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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把村庄和村庄以上的党政一套科层体系连接起来的东西——工作队。工作队为什么很重要？共产党以前，不管是传统的帝制时代还 是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村庄内部的基层精英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传统的皇权不下县，还是民国时期在县里设一个区的层级，都不能直接在村庄里进行 信息指令、传递、资源的交换，必须要依靠精英。传统时代的精英很好，是士绅，民国时候精英慢慢流失跑到城里，村里变成“土豪劣绅”，好像是坏的。但不管好 与坏，这些人很重要，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国家就没有办法控制村庄。但有了工作队以后，变成上层机关派出的一个临时性机构，可以有效地在村庄里贯彻国家 意志。所以在土改以及土改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国家的力量在村庄里真正在场，而不是抽象在场。当时我做土改研究时，在河北省与山东省档案馆搜集了500多份 基层土改方案，让我惊讶的是，在我所看到的材料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村庄是在完全没有工作队或者工作队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土改的。所以工作队特别普遍。传统 时代上面是国家，中间是村庄精英，下面是村庄普通民众，是线性的治理结构。有了工作队和基层组织网络后，结构变成一个相对立体的结构，有了工作队，国家可 以直接在村庄里和乡村精英互动、和乡村民众互动。如果精英不能够很好地执行上层意志，工作队可以直接把原来组织免掉，重新动员群众建立一个新组织取代它， 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外是群众中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说白了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也就是“斗”，为什么要斗？他们是我的敌人，敌人就要斗。大家知道，毛泽东写 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官方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就是这个，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把这个 问题抓住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就清楚了一半。
我现在在政治系工作，除了历史以外，会看政治学方面有名的文章和著作，注意到最近几年国内政治学界流行一个人——卡尔•施密特。施密特特别有名 的一个观点是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审美领域一样，有它最根本性的标志，审美领域区分美和丑，道德领域是对和错，政治领域有一个最根本和最决定性的区分即朋 友和敌人。如果我们把朋友和敌人弄清楚了，政治问题就弄清楚了。他的观点在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做讲演提出的，后来这个讲演就形成政治学里的基本文 献，名称叫《政治的概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是在1925年底写出来的，施密特讲演在1926年3月做的，时间相差很短。我的推测是 毛泽东不知道施密特，施密特不知道毛泽东。后来三、四十年代施密特写其他文章时知道毛泽东，在著作里提到了毛泽东，但我想他在讲演时还不知道毛泽东。一个 是中国的革命家，一个是德国的政治学家，居然不约而同的把政治界定为“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很有趣。因为阶级区分在土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从我看到的一手 材料里看出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个是阶级的隔离，对贫农、中农这样一个被划成“我”阵营的人，与地主、富农进行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这个 界线非常清楚，中间没有回还的余地，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站在中间是不允许的，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这是阶级的隔离。另外一个是阶级的融合，我们知道在 乡村社会里，人们对生产关系的占有状况非常复杂，朋友和敌人区分好了，分成地主、富农、贫农、中农区分得很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中间有变动，二是中间区 隔不是很稳定，后来就有有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还有贫下中农，他们在一块变成我们当中最核心的部分。至少在土改期间，阶级划分一方面是要把我们和敌 人区隔开，划清界线；另外一方面是把我们和内部融合，打消这个界线。除了我们说的阶级关系之外，还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很多关系，这些 关系都融合在阶级关系中。不管是这个关系和那个关系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只要是你是中农、贫农、雇农就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 是一家。当时土改档案说地主富农是小蒋介石，蒋介石大地主，要想从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就得帮助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蒋介石、打败国民党，这样穷人 就能翻身当家得解放。所以在群众运动中，这个关系体现得非常清楚。
不同行为者行动的逻辑
