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暨南大学教授 姚新勇

【编者按】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发生爆炸事 件，这是三个月内发生的第三起与新疆问题有关的暴力事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新疆读书工作、现在暨南大学执教的姚新勇教授基于切身的生活经历和多年观察认 为，宗教困境、民族政策的失效与文化认同的断裂、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公众和舆论的误解，共同造成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 2014年4月刊，经作者授权，FT中文网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2014年3月1日，来自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车站所制造的 恐怖惨案，公然挑衅了人类的基本底线。这是继去年10月天安门恐怖袭击案件之后，又一起发生在内地的涉疆暴恐案件。而疆内的类似案件就更为频繁了，据有关 部门统计，仅去年一年在新疆所发生的暴恐案件就达二百余起；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害现行组织团伙案都在百起以上。笔者去年6月所指出的“新疆暴力 问题”内地化的担忧，没有想到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成为事实。相信很多人会迷惑，为什么新疆的情况似乎仅仅在短短的五六年内，演变得如此迅猛剧烈？新疆究竟 怎么了？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要想良性解决“新疆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所谓“新疆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切忌简单化、单方面的解读。“新疆问题”的原因，包含着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经济与政治、民族文化差异、地缘等诸多内外部因素。

综 合而言，它带有古老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的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 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势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征兆，是国家及新疆内部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是文化失范、社区尤其 是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干预的效应，也是境内外过度反应的放大与扭曲。这一切加之新疆绿洲生态的脆 弱性，就决定了所谓“新疆问题”注定是复杂的、长期的。

古今宗教困境

新 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多种文明、文化、人种、民族、部族、族群在此汇聚，它既沟通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会，同时又始终被来自于东西方的势力所撕扯。 现在人们所指认的以维吾尔伊斯兰信仰为主要代表的地方性民族、文化特征，即便是从公元九世纪的喀喇汗王朝的兴起算起，也是经过了千余年的不同种族、宗教、 文化间的冲突才逐渐而成的。在这千余年的历史中，新疆不仅发生过对佛教徒等“异教徒”的宗教圣战，而且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也惨烈频繁。例如当代优 秀维吾尔族作家亚森江·斯迪克先生的《魔鬼夫人》，就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长达二百余年的黑山派、白山派的血腥冲突。

黑山、白山两教派的开创 者，系中亚伊斯兰教苏菲教派领袖玛合图木·阿杂木。阿杂木归真后，其长子和幼子“为争夺教权，各立派系，明争暗斗”。幼子伊斯哈克·瓦里和卓于16世纪 70年代进入叶尔羌汗国（首都在今喀什沙车）传教，创立了黑山派，成为当地主要教派。而长子玛木特·额敏的儿子玛木特·玉素布和卓，也在17世纪20年代 初进入叶尔羌汗国传教，形成了白山派势力。两教派师出同门同宗，最明显的差异不过是一派戴黑帽子，另一派戴白帽子而已。通过亚森江先生的笔墨我们看到，两 派领袖为了争夺教俗权力与财富，在天山以南地区利用或制造叶尔羌汗国国君与其子女、大臣们的矛盾，鼓动信徒们相互仇杀，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血雨腥风的 教派之争，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直接摧毁了古代叶尔羌汗国。

此新闻共有6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