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帝国”论与“给中共建言书”/甄言

     今年元旦过后，刚刚度过这一艰难之年，全世界还在为先在武汉爆发，后在全世界扩散的新冠所困扰，苦苦抗争，上海传来因报导武汉疫情被抓，已经绝食数月的张展女士被判刑的消息。在贵网站上读到张博树、李伟东，邓聿文撰写，由刘亚伟等旅美学者背书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建言书以及两个附件。读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写成此文，如贵网站也能发表，深表感谢。

     首先，我们这里不对这些作者的个人动机做任何猜测，假设他们都是用心良苦，为天下苍生着想，但有些问题还是让人费解。据他们自己介绍，他们过去多少都是体制内的学者，但因各种原因，包括他们的一些批评立场而选择或者不得已在美国生活。显然，这些先生是有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对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有体认或是受到其压迫，才背井离乡，寻找自由。据报导邓先生个人在国内辛苦积攒的稿费钱都被官方扣押，账号被封，让人深表同情。

     但今天这些先生却写出这样一份文件，以为中共领导人听到、读到他们的建议就会改邪归正，洗心革面立刻着手改革，实行他们所主张这些政治改革措施，这实在让人感觉有些矛盾或不解。他们所谓对中共的理解到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对中共维护自己权力的坚持，对维护权力所能做出的恶行缺乏基本的判断？想想一九八九年当时的学生难道不是和平地建言要求改革而遭屠杀的吗？其实他们不需要提出什么关于改革国家命运的建言，仅就中共官方是否可以就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改善一下做法，先试着提些建议，看看能否被接收，设想如果连他们个人待遇这样不涉及权力的改变的小事的建言与要求都不会受到理睬，那他们做这样关于国家命运的给中共的建言又有何益，是不是在做无用功？怎么可能还指望中共会在涉及其利益、权力的分配的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

   其次，除去就中国改革事务的建言让人费解，就中美关系、国际事务上的一些建言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在关于中美关系的建言书上，这些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在价值观领域，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原则，对中共在中国国内推行的专制政策继续予以批评、揭露，对红色帝国对外的威权模式输出，继续予以警醒、抵制。但在国家关系领域，停止美中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对抗和相互攻击，学会换位思考，彼此尊重，且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尽力合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局部问题上认可这种提法，比如事关全球的气候与生态等问题，可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的逻辑错误是 : 在所谓的国家关系领域，停止作为“民族国家的对抗相互攻击“中，包不包括他们上面提及的对威权模式输出的反应，他们认可的对这种威权模式输出的抵制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上与他们提倡的尊重相协调；美国又要怎样的换位思考、站到北京的立场去想问题才是符合他们所谓对北京政权的尊重的标准。按他们的逻辑，如果在三十年代，是不是也要尊重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的民族国家，不要与其对抗与攻击？

     也许这些作者会认为只要北京政权不侵犯他人就应该尊重，但又说要对中国国内的专制政策予以批评、揭露，那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对抗？而以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以及现存的各种威权与极权体制的行为都告诉我们：威权尤其是极权的体制，很难遏制其对外扩张的企图，面对北京近些年推行的各种极具扩张性质的对外政策，这些作者需要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认识，他们是认定西方尤其是美国是遏制过多了还是不足？

这些作者称“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获得周边安全，中共就当减少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制，内部体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 但问题是，什么叫中国获得“周边安全“？是中国造成周边他人的安全危机感陡生，还是中国自己现在受到他人的威胁急剧升高？是不是某种潜意识的”爱国情怀“扭曲了他们判断的标准，他们或许总是认为别人在欺负中国？而中国从不欺负他人？而且，这种逻辑暗含着一种非常不道德也不是事实的逻辑：中国多年对内部意见的压制，是因为外部安全受到威胁。试问：一个弱女子张展在武汉尽公民的责任报导疫情，绝食数月，要被起诉判刑，请问这是因为周边安全的压力？作者们的逻辑是世界各国都放弃对北京政权的压力，中共就自然会让自由之路在中国敞开，那么请问八九年天安门镇压时代，美国与中国尚处于蜜月期，甚至前苏联都与中共改善了关系。那么为何中共对自由化的要求要血腥镇压？没有外界的安全压力，本应该不压制不同意见表达才是。即便九十年代以来，外部环境基本良好，中共对异议人士、异议意见的打压也没有停止，虽然不如习主政以来这般恶化，但那说到底恰恰是当时外部有压力，中共自知实力不足，且在六四镇压后希望改善国际环境，维系其生存，”放低身段“使然。那也是国内在六四镇压后面临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做出的某些调整。