接下来我讲讲在土改过程中不同的行为者行动的逻辑是什么。我把在土改过程区分出三种行为体：一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用今天比较流 行的话是政党国家，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二是村庄里的基层精英，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村干部。三是普通的乡村民众，普通的村民。这三者行为逻辑不一样。
对于党来说，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在群众运动过程中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技术和策略，能够把农民动员起来，同时又把动员起来的民众很好地 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在可控的范围内。刚才黄老师已经提到，土改之所以能够开展和进行，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共对这个地方获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实际控制，否则土 改没有办法进行，比如内战时期，如果这是国民党的地方，中共到那儿去，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一个控制。控制住以外，特别是对于内战时期来说，这个地方一会 儿可能是你中共控制，一会儿可能是国民党控制，属于双方拉锯争夺的地方，这时候农民参加土改有风险，另外跟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相违背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把农民发动起来，抛开这种顾虑参加土改斗地主？传统时代地主和农民虽然未必像今天所讲的那么融洽，但不是非斗不可的状态，怎么样让农民去斗地主，里 面有很多手段和方法，比如物质刺激，比如我看到很多材料里说斗地主非常有效的方法是谁斗谁分，谁斗地主就把地主的金银珠宝拿到，谁斗得最积极谁获得最多。 其次还有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中共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因素。再次，中共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时，情绪调动方面做得很好。美国的裴宜理在12年前写过一 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想去动员群众，为什么后来共产党成功而国民党没有成功？里面有很多因素，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党在动员农民时诉诸的 是道德伦理东西，把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拿过来，这套东西动员民众理论上很好，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文化很低甚至是文盲，拿这个东西进行动员，效果大大折 扣。中共依靠的是情感动员，所以中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情感工作。我前几年发表过一篇诉苦的文章，注意到在发动农民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和斗争的时候，让 农民上台去讲，过去的很多苦都是这个地主害的，群情激愤大家都开始打地主、斗地主，甚至当场把地主给打死。当时我看到一个材料特别有意思，怎么样把农民愤 怒的情感、仇恨的情感调动起来？里面重要的工作是选什么样的人去做？所以选苦主，第一选女性，第二选老人。为什么选女性，女性容易情绪激动，一诉就哭，她 一哭大家就跟着哭，大家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为什么选老人？老人经历的事情多、苦难多，容易情绪化。斗争的对象也得选择，村里可能有三个地主，一个地主是 茅坑地的臭石头，怎么斗我不理你，这种人不理你，没意思。一种是还没斗就趴下了，什么都交代，就说有罪，这种人也没意思。最好是刚开始很强硬，斗后、控诉 之后就软了下来，非常符合群众的要求。所以苦主和斗地主的选择很有意思。另外是典型示范，中共特别擅长这种方法，任何一场运动、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找出英雄 模范。这是从国家角度来讲。
高王凌、杨奎松、黄道炫、李里峰：土地革命七十年(3)
发布时间:2014-05-19 09:56 作者:高王凌、杨奎松、黄道炫、李里峰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447次
从基层精英角度来讲，中共统治下的村干部跟传统时代的地主士绅不一样，地主士绅有资源、有地主、有功名还有社会资本，有威望，精英的身份不需要 国家来确认。但在中共统治下，把原有的社会结构完全颠倒过来，过去越有钱有知识的人现在越没有地位。所以土改中那一批崛起的村干部都是过去的边缘人，贫 农、雇农、无产者，是无业游民这些人当村干部，他们为什么能当村干部？完全是上级组织给他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跟国家抗衡、讨价还价。与 此同时，他们是村庄里的一分子，生活在村庄的网络中，有他的家族、家庭、亲戚朋友，所以很复杂，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行为特征：一种是作为国家干部，要执 行国家意志。经济学有理性人的提法，希望用最小的成本获最大的收益，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希望获得一些好处，可能会利用村干部的身份、利用土改中的特定环境 谋求自己的私利。但他又是社会人，要关注村里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党和国家攫取资源过分时，要为这个一村庄跟上级进行抗衡，比如上级要征收公粮、参军压力太 大，可能不公然违抗，但会拖延延、转移。同时有好多项任务，去选择对村庄危害比较小的事极力去做，危害比较大的事就不去做。还可以隐瞒，比如划阶级，有多 少贫农和中农，这是贴标签的事，中农就是中农，贫农就是贫农，完不成任务时做点手脚就完成。