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相对放松，“拨乱反正”运动的展开，在内地主流社会形成了反思文革“极左”路线、个性解放、面向现代 化的思潮；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表现为少数族裔文化本位性意识的恢复和中共国家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现在不少人认为，八十年代初民族政策的调整是 重大失误，其实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当时民族政策的调整是国家对自己过去错误的自我纠错；是对被伤害了的民族情感的疗救、弥补；是执政党和国家对少数族群 的善意体现。如果因为必要的政策纠偏和宽松与族群关系的紧张存在一定的关联，进而就否定当年民族政策拨乱反正的正面价值，那么就如乱扣“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帽子，并将相关现象或问题归罪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样荒唐。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国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以为纠正了过 去民族事务方面的“左”的错误，赋权于少数民族更多的权利，就会换来民族团结、国家稳定；而没有料到，简单的民族身份的赋权行为，可能刺激族群意识的增长 和更大、更高规模的民族本位性权利的诉求。个中道理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会更进一步激活公民民主意识和更高程度实现民主化进程的诉求一样。所以问题的 解决，显然不是去简单否定以往的思想解放进程，而是要在更高、更为有机的水平上，重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新型国家认同的纲领与架构。但国家权力在这方 面的表现，这些年则相当被动。

1980年代开始转型的国家民族意识形态，虽然仍然强调着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阶级斗 争”行动纲领的逐步取消，也带来了跨族群的“阶级人民”的逐渐消失，而代之以重新整体化的以族群为单位的“X族人民”；而作为推动这种转型的执政党，既是 新型族群文化建构的倡导者，又是以往“左”的政策的推动者，所以，他们的拨乱反正性的善意之举，就很难不被理解为是对被损害族群的理所当然的补偿，也就很 难得到持久、普遍的感恩性认同；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各民族大团结”的理念，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宣传，而非绝大多数文化工作者的自觉关怀。

这 样，重新转型的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既未建立起更高一层的综合性认同价值，同时被重新定位了的族群性“民族意识”又强化了国家层面和族群层面的“双重民族 性”的矛盾，加剧了中华民族认同价值的撕裂。所以族裔民族性认同的价值取向，无论从自觉意识还是从关系结构来说，都表现为单一性向度。

虽然 1989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具有高层次综合性向度的国家民族认同的整合观念，但一是由于有关各方对多元一体说的阐释，存在重大 的方法论缺陷，同时又因国家对“民族话语”言说权的封闭、主流思想文化界对此方面问题的长期冷漠，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族裔文 化民族主义的单向性，仍然无法得到辩证的调适与节制，而是更加走向偏执、激化。新疆的情况不仅如此，而且更为激进。与之相关，在新疆1989年以后，官方 又重新强化爱国主义、反分裂的宣传教育，但往往流于表面化，所以，并未能有效地克服分离主义思想。

现代性问题的新疆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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