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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中国自由主义的艰难历程
丘岳首
自由主义自严复引入中国至今历尽百年艰辛，在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无处安身立命。加之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政治强人不同程度的拒斥，上世纪前半叶的自由主义只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少数先贤的的思想中存有一丝血脉。1949年中国由国共分割党治，台湾岛上有雷震、殷海光等人的强撑苦掌，自由主义的婴啼虽孱弱仍未绝声。大陆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声响则很快随储安平的肉身一块“失踪”。尽管李慎之说过顾准的“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1但这明显带有拔高的意味。实际上，1949至1976年的大陆如果说有自由主义尚存的话，也只在少得可怜的陈寅恪、顾准等未与新政权合作的异类身上可看到阉阉一息。
直至1976年大陆的宫廷政变给思想界带来了新的躁动，中国自由主义才由此再次获得一线生机。
在自由主义得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公开言说和讨论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把吃饱肚子的感觉归于后面的馒头，我们便应该记住在前头为这一言论平台作出铺垫的先行者，实事求是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胡平，便是早期这一平台构筑者中的佼佼者。
1976年的思想“解放”头几年，知识学人擦着眼泪欢呼获得新生，舔着伤口庆幸赶上新时期的好时光，之后便忙起了“拨乱反正”。至于什么是“乱”的根源？何谓未来中国的“正”途？认真思考者尚为少数，沉思自由主义作为未来中国出路可能性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1984年，在胡耀邦儿子胡德平的支持下，《青年论坛》在武汉问世。创刊号上胡德平《为自由鸣炮》一文在自由主义之石上擦出了一朵火花，而划亮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则是胡平发表于该刊86年7月号的《论言论自由》。
个人权利是自由主义的基石，言论自由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在全面系统地阐述和论证自由主义的条件和可能性均不存在的时期，胡平选择言论自由作为思考的理论基点，既切近中国的现实，又点中了自由主义的关键。“极权主义的致命就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它借助于全面地控制思想而变得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它又由于不能公开否定言论自由原则而暴露出自己极为虚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对人们思想言论的严密控制，极权主义就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假如言论自由不存在，一切荒唐事，一切坏事都是可能的。”2
胡平的论文，两章约十万字。一章详尽论述了自由的含义与价值，二章论述了言论自由的力量与实现过程。
前者以假设问题逐一反驳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和疑虑，比较实行与不实行言论自由的利弊；后者从各国实现言论自由的经验，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论述以法规宪政确立和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
全文气势恢宏，视野开阔，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充分的论证论据，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读来，都令人啧啧赞叹。
十月，北京举行了《论言论自由》座谈会，其时已有不同程度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黎鸣、甘阳、孙立平、王军涛、陈子明、王润生、李盛平、闵琦等学者高度评价论文的启蒙和现实意义，将之视为“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的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陈子明）3
在寻思李慎之先生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之时，重读胡平二十年前的《论言论自由》，笔者最大的感慨是，“在没有言论自由时”（胡平语）胡平能如此严密成功地论证言论自由实在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奇迹。
不要忘记，胡平的论文酝酿于1970年，五易其稿定于1980年，之前曾于1979年刊登在民办刊物《沃土》上，至1986年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机遇中始得已公开发表，全文是在资讯受到空前全面的控制和封锁之中成文的，是在“没有言论自由时”论证言论自由。作者过人的胆识，是显而易见、难能可贵的。
2002年“吾五五悟”的胡平不同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李慎之亲历“五四”之后的思想启蒙时期，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早年发出的自由主义先声多少有入耳入脑，又曾与后来成为台湾自由主义宗师的殷海光同在西南联大就学，1949年后官至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的编辑，也是中国少数可以接触倾听境外另类声音的人士。
当李慎之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开国庆展时，胡平才是蹒跚学步的二岁之童。成年的胡平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临时工，直到1977年始有机会到北大学习，在他心头有了“言论自由”的构思之前，可供他阅读的书籍除马恩毛选外，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少之又少的域外文本。
就算1986年已有少量具有自由主义内涵的书籍引进，假设胡平据短短几年的外域理论修养对1980年成稿的论文作了补充修改，该文也仍然是一奇文。
不久前胡平写有《恐惧、残酷与自由主义》一文谈到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可看作上述奇迹发生的一个注解。
胡平指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新生一大原因是源于人们对无所不在恐惧的直接经验感受，出于本能的自身安全考虑而不自觉踏入自由主义的领域。“我强调，我的自由主义信念并非直接来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因?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的文化传统，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里获得这一精神资源。我们的自由观念是?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生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经验的思考。我想，这恐怕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历程。”4