还有特殊化，土改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土改很好、斗地主也很好， 但我们村的情况特殊，这种情况在各个地区都有，不是因为华北地区地主少、西南地区地主少，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个表述，各个村不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对于乡村民众来说，首先是对于这个国家、对于党存在组织性的依附，比如我们讲的这一套基层组织网络，把所有乡村人员放在网络中，进行管理和控制 非常容易。与此同时，乡村民众在自身利益受到过度损害的情况也可能去表达自己的不满，也可能进行自己的抵制，高王凌老师提出“反行为”，农民不是真正要抗 争，也许想但没有资源去抗争，不过会有很多不太合作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或多或少地能够为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起到好作用。当反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迫 使高层党组织对农村政策进行一些适度的调整。在后续的点评中，请高老师详细讲讲这个情况。谢谢！
点评人：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历史问题要重视口述史
我做土地改革研究于1990年开始做，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总结中国农村改革史经验。既然总结经验，就把历史背景缩短成 30年，80年代从头做。一开始我们觉得土地改革是一件过去的老事，现在没多大意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跟包产到户有关系，但就是过一下。这时候我们 的东西在内部刊行，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拿去作为教材，这时候有了著名的诉苦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诉苦”为 中心，台上这两位朋友也在诉苦派范围内（现场笑）。当时在社会学界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我到处夸奖。我觉得经济学已经死亡、经济改革已经死亡，但社会学已 经兴起。
1994年开了一个土地会议，在这个会上打算提出把土地私有化，这件事没有成功。但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突然明白了土地改革这件事不是一件已 经过去的旧事，土地改革研究突然具有了莫大的活力，和现在的土地问题完全连在一块，打那儿以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最近几年参加了多次社会活动，挣了不少 银子（现场笑），其中第一个就是土地改革、土地问题，我讲了一次又一次。我们那时候还是学术性的，零几年我的一个学生去家乡调查，发现土地改革不是社会主 义性质，土地改革跟共产党、共产主义连着，和大跃进连着。这篇论文我们在法国、香港发表，提出一个和诉苦派相对立的观点——“倒霉鬼”。假如我们今天在审 判两方，开一个土地改革的法庭，我在那儿坐着，光有贫下中农行不行？必须把老地主叫来，不能光听你一面的，光听你从小受教育那一面的。我们提出这样的问 题，国际学界给予很大关注。
我在外面多次讲土地改革，发现这个问题值得下这么大的功夫。现在我在清华大学开课，每年讲当代史，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每年有重大收获。今年 有一个标题是“土地改革里的非土地改革因素”，土地改革是土地问题为中心吗？去年我给学生出了一道题，土地改革从哪儿开始，在座同学写了一篇论文。土地改 革在1928年是什么？在1928年就没有“土地改革”这四个字，没有土地问题。湘赣边区的土地第一个文件是《土地改革以后的土地去哪儿了？》，如果说土 地以后给了国家，还会参加革命吗？山东一个老干部说一分土地，农民就给共产党走了？去打仗去了？所以口述史非常重要，必须要看实际情况，千万不要跟着走来 走去。
土地改革问题的承载量大，信息量大
共产党当时不是要土地，而是借助土地要政权，后来策略发生改变，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大转变。我们现在说的华北地区，当时那里的人不 要土地，材料也没有土地问题土地改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首先要承认土地改革代价太大，对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损伤极大，承认这个后，才好要追问土地改革 为什么要付出大代价。杜润生提出三个观点，一是经济反封建，二是参军，三是基层下县，。
土地改革这件事，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和秦晖意见一样，我们相视而一笑，他认为中国没有土地，我认为地主占的地很少。我认为土地改革是承载量、信 息量、目标特别高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说它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在清华讲“外国人的东西都不能看。”对这句话大家不要误解，以为土地改革就没有土地因素 吗？不敢说。现在政府肯定要把所有资源掌控在手里，土地早晚要露出脸来。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诉苦的人没有批评清楚，我总是想，每年备课，就不断地在这 方面建设我们的学统，有了这个学统才会有道统，有了道统才会有将来的治统。
点评人：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区分“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