  建言书的作者和为此建言背书者许多是学者甚至国际关系的教授，但逻辑的混乱甚至是违背事实的说法很多，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如说 : “当域外国家的军事威胁减少时，中国南沙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亦应减缓或停止，以便创造和南海周边国家互信、合作的氛围。“是北京在南海不顾国际法及国际的反响、甚至是违背自己原先的承诺实行军事化建设在先，人家有反应包括军事反应在后；还是相反，这恐怕是先要澄清的事实。而这些作者偏偏要给出一个相反的逻辑，卸掉北京政权该有的责任，将其解释为是外部有压力然后才有中国的一种反应。

   再如，  就香港问题，建议书作者这样写到  “我们理解，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有预谋有组织的分裂国家之行为，我们也不赞成各类“港独”主张。然而，北京无意兑现香港“双普选”的庄严承诺，无视香港争取民主的普遍民意，是导致香港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此外，香港问题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北京与西方各国政府政权性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及这个对立基础上的相互恶斗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就香港问题推出一系列制裁，北京则以捍卫民族国家尊严为由予以抵制、施以反制裁，凡此均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那么我们不理解的是，这些作者到底知不知道所谓的“港独” 是怎么出现的？香港人的爱国情怀从历史上讲就绝不会比许多人少，那是北京的言而无信，不给香港人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的保证才逼出来的极端反应。在他们的看法，西方民主国家在香港问题的反应应该是怎样的？认可北京不仅不兑现自己”双普选“庄严承诺、且一步步蚕食自由最终甚至粗暴地撕毁”一国两制“制度，西方毫无反应是应该的，负责任的行为？那是不是会鼓励北京更加肆无忌弹的行为如下一步侵犯台湾呢 ?  

  说到台湾，这些作者几乎是在鼓吹一种美国应该放弃台湾的立场，这尤其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不仅事实上有违他们自己宣称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立场，也对国际地缘政治缺乏必要的认识。用他们的话讲“我们都是有体制内多年经历的知识分子，对中共中央决策机构的这种盘算是完全清楚的”的人，那他们真心认为如果美国放弃协助台湾自我保护，北京现政权会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吗？摆在眼前的香港的例子，这些作者都不去看，却能想象出一种北京慈善的政策，能在未来尊重台湾人民的自由，这是不是太天真了？他们的体制经验都到哪里去了？

这建言书中的主要作者之一李伟东先生过去曾提出过中共正在试图建设“红色帝国“ 的看法，在本人看来，那倒是一个很中肯、很有些力道的判断。李先生要回答的问题是：他这个判读是否还成立。如果是否定的，那是因为他自己改变了看法还是北京的做法改变了？如果是肯定的，那对这样一个意图在中国与世界上建设”红色帝国“的政权提什么政治改革建言书，是不是有些矛盾，糊涂甚至是幼稚？一个想建设”红色帝国“的政权及其政治人物，会落实李先生这样的政治自由化的建议？且不说中国没有政治自由的实践及相关制度，就是历史上即便有过的如德国，当做”第三帝国“的蓝图在希特勒这样的人物的想法中酝酿，开始落实，政治上现存的政治自由成分都要被取消，怎么能指望中共的现领导人会有如此的良善意愿，一面准备实现”红色帝国“的中国大梦，一面无中生有要给与中国人民实现政治自由的权利？”红色帝国“ 的逻辑与民主与自由的逻辑根本不相容这一点，李先生包括其他作者和背书人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意忽略？这些作者最致命的误区可能就在于：忽略对中共这样一个政权性质的分析，将与北京政权的博弈，轻描淡写地看成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彼此间一样的博弈。这或许是他们立论中许多混乱逻辑无法自洽的一个根本。

所有建议书中提及的建议，包括所谓第三共和、邦联等基本上都是老调重弹，二三十年前国内包括海外的一些学者据本人有限的了解都早已有过讨论，建议过不知多少。这些作者或许可以去做做相关的基本的功课。那些建议的成效如何？或许这才是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依然在推动这些建言能最终实现的机制与动力。而在这些建言书中完全没有，只寄望中共领导人的好意与胸怀远见。我们不想怀疑这些人士对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苦心，任何对中国未来抱善意的人士也都会希望中共能听各种建言，能改过自新，启动真正的改革。但现在，能指望不要因点不同意见就删帖抓人就已经不错了。正如这些作者正确地指出，中国民主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也正因此，需要耐心，坚忍，不断地奋斗与牺牲，长期地累积成果。理性的讨论，培养一种理性的精神当然是需要的，但那不等于“跪求民主“，靠什么建言书能达成目的。当年天安门广场的下跪与绝食自残式的恳求，并没有换来学生们所希望看到的。这些作者们的思路是不是该换了？知识分子想做为民族未来开辟道路的精神领袖，设计师，这无可厚非，不过切忌找错自己的定位，保持一种独立十分关键，不要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笑柄。

 至于该怎样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是另一篇困难的大题目，本人这里暂不展开讨论，只先指出一点：外部与内部的压力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内外部压力形成的机制、运用的策略、条件，后果等，也容以后再讨论。顺便说一句，许多转型文献也多有讨论，这些作者是不是也该去多了解一些。