老年李慎之不经意成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实际上也与胡平所说的“内生性”相符。李慎之自被钦点为右派后，曾经在恐惧中惊吓得“连树叶掉下都怕砸了脑袋”。正是这种恐惧的经验驱使李慎之开始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历程。当代中国极权主义作为专制主义的顶峰，其无处不在的特别恐惧不能不是直接催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由此而具有天然的“原创性”，如同它天生营养不良一样。
在自由主义养份极为贫匮的中国土壤上，如胡平在论文序言中估计一样，当他“提出这个极为重要极为敏感的课题时，很多人以为那是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是无济于事的书生空论。”
胡平未能估计到的是，不少人还把这一理论课题看作洪水猛兽。
其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胡平开始了流亡之途，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均未为他和他的同路人准备有更广阔的活动平台。虽然1988年华东化工学院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陈奎德的小书《新自由论》，但随着早期有自由主义倾向人士的入狱和出走，刚刚划亮的中国自由主义也慢慢重归暗淡。
“八九”的悲剧再次让中国人为缺少自由的理念和空气付上血的代价。
悲剧的成因是双向和两面的：极权政府继续着反自由的惯性运作，极权治下的人民并未普遍具有自由主义基于看重个人生命权益的理性──这种理性包含了必要的宽容和暂时的妥协。
之后，经济大潮掩盖了自由主义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声响，勃发的利欲一度将自由主义的诉求挤到时代的边沿角落。
在境外的自由天空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等待着陌生的外来者，即便原来你在中国声名卓着。自由的流亡者按不同的生活经历感受、不同的知识结构、精神信仰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自由者不是自由主义者，在谋道又谋粮，忧道又忧贫的双重困扰之中，自由者之中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调整原有就残缺不全的知识结构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不多。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海外对自由主义理论精髓有真切感知和出色论述可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知名流亡人士中有胡平、陈奎德。而仲维光、苏绍智、于浩成、王若望、刘宾雁、徐文立、张伟国、曹长青、王丹等则在不同程度上赞同和认可支持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基于这种理念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
在海外各种噪杂的声音中，胡平、陈奎德等自由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占有强势的话语权，这种情势下，他们的声音对大陆的影响如果有也只限于一个小范围。
近几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随着后极权政府对舆论控制一定程度的放松，境内外中国人士交流的密度增加，全球化的迅猛趋势，胡平等人的名字和他们孜孜以求的自由主义信念正在被愈来愈多的国人知晓。
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斗士，胡平偶尔也发出一些情绪化的尖刻话语，而我更为欣赏和敬重的是作为沉着思索、冷静分析、富有创见的思想者和学者的胡平。
大陆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引入了包括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观念，利益集团的分化引发社会公正的危机也使得自由主义宪政理念开始慢慢被中国法学界重视。在分化的执政党内，一批早年受过五四自由民主氛围熏陶的老共产党人开始反思和认可自由主义的价值。
在早年《青年论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失踪多年后，中国大陆正静悄悄等待着另一个应运而生的自由主义领军人。
1998年，在纪念北大一百周年的日子，这个人物登场了，他便是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
没有证据显示胡平的自由主义理念构成李慎之晚年自由主义信念的思想资源。但无容置疑，胡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了影响李慎之的一批中年学者。
他们之中直接影响李慎之的有：徐友渔由对法兰克学派的研究率先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朱学勤由法国大革命的剖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大力宣扬；刘军宁由自由主义宪政设计的研究对个人主义的强调；秦晖由社会公正的关注对奴役和强夺的抨击。5除此之外，知识界胡适、陈独秀研究的新成果；陈敏之对顾准、谢泳对储安平、陆建东对陈寅恪、冯崇义对罗素的重新发现以及崔卫平对东欧哈维尔等自由主义者的推介；王毅对皇权专制主义历史的见解；刘晓波对极权主义的痛斥；余杰对谎言的鞭鞑……加之与许良英、李锐、王若水、吴祖光等挚友的思想交流都各在某些方面影响和促成了李慎之从共产主义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转换。
在李慎之直接交往的三个人际圈子里，中青年是他汲取自由主义资源最多的一群。在广泛汲取和仔细消化之后，李慎之以自己丰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力将这些资源养分化为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使自己得以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审视和阐述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
早年的胡平因传播自由主义理念而浪迹天涯，李慎之因宣扬自由主义理念而丢官。作为一介平民，胡平连回大陆为老母送终的自由都被剥夺；作为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李慎之连发表自己的文章都要化名。最看重自由的人无法享有最基本的权利，他们内心的重负可想而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坎坷命运更是一目了然。
从胡平到李慎之，活着的，逝去的；承前的，启后的，他们的人生轨迹应可在海内外国人的心头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以理性和?容为明显外部特征、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实践证明是“最不坏”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何以在中国如此步履维艰？在置身于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的两端，我们的角色位置如何？我们将往何处去？中国将往何处去？
注：
1《李慎之、杜维明对话录》，《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P162
2 胡平：《自由，对中国前途的展望》
3《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4《恐惧、残酷与自由主义》，《北京之春》，2004年3期
5 徐友渔：《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2004-3-13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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