第一个要说明我不是研究土地改革或者土地革命的专家，所以在这儿做点评有点超越我的专业范围或者研究的范围。另外，高老师从90年代一直做土地 研究。我确实做过土改，做过土改以后对有些东西有点肤浅的了解，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或者是各位听众，没有接触过土改或者土地问题的年轻朋友，听完后是不是 有点困惑，有些概念是否能搞清楚？我发现题目是“斗地主：土地革命70年”。首先斗地主跟土地革命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或者密切的联系？土地革命是什么？ 刚才大家都在讲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跟土地革命是否一回事？其实不是。李里峰讲到最基本的现象是土地改革，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亚洲、东亚很多国家不搞，土 地改革不见得斗地主，土地改革也不会必然导致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一个概念，土地改革是另一个概念。就“土地革命”而言，它是中国特有阶段的一个名词，如 黄老师讲的1927—1937年我们管这一段时期叫“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而且主要不是斗地主，而是杀地主。土地革命那一阶段重 要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先把土豪抓起来，不会说完全不会斗，是直接杀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革命暴动开始，到1928年初，是广泛地 杀，抓住就杀。后来不见得一定都杀掉，但打土豪本身是一个必然现象。打土豪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特别是为了解决军队经费财政，分田地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争取地方农民，许农民以地，鼓励农民跟着红军走。换句话说，真的到了土地改革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从1946年“五四指示”也就是国共和谈 期间，到1947年底，最迟到1948年1月、2月，随着中央对土地改革的纠偏，暴力式土地改革到1948年就停了。土地改革本身不见得是暴力，土地改革 中当然有暴力土改。1950年中国要搞一个全国性土改，通过了《土改法》，也通过了与土改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这以后，土改发生过一段波折。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土改法》开始搞土改，1952年全国性土改。到1952年基本结束，个别地方延续到1953年。最初的土改是和平土 改，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也就是1951年以后，进入到暴力土改或者斗争土改。所以在讨论这段历史时，要澄清一个概念，概念要搞清楚，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 不是一回事。
如果这么看历史，中共对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开始触及土地问题，是从大革命后期开始。1927年5月、6月、7月，这几个月时间没来得及，虽然 土地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来得及触动，而且什么叫地主的标准制定不了。一直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那时候部队南下广州过程中，考虑究竟打哪些地主，那 时候还在给中央写报告，究竟是多少亩以上的农民才算地主，对此有争议，当时的基本倾向是500亩以上的算大地主，可以去打，500亩以下的算中小地主不要 去打。苏维埃革命一提出后，整个过程暴力化，只要有土地出租就是地主。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这段时期基本属于暴力土地革命阶 段。到1936年又开始恢复团结统一，或者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期，到整个抗战八年，地主成了团结的对象，不存在土地革命，当然也没有土地改 革。
土地改革是1946年，抗战结束后过了半年后，1946年5月4日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但重新提出来也没有进入到斗争土改或者暴力土改结果。 1946年底或者1947年初，这个土地改革过程是和平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1946年7月毛泽东专门提出搞土改可以搞和平赎买。这种土改其实是孙 中山的土改方法，也就是台湾后来的土改方法，政府发公债或者政府提供债券向地主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的政策到1947年初，在陕甘宁边区一 直在贯彻。但内战爆发后，也就是1947年2月份以后这个政策被废弃，开始要搞斗争土改。所以斗争土改，大规模的斗争土改（零星的一直就有），从1947 年4月刘少奇带着中共中央的工委从陕西到河北的路上把斗争土改做起来。斗争土改的激烈程度非常厉害，杀了很多人和很多干部。但1947年底，中共中央毛泽 东发现后，开始纠偏。所以1948年以后，斗争土改基本停了下来。
后来到其他地方，比如新解放区，1948年开始中国进入进攻阶段，是新解放区，新解放区中共没有搞土改。1949年新区基本固定后，在北京、华 北地区开始搞土改试点，包括北京周围都搞过。这段时期搞的是和平土改。1950年以后中共开始搞全国土改，继承的经验也是和平土改，希望不用暴力方法、不 采取很激烈打杀的手段，但斗地主还是有的，各种诉苦也有。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后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激烈的斗争土 改？重要的原因在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统统集中在战争上，对内清理，把农村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换句话说是为了要建立巩固政权，从这个角度看土 改，会知道土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波折、复杂、起伏很大的情况，并不是土改就是革命，土改就是暴力的，不同时期土改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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