卻不幸於1968年12月5日死於飛機失事。12月25日,國務院授予郭永懷烈士稱號。我第一次見到李佩阿姨是文革之後七十年代末期。我發現,作為郭永懷的夫人,一個頭上戴著光環的人,李佩阿姨沒有一點傲氣。她靜靜地坐著,一點也不張揚,娓娓而談。她談她的工作,也談她的女兒郭芹。那時,我剛從山西插隊回到北京。她說,郭芹曾在吉林插隊。
八十年代中,我赴澳洲留學,好多年沒有回京。九十年代末,有一次我回京,媽媽對我說:“李佩的女兒病逝了。我都不知該怎麼安慰她。郭永懷不在了,現在獨女又去世,太慘了!你不知道,你們四個孩子對我有多重要!”大概是2006年,我回京探家。一位西南聯大的老同學帶著女兒從英國回京探親,媽媽請她們吃飯,又請也與這位老同學相熟的李佩阿姨作陪。李佩阿姨打扮得整整齊齊地來了。她很瘦,精神卻非常好,滔滔不絕地給我們講她的工作,講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事情。爸爸媽媽都驚歎她的精力如此充沛。我想,她是把對親人的思念化作力量,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我從心底佩服她。
2007年,她把自己的全部積蓄貢獻出來,分別給予中科院力學所和科技大學的郭永懷獎學金。她多次獲得各種獎項,科學院的人稱贊她是科學院的玫瑰。如今,老貝滿培養出的這株玫瑰雖老,卻依然美麗嬌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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