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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国家前途的改变，戴晴都是把它和“资源分配”这样一个概念连接起来看的。她认为，“我们以前设计过很多方案，比如共产党分裂，体制内生长出一个反对力量来、民主运动等等，现在看起来，都没戏了。共产党把政权抓得死死的，怎么可能？”所以，她现在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就是分治：各个省、地区分治。也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讲法，联邦制度。“当然，这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她认为，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来，民国早期的联省自治是一个很好的实验，但可惜最后没有进行下去，被孙中山给终结了。“我们现在讲军阀，好像都是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都给丑化成什么样子了？其实像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这都是非常精彩的人物，在他们的治理下，对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资源的保护、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知道比现在好多少倍。”联邦制度，她认为，就是一个调整市场、调整资源的重新分配的过程。
至于目前中国对于联邦制度的认识，她认为有一个很长的学术普及的过程。“中国人的大一统、开疆拓土的观念，实在是太顽固了，很难改变。”而现在对于联邦制度，仅仅是一个停留在一个“学术界研究的层次上，有多少个老百姓知道联邦制度的含义和作用？”
即使是在“解放后”的中国，也产生过一些对于地方权力的抗争。比如，三门峡就曾经有一些地方官，为了争取地方的利益而闹事，“甚至闹到了老毛那里，当然最后是没闹成。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不过，她一贯的“悲观主义”对于联邦制的前途也是适用的。她并不期待它能够真正地发生，而只是期望“闷热的铁屋子，有一股清凉的风拂过”，对于她就已经足够了。
在网络上，有一个署名“胡楠”的人写了一篇有关戴晴的评论，题目就是《戴晴，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显然，也同样被成为“民运分子”的戴晴，却是在所有的“民运分子”中受到“民运分子”攻击最多的人。在网络上，有《知识分子戴晴之死》、有《戴晴先吃掉了自己的良心》，有《戴晴失在她的“贵族”心态上》等等。事实上，对于戴晴的攻击，主要来源于两个问题：第一，是她公开宣称天安门事件“不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二，是她认为应该给温家宝一些时间。
对于对她的攻击，戴晴说“其实我是不想辩解的。我只说我想说的话，别人想怎么说，那就由他去”。
我问她，人们认为你也是一个民运分子，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她回答说：“我从来不是和他们一起的，我决不是民运的一份子。”她说，1989年的时候，在知识分子联络站，那些人就已经在分配权力，谁当总理，谁当副总理，什么王丹管教育，吾尔开希管体育。他们的目标是政权，而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雄心。我是一个纳税人，我有权批评政府，有权对他们的对错指手画脚，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她说，她忍受不了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的不诚实。有一次，她坐在王超华的旁边，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看到的历史真相说出来。你能不能把你看到的真实地说出来？”但是王却坚决地拒绝了，说我现在不方便说，也不想说。
戴晴在说到海外民运的时候，批评是尖锐的。她说，其实她对于魏京生的评价，从来就高过于一些学生领袖。
戴晴说，她认为该妥协的时候就要妥协。比如每年六四的时候，当局都会加强对她的“监管”，一般就会拖个破汽车堵在她的门口。当时王丹就绝食抗议，于是就“保外就医”了。但是她不一样，她就让他们呆着，还和他们交朋友。比如有一个便衣警察，甚至后来向她借书看。“有一次有球赛，便衣想去看。就给我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他的电话。说：‘戴老师，我想去看球。这样，您如果要出去的话，给我打个电话。’”她说，如果对抗的话，那么唯一的道路就是出国，“但是我要留在北京，我要继续观察，继续写作。这种对抗没有什么意义，不如妥协或者接受。”
她说，其实如果她申请绿卡的话，恐怕早就出国了。但是，她认为“别人同情你，你要善用别人的同情，而不是利用别人的同情来给你自己解决生活问题。这样的话，同情也就不值钱了。”当然，她说，这里也有个人内心尊严问题。
2003年，也曾经在中共党内生存的李慎之先生逝世，戴晴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题目是《讲真话，尊严地活着》。或者，这也可以说是戴晴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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